中國左拉之待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中國左拉之待望》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一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為爭路問題，鬧了四五個月的四川，終竟獨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場前，高等學堂東鄰的分設中學裡面，有一群早把頭髮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學生簇擁向校長室去。承頭的幾人，手裡是拿着剪子的。
校長姓都，綽號叫「喇嘛」——這是他所固有的綽號，並不是取於學生，也不知道緣何而取。他的宦氣十足，平常待學生也很嚴，大家是不大高興他的。但在反正前後，學生的氣勢高漲了起來，他的威嚴也就掃地無存了。
學生們簇擁向他居室去的企圖，是想要征服他頭上的辮子。
起初是勸誘，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裡走了出來。學生們又簇擁着跟在他的後面。
校長頭上戴的是平頂便帽，有一個紅色的小珊瑚頂子。假使是平時，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兩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顧時，頸子雖機械式地向兩側轉動，而那很帖服的一條髮辮，垂在背心，僅僅靠着彈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須，略略顫動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應着「改玉改步」的古話，校長被剪子威脅着趕出房外來時，是放着小跑的。養尊處優慣了的辮子，似乎也感覺到了自己的命運。不勝其驚惶，離開了校長的背，在空中飛揚起來。那樣，便被逼在後面的一位學生，一把抓着。
本來是帶着赤銅色的校長臉，脹得來就像一副豬肝。
——你們，你們，咎個這，這，這，這樣……。校長急湊着說，似乎想說出一聲「無理取鬧」，但都格塞着了。
——喀欽，喀欽！「今日之事我為政」的學生們哪管得你許多，兩剪子便把我們的校長弄成了名實相符的「喇嘛」。
校長把剪下來的辮子要回了自己的手裡，就像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樣，呈着個快要流淚的慈悲的面孔，走進了自己的方丈。
學生們正在高興着凱歌的時候，由校外又走來一位通學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臉的Acne Vulgaris（俗稱「燒瘡」）和一雙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進來，學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辮子剪了嗎？
——唬，你們看！他把那素結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來，露出了一個「拿破崙頭」。
——啞！精公畢竟「精緻」！
好些人在這樣鵲噪着，但是精公卻被少數相好的簇擁着向後院走去了。只聽那裡面有的人在說：
——喂，我們趕快進寢室去，把你昨天說的小說繼續說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讀到《大波》、《暴風雨前》、《死水微瀾》這一聯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從我的日記中把讀這些著作時的日期和感觸，摘錄出來吧。
——五月九日
午後劉弱水來，攜來李劫人小說若干冊（案即上述三種著作）。
夜讀李著《大波》，表現法雖舊式，但頗親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語，尤倍覺親切。
——五月十日
終日讀《大波》。時坐紫薇花樹節讀之。筆調甚堅實，唯稍嫌舊式。
續讀李作《暴風雨前》。
十二日
齒痛，用食頗不如意，竟日讀《暴風雨前》畢。李君確有大家風度，文筆自由自在，時代及環境的刻畫均逼真。中國文壇竟無人提起，殊屬異事。擬作文以論之。
十三日
讀《死水微瀾》。
十五日
整日讀《死水微瀾》畢，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讀那三種著作時的簡單而直率的記錄了。有日期中斷處，是因為在做着別種工作的。
三部書合計起來怕有四十五萬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這樣連續着破天的工夫來讀小說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沒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時代，讀《紅樓夢》、《花月痕》之類的舊小說，讀林琴南譯的歐美小說，在那時，是有過那樣的情形的。然而，那樣的情形是二三十年來所沒有的事了。單只說這一點，便可以知道李劼人的小說是怎樣地把我感動了的。
據劉弱水說，李的創作計劃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魯弓·馬卡爾叢書》。每部都可以獨立，但各部都互相聯繫。他要一貫地寫下去，將來不知還要寫多少。
是的，據我所讀了的這三部著作看來，便分明是有聯繫的作品。整個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時代是四五十年前以來。《大波》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寫的是辛亥年的四川爭路的經過。《暴風雨前》寫的是其前五六年間的啟蒙時代。《死水微瀾》是更其前數年間的痼閉時代。如那題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詩樣的字面來，把各個時代象徵着的。
作者的規模之宏大已經相當地足以驚人，而各個時代的主流及其遞禪，地方上的風土氣韻，各個階層的人物之生活樣式，心理狀態，言語口吻，無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虧他研究得那樣透闢，描寫得那樣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羨慕的筆，自由自在地，寫去寫來，寫來寫去，時而渾厚，時而細膩，時而浩浩蕩蕩，時而曲曲折折，寫人恰如其人，寫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異，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確的事實為骨幹，憑藉着各種的典型人物，把過去了的時代，活鮮鮮地形象化了出來。真真是可以令人羨慕的筆！
作者似乎是可以稱為一位健全的寫實主義者。他把社會的現實緊握着，絲毫也不肯放鬆，儘管也在描寫黑暗面，儘管也在刻畫性行為，但他有他一貫的正義感和進化觀，他的作品的論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藝術的比重之上。他對於社會的愚昧、因襲、詐偽、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極盡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點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熱誠。在社會的正義被醜惡的積習所顛倒了的時候，作者的平直的筆往往會流而為憤慨，流而為譏嘲，然而並不便燥性地流而為幻滅。社會是進化着的，人間的積惡隨着世代的開明終可以有改善的一天，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着的信條，有了這樣的信條，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們人類所需要的究竟是富於滋養的稻粱，而不必是富於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點是筆調的「稍嫌舊式」。但這「稍嫌舊式」之處，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異，而且自信過人之處，也說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時便要全靠着出奇以致勝的一樣，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愛弄奇筆，愛在文字的末梢上講求技巧，以掩蓋自己的空虛。而作者卻不然，他是有「真力瀰漫萬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梢技巧，其有也，在他自會是錦上添花；其無也，倒也無傷乎其為四川大綢。古人稱頌杜甫的詩為「詩史」，我是想稱頌劫人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說的近代《華陽國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嘆「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我覺得這問題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說，偉大的作品，中國已經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卻有點奇怪。中國的文壇上，喊着寫實主義，喊着大眾文學，喊着大眾語運動，喊着偉大的作品已經有好幾年，像李劫人這樣寫實的大眾文學家，用着大眾語寫着相當偉大的作品的作家，卻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劫人還有一部小說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瀾》後面看見廣告，那兒有這樣的幾句話：「同情，我在國內把它尋覓多少年，完全白費了功夫，到處遇見的只是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何等的失望。」這大約是從作者的序文中摘出來的吧？是多麼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為文藝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這兒的，而中國文壇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這兒的。
三
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九）我在故鄉的嘉定府中學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設中學的三年級的丙班。劫人也就是那兒的丙班生了。
劫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時候，他似乎是丁父憂，雖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愛修潔的。因此在同學間便博得了一個綽號，叫着「精緻」。這「精緻」再加以敬稱或者愛稱，便成為「精公」了。
中學時代的精公已經是嗜好小說的。在當時凡是可以命名為小說而能夠到手的東西，無論新舊，無論文白，無論著譯，他似乎是沒有不讀的。他的記憶力很強，新讀過的小說能頗詳細地重述出來，如是翻譯的外國小說，他連一些極估屈的人名都能記憶。反正當時的成都學校是罷了課的，他是讀通學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學校里來。來——是為了什麼呢？不外是被幾個相好的纏着，在寢室里就和說評書一樣說他所讀的小說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舊有的同學自然是始終都有些糯粳不相適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沒有怎樣的深交。不過在他說小說的時候，我總是在場的。還有，在同學間如要鬧什麼文字上的玩意兒的時候，或者撞詩鐘，或者對神仙對子，或者次韻杜甫秋興八首，大抵總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說也能作詩詞，大約就是因他愛讀小說吧，他做國文時也每每愛用些小說筆調，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們的一位國文教習「漩翁」先生的斥責。這「漩翁」也是綽號，是起因於先生之講蘇子瞻的《留侯論》。那兒一起的幾句話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先生坐在講壇上拖長聲音一口氣讀了下來。接着便說：文章一起便是這樣的一個大漩渦兒。他的伸着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個大漩渦。從斑白的鬍子下流出的聲音也打了一個漩渦，踞在頸子上的頭，嵌在額下的兩隻眼睛，都各個打了一個大漩渦。於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錫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於精公之稗官小說體當然不能滿意。記得在趙爾豐將要取出高壓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過一道論時事的國文題，對當時的民眾運動頗有微詞。精公的課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寫在第一頁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幾句唐詩，便是那「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這已經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論及保路同志會的戰死者，竟有「其人雖死血猶香」之句，你想，這在當時怎麼能夠通得過去呢？文捲髮下，在批語上不用說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說：「精公用字不通，而且幾近胡鬧」。這使精公的一片燒疙瘩的臉也會氣得來板起了石榴皮。他連那課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來，替他加了許多項批後贊，在同學中傳觀。這一來便把同學中好弄文筆的人又挑動了，你來一篇頌辭，我來一首贊詩，甲在模仿《陋室銘》，乙在效擬《獲鱗解》，四六體，《滿江紅》，不久之間便把那一本課卷完全寫滿了。這本課卷，我在年假回家時，是和着我自己的一些課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張其濟（伯安）家裡的，說不定還沒有焚毀。假如那能流傳得出來，我相信會是足夠「幽默」的一種寶貝。
反正後，分設中學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兩班人，五年級與四年級，一同歸併在成都府中學的新甲新乙兩班裡，四班人成為一班，濟濟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們在那兒又住了一年算把舊制的五年中學弄畢了業，我們要算是這種制度的殿軍。在快要畢業的時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屬丁班，但同時畢業）邀到他家裡去過一次，但印象卻很模糊了。
中學畢業後，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來沒有重人過夔門一步。精公呢？聽說後來到過巴黎，聽說前兩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學當過教授，現在聽說是賦閒在家裡。彼此不通聞問者，也算有二十幾年。
這，便是我和李劫人的以往的關係。在舊時的少數的同學裡面，這關係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會有一個人知道，如不經我提起。
四
精公的小說，我沒有那樣的時間，來作細細的剖解，讀者如有意，還是請自己去讀閱吧。讀了如一點也不感覺趣味，我願意受責。如有人狃於黨派的見解，要信口雌黃，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着一種立特牟斯紙的態度，遇着酸性變成紅色，遇着鹼性變成藍色，好的說他好，壞的說他壞，如此而已。
我於精公毫無貪圖，精公已有大書局替他出書，得到我的批評也不見得會有怎樣的好處。不過我總覺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們的社會是應該給予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儘量發揮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溫暖的日光一樣，作家實在需要「同情」的鼓勵，儘管有倔強的人，口頭筆上反對「同情」這種字面，其實那是饑渴於「同情」的反語。「到處遇見的只是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幾位呢？為文化的前途設想，我總希望我們的作家在可能的範圍內少見些冰霜。
是的，我這或許也怕不免是出於阿好。因為精公是我的老同學，而他所描寫的是我的故鄉。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經歷過的生活，例如青羊宮看花會，草堂寺餵魚，勸業場吃茶，望江樓飲酒，鐵路公司聽演說流淚，後院講堂罵土端公……這些幾乎沒入了忘卻的深淵裡的過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筆替我復活了轉來。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為局外的人所不能領略的。
別的且不說，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寫的中學堂監督土端公吧。
講博物課的郝又三把課本丟開講了一大篇推倒滿清的革命的宣傳。
「郝又三還要說下去時，忽從窗口上看見那個綽號土端公的監督，一搖一擺的從對過講堂門口走來。監督也是一個舉人，捐了個內閣中書銜，平日講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錢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黨，維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連忙打開教科書，似乎繼續在講的一般，說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學生們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覺得這話真乃聞所未聞……於是監督便弓腰駝背的站住了。」（二十五頁）
這所寫的，分明就是分設中學堂的監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講博物的郝又三其實是講代數幾何的劉光漢，作者是發揮了他的創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這兒不願意作更詳細的索引，還是請讓我繼續着追蹤他所描寫的監督。
「土端公的嚴厲已經有過成例：上學期開學時一個開江縣的學生，原本算着日子，可以在開學前半天快到的。因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開學那天的傍晚，才趕到北門外，偏偏關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點鐘的時候才到學堂。論起理來，這逾期本可以原諒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點不通融，說他違犯了學堂章程，理應斥退。那學生說了多少好話，又請了幾個沒甚勢力的人寫信來說情，還是不准，那學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軍小學堂，而犧牲了兩年的成績。」（二〇〇頁）
這也是實際的事實，那個學生的面目我還能仿佛，但名姓可記不得了。再看他所寫的在保路同志會成立時，監督失掉了威勢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學堂的時候，罷課的條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貼滿了。卻不見一個學生。
他很是詫異，心想：今天的事體真反常呀！問到一個小工，方知學生們全在梯級式的理化講堂中開會，說是監督監學教務都在那裡。
他剛剛轉過後院，隔着一塊槐蔭滿地的空壩，已聽見講堂上有好些聲音，同時大喊着在講什麼，其間就有土端公的討厭聲音。可怪的是……幾乎一句話里必有一個『諸君』。
……這倒要望諸君原諒了！……我並不是要干涉諸君，不要諸君發起這會……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過……我只要求諸君一件！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還是該顧到章程！……
——滾你媽的！這一聲最尖了，比機器局的汽哨還尖。同時好多聲音：我們全明白你的話！……好了，沒有你的事！……我們不會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別個學堂不成立同志會，我們自會解散的。……
土端公誠惶誠恐的，帶着三個監學，一個教務，從講堂門走了出來。背脊越發彎了，兩手垂到屁股後了，眼睛看着地下，臉上含着微笑，比上年劉提學使到學堂來視察時，他恭迎到大門外的模樣，還要卑下些。」（二二二頁）
這些也都是事實。那個「槐蔭後院」就是分設中學的寢室所處了，絕的是一座西式的理化講堂，分設中學成立同志會時的確是在那兒開會的，而且在傍晚的時候。不過那後院裡所有的樹木，我記得是梧桐而不是槐樹。
再抄一節。
「一個姓鄔的學生就最不守規則。有土端公在場，他一定要做些花樣出來，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輕蔑的情意的。叫不要咳嗽，他還要大聲地咳幾聲，叫大家留心聽話，他總東張西望的擺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態度。顯然無一事不在與土端公故意搗亂，而土端公是裝着沒有看見聽見。僅一次，把他叫到房間裡，輕言細語勸他：『你才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對於師長，總要恭順一點才好！』他反而惡聲地喊道：『我的脾氣是這樣的！』眾人看見如此情形，又因那學生同眾人恰好，又極能受人的欺負，大家打聽下來，才知道那學生的哥哥恰是土端公的頂頭上司。他為了這個監督位置，曾不警覺那學生在旁邊，而向着他哥哥磕了無數的頭，請了無數的安，說了無數不好聽的話。他受恩深重，如何敢不讓這位小英雄故意侮謾他呢？就他自己，也不惜當着眾學生這樣的表示道：『小鄔，你太欺侮我了！我若不看你哥哥面上，我真要把你棄如腐鼠了！』」（二〇〇一頁）
這「小鄔」似乎就是二十幾年前的我了，雖然事實也有些不盡相符，說我「同眾人恰好，又極能受人的欺負」，我自己是有點慚愧的。事實上我對於「眾人」並不必「恰好」，而「眾人」對於我也未見得便肯「欺負」，我自己倒是一個幸運兒，讀了精公的作品，我是倍加感覺着的。
我的成績很有限，而我所「遇見的」倒和精公不同，是「同情」的多而「欺負」的少，所以我這人是樂觀的，一點也不感覺着「失望」。這，怕也就是我的淺薄的地方吧。
然而精公實在值得人佩服。他有那樣的成績，而他「到處遇見的只是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然而，他卻並不因而流於死心塌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地屹立了起來，在「死水」中攪起了「微瀾」，在「大波」前喚起了「暴風雨」。這毅力！這實在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我現在要恢復二十幾年前的童心，在這兒向芙蓉城內的作者叫出：
——精公，一點也不要失望！請趕快把你的新《魯弓·馬卡爾叢書》，逐一逐二地寫出！[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