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糧食地圖：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守護的飯碗從哪兒來？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袁隆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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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糧食地圖：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守護的飯碗從哪兒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事關國運民生，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從古至今，糧食問題都是大問題，它關係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一飯一粥，也當思來之不易，因此，吃播「大胃王」浪費食物的行為不值得提倡。[1]
從古代到現代，中國的糧食地圖，發生了哪些變化？
一古代糧食地圖：南方逐漸超過北方
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夏商時期，黃河流域主要糧食作物是黍、稷。雖然當時已經種植小麥，但是麥的生長需要一定的灌溉條件，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還不可能在糧食中占主要地位。到了西周，水稻異軍突起，在西至渭水中游，北至關中盆地北緣、汾河中游，東至泗水流域的廣大範圍內普遍種植。當時關中平原水資源比較豐沛，成為重要水稻產地，《詩經》曾記載，「十月獲稻，為此春酒」，「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在西安市西豐、鎬間。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興修水利，如西門豹、史起引漳灌鄴，「終古舄鹵兮生稻粱」。中國的農業水平突飛猛進，耕地面積不斷擴大，形成了四個重要農業區：關中農業區、關東農業區、江淮農業區、成都平原農業區。其中，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關中農業區和關東農業區是全國的主要農業區。
秦漢時期，由於灌溉條件的改善，麥類種植尤其是冬麥種植得到很大發展。西漢中期，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在關中地區大力推廣冬麥種植。西漢末氾勝之「教田三輔」，在推廣種麥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績，目前，在黃河流域已發現不少漢朝麥作遺存。同時在南方的「楚越之地」，隨着人口的增加和農田水利的開發，水稻生產也不斷增長。巴蜀、江南、淮南、南陽、漢中等都是當時重要的稻產區。在北方，農田水利的發展也導致水稻的擴展，利用河水淤灌鹽鹼地往往是和改種水稻相結合的。
隋唐時期，大一統政權結束了分裂割據的局面，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和平的環境。關中地區由於是京畿之地，加上政府又重視水利工程的建設，成為全國最主要的糧食產地。
安史之亂以後，中原板蕩，北方人民大量南移，促進了南方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北方最重要的農業區河北、河南兩道處於分裂割據與半割據狀態，戰禍連綿，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朝廷只得依賴南方的糧食「北運」。唐肅宗時理財名臣劉晏，便因能整理漕運，使南糧順利北運而名噪一時。貞元八年 （792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湖南、江西諸州，也「出米至多，豐熟之時，價亦極賤」。湖南的「潭、桂、衡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所以當時就有「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說法。
北宋時期，南北農作物品種得到交流，北方的粟、麥、豆等傳到南方，南方的優良稻種傳到北方；越南引入的占城稻，從福建推廣到江淮流域。耕地面積擴大，梯田、圩田、沙田大量開闢。靖康之亂後，北方人民大量南遷，完成了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的農業生產開始碾壓北方。水稻成為南宋第一位的糧食作物，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稻米生產居全國首位，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此外，地處偏遠的兩廣地區，糧食生產也有了巨大進步，尤其是珠江流域，由於自然條件優越，成為又一個水稻主產區，「土曠人稀，不富蠶桑之業；山環水繞，頗為魚稻之鄉。」
明清時期，江漢平原則成為全國最主要糧食輸出地。湖廣省在明中葉已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諺稱。到了清朝，這一諺傳更為很多人所樂道，甚至連皇帝也不例外。兩湖的糧食高產區主要分布在沿長江、洞庭湖以及漢江與湘、資、澧、沅諸水下游平原區，高產記錄像湖北江陵縣，「附郭膏腴之田，每畝收穫不下五六石」。清朝糧食生產大發展的還有四川，那裡的成都平原號稱天府之國。明清鼎革之際，曾給四川經濟造成很大的破壞，都江堰灌區處於嚴重失修狀態。清政府為吸引外來勞動力進川，曾發布了各種優待政策，並出現了「湖廣填四川」的說法。這些從兩湖、閩粵以及其他省份到來的農民，不但是一批勞動生力軍，同時也帶去了不少好的生產技術和新農作物品種，及至雍正時，已有「產米之鄉」的美譽，並被人稱之謂「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當時成都平原的水稻畝產達到4-5石、6-7石，就全省水平而言，與兩湖相差不遠。再有像中國台灣的開發，以及廣西成為糧食輸出省等等，都說明清朝糧食生產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元明清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而糧食主產區幾乎都在南方，因此漕運成為北京主要的糧食來源。明朝「漕糧歲入四百萬石」，成化年間，則「通計兌運、改運加耗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清朝，北京城人口眾多，而且還有不少八旗官兵，糧食的供給自然是頭等大事，然而隨着運河裡泥沙的淤積以及其他因素，漕運效果並不理想，道光、咸豐年間，北京還出現過糧荒
然而，「南糧北運」不能概括北京的所有糧食來源。當時，清政府還積極開闢更遠的北方地區的糧食供應市場。奉天、綏遠等地的農業生產發展很快，糧食產量遠遠超過本地人的需求，於是朝廷便鼓勵糧商販運糧食到北京。同時還派官員赴北京周邊省份「招商販運米糧，由天津、通州轉運來京，接濟民食」，還諭令糧商沿途經過地方都可以免交過路費。各地政府也響應中央號召，廣泛張貼告示，鼓勵商販運糧進京。
通過一系列措施，北京周邊的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等地逐漸成為供應北京糧食的基地。清末，隨着商業的不斷發展，中央政府還通過輪船招商局，赴江浙、湖廣等地購買大米。這樣一來，使北京的供糧渠道增多，糧食供給也有了更多保障。
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在古代，糧食是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物資。兩國交兵，拼的就是綜合國力，而當時綜合國力中最重要一個指標就是糧食生產能力和糧食儲備能力。畢竟動不動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拼殺，對於糧草的消耗極大。
秦朝統一天下的關鍵原因就在於糧食充足，積粟如丘山，遠超其他六國。秦律記載，秦國境內到處都有萬石一積的糧倉，甚至咸陽的糧倉儲存有10萬石糧食。秦自商鞅變法後就重視水利和水運物流，關中的地理形勢也具備水運的條件。《戰國策·楚策一》記載：「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敷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扦關。」
正是擁有堆積如山的糧食和便利的糧食輸送能力，秦軍才能以數十萬披甲南征北戰，所向無敵。後來，隋朝能夠統一天下也是因為糧食充足，隋朝倉庫的米直到唐朝建國二十年還在吃。
因此在中國古代，朝廷尤其重視戰爭時期的糧食問題。「深挖洞，廣積糧，高築牆」則是朱元璋打天下的方針。元末時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與「廣積糧」是有一定關係的。
如果朝廷解決不好戰爭時期的糧食問題，會導致糧價上漲，民心渙散。明朝萬曆初年及其後不到半個世紀，遼東的粟價上漲近十倍。遼東地處關外，作為明朝的邊防重鎮，駐紮大量的軍隊，後期又與後金戰事不斷，對糧食的需求常常是求大於供。即使與萬曆元年、萬曆六年、萬曆十四年這樣的災荒之年相比，當時粟價是每斗二三錢，有的達六七錢，也上漲了近十倍。最終，明朝政府的糧食儲備無法再供應遼東戰事。
此外，歷史上許多戰役，都有一方後勤和糧草被截斷而軍心離散。三國時期，最為著名的官渡之戰，赤壁之戰，諸葛亮六出祁山等，都因糧草決定勝負。
三現代糧食地圖：北糧南運
自改革開放以來，曾經肥沃的魚米之鄉，即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從傳統的糧食主產區，轉型成為現代化的工業重鎮。由於這兩個地區工業化、城鎮化的速度太快，導致耕地減少的速度加快，糧食產量下降。另外，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業內部結構已經調整，農民更傾向於種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花果以及一些經濟作物，比如福建安溪就有很多人種植茶葉；福建、浙江以山地丘陵為主，農村很多地方平均一戶不到一畝耕地，糧食生產沒有規模效應。
與此相對，那些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部地區，則轉型成為糧食主產區。於是，中國的糧食生產向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個省份集中。其中，富有黑土地的黑龍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糧食產區，中國50%以上的增產都來自黑龍江。黑龍江的主要糧食作物有大豆、水稻、玉米、小麥等，糧食總產量、商品量、調出量分別占全大陸的1/9、1/8和1/3，等同於每9碗飯就有1碗來自黑龍江。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調查報告，早在2010年，中國糧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糧食供給有餘的主要是東北區 （黑龍江、吉林和遼寧） 、冀魯豫區 （河北、河南、山東） ，長江區 （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和西北區 （甘肅、內蒙古、寧夏、山西、陝西、新疆） 供給平衡略有餘，供給不足的主要有東南區 （福建、廣東、海南、江蘇、上海、浙江） 、京津區 （北京、天津） 、青藏區 （青海、西藏） 和西南區 （廣西、貴州、四川、雲南、重慶） 。糧食外調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龍江和吉林，另外，內蒙古的糧食生產正在崛起，河南的糧食大省地位則在下降。
由於北方糧食生產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積和產量分別占全國的54.79%和53.44%，這導致歷史上曾經的「南糧北運」，如今已經變成「北糧南運」，長三角、珠三角等高度城鎮化、工業化、人口大量湧入的地方，需要大量調入來自東北等地的糧食。早在2000年初，糧食緊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東北「大糧倉」要糧的思路，在全國率先與黑龍江開展省際糧食產銷合作。糧食自給率最低的上海，其糧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鄰的江蘇省保障的。然而，隨着蘇南經濟的崛起，蘇南的糧食已很難自足，蘇北地區的供給也很難滿足整個長三角地區。2004年後，上海與黑龍江省的糧食合作變得十分密切，幾乎每年，兩省市的黨政主要領導均要會面，簽署糧食產銷合作的協議或項目。
四誰來養活中國
中國農業的最大現實就是，要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養活世界近1/5的人。
在中國民間，流行一句話：中國人吃飯靠兩個平，一靠鄧小平，二靠袁隆平。鄧小平任內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從制度上解決了糧食產量不高的問題；而袁隆平通過人工水稻雜交技術，從技術上保證了糧食的增產。
雜交水稻對我國乃至全世界糧食產量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貢獻。目前，雜交水稻在中國的年種植面積約有2.3億畝，占水稻種植總面積的50％，產量占稻穀總產的57％。每年全國因此增產的糧食超過200億公斤，相當於一個中等省全年的糧食總產。由於雜交水稻獲得巨大成功，袁隆平先後獲得迄今惟一的國家特等發明獎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等八項國際獎，在國際上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另外，中國水稻產量的提高不僅僅是因為育種技術的進步，除了制度釋放的紅利，還有化肥的貢獻，以及中國農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勞作。因此，中國糧食產量始終在穩步增長，2010年突破5.5億噸，2012年超過6億噸，2015年達到6.6億噸，連續4年穩定在6.5億噸以上水平。2018年產量近6.6億噸，比1996年的5億噸增產30%以上，比1978年的3億噸增產116%，是1949年1.1億噸的近6倍。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在2007年就已經高於400公斤，遠超世界人均395公斤的水平，2015年更是達到人均約482公斤。
今年中國夏糧也仍然再獲豐收，產量達到2856億斤，相較去年同比增長0.9%，創歷史新高。不過，未來我國人均口糧消費將穩中略降，飼料和工業轉化用糧消費繼續增加，糧食消費總量剛性增長，糧食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築牢國家糧食安全的防線依然任重而道遠。
2019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提到，「從中長期看，中國的糧食產需仍將處於『緊平衡』態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鬆」。人民日報也同樣評論道：「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任何微小的浪費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只有堅持一手狠抓糧食生產，一手狠抓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才能真正有底氣將自己的飯碗端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