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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亨照來自ameblo.jp

久保亨（1953年3月30日－）是一名知名的日本歷史學者，專門研究東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現任信州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歷史學研究會委員長。出身於東京都。著有多部書籍:『中國經濟100年のあゆみ――統計資料で見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創研出版　1991年／第2版、1995年）『戰間期中國〈自立への模索〉――關稅通貨政策と經濟發展』（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9年）『戰間期中國の綿業と企業經營』（汲古書院　2005年）『シリーズ中國近現代史４　社會主義への挑戰　1945-1971』（岩波新書　岩波書店、2011年）

久保亨教授

對於日中戰爭史研究，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日中兩國歷史學者應該注意到，兩國人民的歷史認識有很大的差異。日中戰爭的戰場在中國，而不在日本。因為日本軍隊來到中國，荼毒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殺傷中國人民，掠奪物資，所以中國人民當然有強烈的受害者意識。與此相反，日本人民的加害者意識不強。發生這樣的情況並非沒有理由:

1.因為戰場不在日本國內，所以一般日本人幾乎沒有機會目睹日本軍隊對於中國的加害行為。
2.因為日本政府與軍部對戰時報導的控制非常嚴密，大部分的日本人，在戰爭終結以前對此並不了解，對侵略實情缺乏認識。例如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日本國內完全沒有報導。
3.因為戰後中國處於混亂之中，戰爭結束後並沒有馬上公布戰爭受害的全貌（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
4.冷戰開始以後，美國基於它的世界戰略，優先復興日本，日本的對華戰後賠償中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
5.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的時候，本來應該討論中國的戰爭被害和日本的戰後賠償問題，但是因為那時日中兩國各有複雜的內情，有關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處理（20世紀70年代）。在以上諸種歷史因素影響之下，日本人的加害者意識一直不強。

兩國歷史學者必須注意，日中人民對這場戰爭的歷史認識，有不容易克服的差異，應該通過今後的歷史研究，一步一步努力消除這些差異。與此同時，應該考慮的課題是，從民族主義的束縛中把日中戰爭史研究解放出來。民族主義的束縛是什麼？這種束縛就是，把日中戰爭簡單地看作是民族之間的對立，有把日中戰爭描繪成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的戰爭的傾向。當然，對於中國來說，日中戰爭不言而喻帶有民族解放鬥爭的因素，而且正是在日中戰爭時期，在學術上和社會上明確界定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整個日本民族都是侵略者，也並不意味中華民族都是抵抗者。事實上，在日本和中國，都有各種各樣的勢力。在日本，當然有鼓吹侵略戰爭的勢力，但同時也有想要避免戰爭的勢力。在中國，當然有推動抗戰的勢力，同時也有嘗試做另外選擇的勢力。而且，日中戰爭，是在日中兩國與歐美、蘇聯等的複雜關係中，作為全球歷史的一環展開的，不綜合全面把握這些複雜關係,就不能歷史地深入理解日中戰爭。最近比較普遍地把日中戰爭定位為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環，意義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明確地帶有盟國團結在一起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可以從這個角度以寬廣的視野來定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過，反法西斯戰爭這一概念本身也是歷史地形成的，也並不能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特徵。如果我們只是根據反法西斯戰爭的概念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就很難認清它同時帶有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另一面。反法西斯勢力建立的法國人民戰線政府沒有放棄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印度支那民族解放鬥爭也應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只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反法西斯戰爭，就不能解釋類似現象。最後要注意的一點是，過分地強調革命的意義，會帶來負面影響。誠然，對於理解中國近現代史來說，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1949年革命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過於強調這些革命的意義，會出現全面否認被革命打倒的舊體制歷史作用的傾向。事實上，回頭來看，不論是被辛亥革命打倒的清朝政府，還是被國民革命打倒的北洋政府，歷史上它們都在恢復主權和推動社會經濟近代化上，發揮過各種各樣的作用。1949年被革命打倒的國民黨政權也是一樣的。最近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的作戰逐漸得到了客觀評價，這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對國民政府在日中戰爭中發揮作用的研究，還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如何理解中日戰爭，依然是重大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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