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中國長城的時候（弗蘭茨·卡夫卡作品)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弗蘭茨·卡夫卡

《修建中國長城的時候》是奧地利作家弗蘭茲·卡夫卡寫的短篇小說。

原文

中國長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項工程分別由東南和西南開始，最後交匯在這裡。在東西兩路築牆大軍中，又在更小的範圍里實行這種分段修築的方法，於是修築城牆的人就被分成一個個二十人左右的小隊，每個小隊負責修築出五百米，然後一個相鄰的小隊再朝他們修築同樣長的一段。可是當這兩段連通之後，卻並沒有接着這一千米的頭繼續往下修，更確切地說，這兩個小隊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區去修築長城。採用這種方法自然就產生了許多大豁口，它們是逐步緩慢地填補起來的，有些甚至到長城宣布竣工之後才填補上。是的，據說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雖然這是一種大概只能在圍繞這項工程而產生的眾多傳說中見到的看法，但由於這項工程規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標準是無法核實這些傳說的，至少單個的人做不到。

起初人們認為，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連起來修，至少兩大部分各自連起來修更為有利。誰都在說，誰都知道，修築長城是出於抵禦北方諸族的考慮。然而一道未連起來修築的長城如何進行抵禦。不能，一道這樣的長城不僅無法抵禦，而且建築本身也總是處在危機之中。處在荒涼地區無人看管的一段段牆很易遭受遊牧民族的一再破壞，由於修築長城他們受了驚嚇，像蝗蟲似的飛快地變換着居住地，因此他們大概比我們修築者更能了解整體的情況。儘管如此，這面工程的實施大概只能採用這種實際採用的方法。若要理解這些必須這樣考慮：此長城應當成為幾個世紀的屏障；絕對認真的修築，利用各朝各代和各個民族的建築智慧，修築者持之以恆的個人責任感，這些都是修造長城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那些粗活雖然可以使用無知的民夫，男的、女人、少的、都是為了掙大錢而自薦其身，但指揮四個民夫的伍長則應是個有頭腦、受過建築業教育的人，應是個能從心底體會出此事意義何在的人。要求越高，成效就越高。實際上，雖然當時這種人才的數量滿足不了工程所需，但也十分可觀。

當時動工並不輕率。在此項工程開工前五十年，在大概已用牆圈起來的整個中國，建築技術，特別是泥瓦手藝已被宣布為最重要的科學，而其它各業僅僅在與其有關聯時才能獲得承認。我還 十分清楚地記得，還 是在做小孩的時候，我們的小腿剛能立穩，就站在先生的小花園裡，得用卵石砌起一種牆，當先生撩起長衫撞向那堵牆時，它當然全倒塌了，先生訓斥我們砌得不牢，嚇得我們哭着叫着四下跑開去找自己的父母。雖是一樁小事，但卻典型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精神。

我很幸運，當我二十歲完成了初等學校的最高級考試時，正好趕上長城開工。我說幸運，那是因為有許多人早已完成他們所能享受的學業，但多年沒有用武之地，胸藏宏偉的建築構想，但卻徒勞地四處奔波，大批地潦倒了。不過那些終於作為工程領導者——儘管屬於最低等級——來從事這項工程的人，事實上是堪當此任的。他們是對這項工程進行過許多思考而且還 在繼續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塊基石埋入土中，他們就感到已與這項工程融為一體。當然，除了渴望能夠從事最基礎的工作，驅使這些泥瓦匠人的還 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終於完美無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沒有這種心情，驅使他們的只有工錢。至於高層領導者，甚至中層領導者，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強大，他們討厭工程多方展開。然而對那些地位較低、才智未盡其用的人，則必須採取別的措施，例如不能讓他們一連數月、甚至數年在離家千里的荒山野嶺一塊又一塊地砌牆磚，這種辛勤的勞動可能幹一輩子也沒什麼結果，若對它失望就會使他們喪失信心，最重要的是會使他們在工作中愈加失去作用。因此人們選擇了分段修築的方法。五百米約五年即可完成，此時這些小頭目自然已是精疲力盡，對自己、對工程、對世界都失去了信心。

所以當他們還 在為一千米城牆連通典禮而歡欣鼓舞時，就又給派往很遠很遠的地方。旅途中，他們不時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牆巍峨聳立，路經上司的駐地時，他們得到頒發的勳章，耳中聽到的是新從內地湧來的築牆大軍的歡呼聲，眼裡看到的是為做手腳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石山被敲成了城磚，在各個聖地還 能聽到虔誠的人們祈求工程竣工的歌聲。這一切都緩和了他們焦急的心情。在家鄉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他們變得更加健壯。修築長城的人享有的聲譽，人們聽他們講述修長城時的虔誠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對長城終將完工的信心，這一切又繃緊了他們的心弦。他們像永遠懷着希望的孩子一樣辭別了家鄉，再為民族大業盡力的欲望變得無法抑制。他們還 沒到時間就從家裡出來，半個村子的人一直把他們送出好遠好遠。每條路上都能看見一隊隊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他們從未發現，自己的國家這麼遼闊，這麼富裕，這麼美麗，這麼可愛。每個農人都是兄弟，要為他們築起一道屏障，為此他將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輩子。多麼協調！多麼一致！胸貼着胸，一種民間輪舞，血液不再被禁錮在可憐的體內循環之中，而是在無邊無際的中國甜蜜地往複流淌。

通過這些分段修築的方法就變得容易理解了，不過它大概還 有種種其它原因。我在這個問題上停留了這麼長時間並不奇怪，它是整個長城工程的核心問題，它暫時好像不那麼重要。我要介紹那個時代的思想和經歷，並讓人們理解它們，而我無法深入探究的恰恰是這個問題。

人們大概首先得告訴自己，那時取得了許多成就，它們僅略略遜色於巴別塔的建造，然而在虔誠方面，它們簡直就是那項建築的對立面，至少按照人的打算是這樣。我之所以提起這些，是因為在長城工程開始時，有位學者寫了本書，十分詳細地進行了比較。他在書中試圖證明，巴別塔的建造未達目的絕不是由於眾人所說的那些原因，或者說，至少首要原因不在眾所周知的原因之列。他不僅寫文章和報道進行證明，而且還 想親自去實地調查，同時他認為，那項工程失敗於根基不牢，而且肯定是失敗於根基不牢。然而在這方面我們這個時代遠遠超過了那個早已逝去的時代。如今幾乎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是專業泥瓦匠人，在地基問題上都不含糊。可這位學者根本沒有論及這些，他聲稱，長城在人類歷史上將第一次為新的巴別塔打下堅實的基礎。也就是說，先築長城後造塔。這本書當時人手一冊，不過說實話，直到今天我還 沒完全弄明白，他怎麼想象出了這座塔。長城並沒構成一個圓，而是只構成四分之一或半個圓，難道它能作為一座塔的基礎？這只能算作智力方面的平庸。然而作為一種實實在在存在的長城，付出無數艱辛和生命的結果，它到底是為了什麼？為何在這部著作里要描繪那座塔的規劃，雖然是朦朧模糊的規劃，為何要為在這項新的大業中如何統一協調民族的力量提出種種具體建議呢？

這本書僅僅是一個例子，當時人們的腦子裡極為混亂，也許這恰恰是因為許多人力圖儘量聚向一個目標。人的天性從其根本上來說是輕浮的，猶如飛揚的塵土的天性，它不受任何束縛。如果受到束縛，那它馬上就開始瘋狂地搖撼束縛它的東西，將圍牆、鎖鏈連同自己統統晃得飛向四面八方。

在確定分段修築時，領導階層可能並非沒有重視與修築長城截然相反的考慮。我們——在這裡恐怕我是以很多人的名義這樣說，其實我們是在抄寫詔書時才互相認識的，而且我們發現，如果沒有最高領導集團，無論是我們的書本知識，還 是我們的見識，都不足以應付我們在這偉大的整體中擔負的那點小小的職責。在領導集團的密室里——它位於何處以及裡面坐着誰，我問過的人誰也不知道，現在仍不知道。大概人的所有想法和願望都在那間密室里盤旋，而人的所有目標和願望都在反向盤旋。透過窗戶，神界的餘輝灑落在領導集團描繪各種規劃的手上。

全線同時修築面臨着許多困難，領導集團就是真想克服也無力克服，這種說法有主見的觀察者是不會接受的。這麼一來就有了這樣的推斷，即領導集團故意實行分段修築。然而分段修築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是不合適的。於是就有了這種推斷：領導集團要的就是不合適——奇特的推斷！毫無疑問，即使從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些自身的合理性。今天說這些大概毫無危險了。當時有許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條準則，甚至連最傑出的人也不例外，這就是設法盡全力去理解領導集團的指令，不過只能達到某種界限，隨後就得停止思考。一個十分理智的準則，它在後來經常提起的一個比喻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並非因為可能會危及於你，才讓你停止思考，不能完全肯定就會危及於你。在這裡簡直就既不能說會危及，也不能說不會危及。你的命運將與春天的河流一樣。它水位上升，更加勢壯威大，在其漫長的河岸邊更加接近陸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直到匯入大海，它與大海更加相像，更受大海的歡迎——對領導集團的指令的思考就到此為止——然而那條河後來漫出了自己的堤岸，沒了輪廓和體形，放慢了向下游流淌的速度，企圖違背自己的使命，在內陸形成一個個小海，它毀掉了農田草地，但卻無法長久保持這種擴展的勢頭，只好又匯入自己的河道，到了炎熱的季節甚至悲慘地涸乾——對領導集團的指令可別思考到這種程度。

這個比喻用在修築長城期間大概特別恰當，但對我現在的報導的影響至少是十分有限。我的調查只是一種歷史調查。已經消散的雷雨雲不會再噴射閃電，因此我可以去尋找一種對分段修築的解釋，它要比人們當時所滿足的解釋更進一步。我的思維能力給我劃定的範圍可是夠窄的，但能縱橫馳騁的區域卻無邊無際。

長城該用來防禦誰？防禦北方諸族。我來自中國東南部。沒有一個北方民族能對我們構成威脅。關於他們我們都是在古人寫的書中讀到的，他們出於本性犯下的暴行害得我們的在寧靜的亭子裡長吁短嘆。在藝術家們一幅幅寫實畫裡，我們看到了那些該罰入地獄的面孔，咧開的嘴巴，插着尖牙利齒的下巴，閉攏的眼睛，似乎特別眼饞將被嘴巴咬碎嚼爛的獵物。如果小孩子調皮搗蛋，只要把這些畫拿給他們一看，他們就會哭着撲過來摟住我們的脖子。關於這些北方國家，我們知道的也就這麼多。我們從未見過他們，呆在自己的村子裡，我們永遠也見不到他們，即使他們跨上烈馬筆直朝我們奔來，——國土太大了，他們到不了我們這裡，他們將永遠留在空中。

既然如此，我們為何要離開家鄉，離開這條河這些橋，離開父母，離開啼哭的妻子和急待教誨的孩子，前往遙遠的城市求學，我們為何還 要想着北方的長城？為什麼？去問問領導集團。他們了解我們。總在考慮憂心的大事的領導集團知道我們的事，清楚我們這小小的手藝，他們知道我們全坐在低矮的棚屋裡，傍晚父親當着家人做的祈禱他們或許滿意，或許不滿意。如果允許我這樣想領導集團的話，那我就得說，按照我的觀點，這個領導集團早就存在，但卻不碰頭，大概是受凌晨一個美夢的刺激，朝臣們急急忙忙召開了一次會議，急急忙忙作出決定，到晚上就叫人擊鼓將百姓從床上召集起來解釋種種決定，儘管那無非就是為了辦一次祭神燈會，那神昨天曾向這些先生顯示過吉兆，可到第二天街燈剛剛熄滅，他們就在一個昏暗的角落裡被痛打了一頓。其實這個領導集團可能一直存在着，修築長城的決定也一樣。無辜的皇上以為是他下詔修築的長城。我們修過長城的人知道不是那麼回事，我們沉默着。

從修築長城一直到今天，我幾乎一直單攻比較世界史——有些問題只有這種方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觸到它們的神經——我在研究中發現，我們中國人對某些民眾和國家的機構無比清楚，而對其它機構又無比模糊。探尋這些原因，尤其是探尋後一現象曾一直吸引着我，如今也一直吸引着我，而這些問題就涉及到長城的修築。

至少皇室就屬於我們最不清楚的機構之一。當然在北京，或者說在宮庭侍臣中，對它還 清楚一點，雖然這種清楚虛假大於真實。就連高等學府的國家法教師和歷史教師也裝作對這些事了如指掌，裝作能將了解的情況介紹給大學生。學校的等級越低，對自己的知識當然就越不疑心，而淺薄的教育則圍着少數幾個數百年一成不變的定理掀起撲天蓋地的巨浪，它們雖然不失為永恆的真理，但在這種雲天霧海中恐怕永遠也分辨不出來。

不過根據我的看法，關於皇室的問題該去問問百姓，因為百姓是皇室最終的支柱。當然在這裡我又是只能說說我的故鄉。除了各位農神以及全年對他們豐富多彩、非常出色的祭祀活動，我們腦子裡裝的只有皇上，但不是當朝皇上。其實，如果我們了解當朝皇上，或是知道他某些具體的情況，我們腦子裡就會裝着他。當然我們總想得知這方面的什麼事，這是我們僅有的好奇心，然而說起來是那麼離奇，要了解到什麼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遊歷眾多的朝聖者那裡了解不到，從遠遠近近的村子裡了解不到，在不僅在我們的小河裡行過船、而且闖過大江大河的船夫那裡也了解不到。雖然聽到的很多，但從中什麼也推斷不出。

我們國家如此遼闊，哪個童話也出不了它的國境，上天也才剛剛罩住了它……北京僅僅是一個點兒，而皇宮僅僅是一個小點兒。然而皇帝卻反而大得充滿這世界的每一層。可當今皇上和我們一樣也是人，他像我們一樣也要躺在一張床上，那床雖然量時綽綽有餘，但可能還 是又短又窄。和我們一樣，他有時也伸伸胳膊展展腿，十分睏倦時就用他那細嫩的嘴打打呵欠。可這些我們怎麼會知道，在幾千里之外的南方，我們幾乎處在西藏高原的邊緣。

另外，就算每個消息都能傳到我們這裡，那也到得極晚極晚，早就過時了。皇上周圍簇擁着大批顯赫卻難以看透的朝臣——臣僕和朋友的衣服裡面是惡毒和敵意，他們是帝制的平衡體，他們總想用毒箭把皇帝射下稱盤。帝制是不朽的，但各個皇帝卻會跌倒垮台，即使整個王朝最終也會倒在地上，咕嚕一聲便斷了氣。關於這些爭鬥和苦楚百姓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就像遲到的外地人，站在人頭攢動的小巷的巷尾，靜靜地吃着帶來的乾糧，而前面遠處的集市廣場中央，正在行刑處決他們的主人。有那麼一個傳說，它清楚地反映出了這種關係。

皇上，故事就是這麼講的，給你，給你個人，給你這可憐的臣僕，給你這在皇上的聖光前逃之夭夭的影子，皇帝臨終前躺在床上偏偏給你下了一道詔。他讓傳詔人跪在床邊，對着他的耳朵低聲下了詔。他非常重視這道詔，所以又讓傳詔人對着他的耳朵重複了一遍。他點了點頭表示重複的詔毫無差錯。當着所有目睹皇上駕崩的人——一切障礙均被摧毀，在高大寬闊的露天台階上，站着一圈圈帝國的大人物——當着這所有人的面，皇上把傳詔人打發走了。傳詔人馬上動身。他身強體壯，不知疲倦，一會兒伸出這隻胳膊，一會兒伸出那隻胳膊，在人群中奮力給自己開路。

遇到抵抗時，他就指指胸前，那裡有太陽的標記，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往前走。可擁在一起的人是那麼多，他們的住地一眼望不到頭。如果面前展現出一片空曠的原野，那他就會疾步如飛，你大概很快就會聽到他的拳頭擂你的門。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他的汗水會付諸東流。他依舊還 在內宮的房間內拚命擠着，他將永遠也擠不出來。即使他能擠出來，那也沒用，他還 得奮力擠下台階。即使擠下台階，也還 沒用，還 須穿過好幾處院落，穿過院落之後又是一座圈起來的宮殿，又是台階和院落，又是一座宮殿，如此下去得要幾千年。當他終於衝出最外面那道宮門時——然而這種事永遠永遠也不會發生，京城才出現在他面前，這世界的中心處處塞滿了高處落下的沉積物。誰也別想從這裡擠出，帶着遺詔也不行——然而每當黃昏降臨時，你就坐在窗邊夢想着那道遺詔。

我們的百姓就是這樣看皇上，既那樣失望，又是那樣滿懷希望。他們不知道誰是當朝皇帝，甚至對朝名也心存疑問。學校里依照順序學着許多這類東西，然而人們在這方面普遍感到疑惑，因而連最好的學生也只能跟着疑惑。早已駕崩的皇上在我們這些村子裡正在登基，只在歌中還 能聽到的那位皇上不久前還 頒布了一道詔書，由和尚在祭壇前宣讀了它。最古老的歷史戰役現在才打起來，鄰居滿臉通紅衝進你家送來這個消息。後宮的女人被奢養在錦墊繡枕之中，狡猾的侍從使她們疏遠了高尚的品德，權欲膨脹，貪得無厭，恣意行樂，一再重新犯下一樁樁罪行。時間過得越久，一切色彩就越是艷麗得可怕。有一次全村人在悲號中得知，幾千年前曾有一個皇后大口大口飲過自己丈夫的血。

百姓就是這樣對待過去的君主，但又將當朝君主混進死人堆里。有一次，那是某一代的某一次，一個正在省內巡視的皇室官員偶然來到我們村子，他以當朝皇上的名義提了某些要求，核查了稅單，聽了學校的課，向和尚詢問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在上轎之前，他對被驅趕過來的村民長篇大論地訓誡了一番，將一切又總結了一遍，這時大家的臉上都掠過一陣微笑，你瞟我一眼，我又瞄他一下，接着都低下頭看着孩子，免得讓那位官員注意自己。怎麼回事，大家暗想，他講死人就跟講活人一樣，可這位皇上早已駕崩，這個朝代也早已覆亡，官員先生是在拿我們開心吧，不過我們裝作並未覺察，以免傷了他的面子。可人們只能真正服從當朝君主，因為其它一切都是罪孽。在匆匆離去的官轎後面，某個被從已經坍塌的骨灰罈中攙起的人一跺腳變成了這個村子的主人。

同樣，我們這裡的人通常很少與朝政的變更和當代的戰爭有什麼關聯。我還 記得少年時代的一件事。一個鄰省，雖是鄰省但相距卻十分遙遠，暴發了一場暴動。暴動的原因我想不起來了，而且它們也不重要，那地方每天早晨都會產生暴動的理由。那地方的人情緒激動。有一天，一個游遍那個省的乞丐將一份暴動者的傳單帶到我父親家裡。當時正好逢節，我們家裡賓客滿堂。和尚坐在正中間仔細看着這份傳單。突然大家哄然而笑，傳單在你搶我奪中扯碎了，收受了不少東西的乞丐被一頓棍棒趕出了門，大家四散而去，趕着享受那美好的日子。為什麼會這樣？鄰省的方言與我們的完全不同，這種差異也表現在書面語的某些形式上，對我們來說，這些形式帶有古文的味道。和尚還 沒讀完兩頁，大家都已經做出了判斷。老掉牙的東西，早就聽說了，早就沒擱在心裡了。儘管——我記得好像是這樣——乞丐的話無可辯駁地證實了那種可怕的生活，可大家卻笑着晃着腦袋，一個字也不想聽了。我們這裡的人就是如此樂意抹殺現在。

如果能從這種現象中推斷出，我們的心底根本沒有皇上，那就離真實不遠了。我得反覆地說：也許再也沒有比我們南方百姓更忠於皇上的百姓了，不過這種忠誠給皇上也帶不來益處。雖然我們村口的小柱子上盤着神聖的龍，有史以來就正對着北京方向崇敬地噴吐着火熱的氣息，但村裡的人覺得北京比來世還 要陌生許多。難道真有那麼個村子，那裡房屋麟次櫛比，布滿田野，站在我們的小山上怎麼看也看不到，房子之間晝夜都站着摩肩接踵的人，真有那麼個村鎮嗎？對我們來說，想象這樣一座城市的模樣太難了，還 不如就當北京和皇上是一回事，或許就是一片雲，一片在太陽底下靜靜漫步在時間長河中的雲。

這些看法的結果就是一種比較自由、無羈無絆的生活，但絕不是不講道德，我在旅途中幾乎從未遇到過像我故鄉那種純真的道德。這是一種不受當今任何法律約束、只遵從由古代延續給我們的訓示和告誡的生活。

我得避免一概而論，我並不認為我們省上千個村子的情況都是這樣，中國的五百個省就更不用說了。不過也許我可以根據我讀過的有關這個題目的文字材料，根據我自己的觀察——修築長城期間人的資料尤為豐富，觀察者藉此機會可以探索幾乎所有省份的人的心靈——根據這一切也許我可以說，各個地區關於皇上的主要看法顯示出的基本特徵與我家鄉的總是一致的。我毫無將這種看法作為一種美德的意思。它主要是由統治集團造成的，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里，統治集團直到今天也沒有能力或忽視了將帝制機構訓練得如此清晰，以使其影響力能持續不斷地直接到達帝國最遠的邊境。不過另一方面，百姓的想象力或猜測力欠缺也與此有關，帝制僅在北京是活生生的，只在北京才能讓當代人感受到，百姓沒有能力將它拉到自己這臣僕的胸前，他們的胸膛除了感受一下這種接觸並在這種接觸中消亡，再也別無所求。

這種看法也許並不是一種美德。更為奇特的是，這種欠缺似乎正是我們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劑之一，是的，如果允許表達得更大膽的話，那就是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片土地。在這裡詳細說明一種指責的理由並不是在震撼我們的心靈，而是在搖撼我們的雙腿，這更加糟糕。因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我暫時不想再搞下去了。

（周新建譯）

作者簡介

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生活於奧匈帝國（奧地利帝國和匈牙利組成的政合國）統治下的捷克德語小說家，本職為保險業職員。主要作品有小說《審判》、《城堡》、《變形記》等。

卡夫卡1883年出生猶太商人家庭，18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文學和法律，190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為四部短篇小說集和三部長篇小說。可惜生前大多未發表，三部長篇也均未寫完。他生活在奧匈帝國即將崩潰的時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學影響，對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觀態度，故其作品大都用變形荒誕的形象和象徵直覺的手法，表現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包圍的孤立、絕望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