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件 安史之亂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朝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促使唐代開始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由於發起反唐的指揮官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於其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
背景介紹
唐代經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的「治宏貞觀，政啟開元」「貞觀遺風」及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後，成為了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經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達至鼎盛。安史之亂發生後，對唐朝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戰爭起因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
經濟矛盾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 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 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着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欲薰心，過着荒淫糜爛的生活。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階級矛盾===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繼他上台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問題
從五胡亂華開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時期，河北仍然是漢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雜居,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書中被稱為安祿山、史思明「腹心」、「賓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許叔冀、吉溫、張萬頃、孫孝哲、曹將軍、徐歸道、獨孤問俗、張休、張通晤等11人，只有孫孝哲和曹將軍是少數民族。安祿山、史思明在叛亂過程中和稱帝時所重用的主要是漢人。《舊唐書·安祿山傳》載：「十一月，反於范陽……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邈、何千年為腹心。」而高尚、嚴莊「專居（安祿山）左右以畫籌」。（註：《安祿山事跡》卷中。）在這五個關鍵人物中，只有孫孝哲是少數民族。安祿山稱帝時，大燕政權的左相達奚珣、右相張通儒、中書侍郎高尚、御史大夫嚴莊，前者為鮮卑人，後三人均為漢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稱帝時的宰相周摯也是漢人。除了上述幾個核心或關鍵人物外，在安史政權中擔任過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幾乎全是漢人。如安史政權的宰相陳希烈、平冽、張垍，尚書敬榮，中書令王伷和張均，全是漢人。
在安史亂軍中領兵打仗的將領主要有崔乾佑、蔡希德、尹子奇、牛廷玠、徐璜玉、安守忠、安俊雄、李秦授、李歸仁、畢思琛、周萬頃、安曉、李欽溱、李立節、李庭偉、張孝忠、王武俊、申子貢、榮先欽、阿史那承慶、范秀嚴、阿史那從禮。這些將領中只有張孝忠（奚）、王武俊（契丹）、阿史那承慶（突厥）和阿史那從禮（突厥）是少數民族。其他如安守忠、安俊雄、安曉疑為安祿山的同一種族人。安史亂軍中領兵打仗的將領多數還是漢人。
至德二載(757)一月，史思明從博陵，蔡希德從太行，高秀岩從大同，牛廷玠從范陽，共率兵10萬人圍攻太原，這四路將領中只有史思明為胡人；在乾元年(758)十月安慶緒分三軍營救衛州時，崔乾佑領上軍，田承嗣領下軍，安慶緒親領中軍，只有安慶緒為胡人；上元元年(760)，史思明準備實施全面進攻計劃時，「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註：《資治通鑑》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這四路將領全是漢人。 縮略圖 安祿山起兵後，令賈循留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岩守大同，以後每攻占一地，大都派漢族將領鎮守該地。如令安忠志（奚）領精兵駐紮土門，張獻誠（張守珪之子）守博陵，李欽湊守井陘口，李庭望守陳留，武令珣守滎陽，張萬頃為河南尹，崔乾佑守陝郡，張通儒之弟張通晤負責睢陽，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有的記載為田乾真為京兆尹），安守忠鎮關中，牛廷玠屯安陽，安太清守懷州，周摯、許叔冀屯福昌，史朝義守冀州，令狐璋戍滑州。這些為安、史鎮守要地的官員中，除了安忠志和安祿山、史思明之子是胡人外，其餘大都是漢人。
安祿山手下有數千將領，《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五十記載，安祿山在天寶十三年曾一次上奏將其屬下2500人任命為將領，原因是這些人討伐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少數民族，這些人功勞很多，因此這2500人很可能大多是漢人。 [10-11] 這2500將領，沒有證據說其中是胡人多。至於安祿山手下數千將領，也沒有證據說是胡人多。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只是讓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32人代漢將，只是換了安祿山手下數千將領的32人，對安祿山手下將領的胡漢比例幾乎沒有影響。
內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占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淳樸單純，建議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的一支部隊。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754年，安祿山奉命入長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祿山《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嘗謂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答曰：「邊將擁兵太重，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又言「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說：「假如當初封賞給安祿山的不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之官，而是給他百里之國，也就不會謀反了。」遺憾的是，玄宗不聽高力士的言論、加之玄宗義子漢人名將王忠嗣忤逆於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祿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約安祿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鬥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並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於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鬥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鬥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