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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兵
原圖鏈接 記者 主持人
國籍	中國
職業	主持人
知名作品	《新聞調查》 《面對面》

古兵 古兵是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新聞評論部《新聞調查》記者主持人，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

教育經歷

北京電子工業管理學院

鄭州大學新聞系本科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與主持學院研究生

工作經歷

1997年至1999年河南焦作電視台新聞評論部工作

1999年至2006年3月河南電視台新聞評論部工作《中原焦點》，《對話中原》欄目主持人兼編導

央視《新聞調查》：出門去打工

去年夏天，四川和重慶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新聞調查》記者曾經去往現場，記錄了當地人民抗旱自救的過程，也看到了災難帶給當地農業的巨大影響。而對那些依靠土地生存的數以百萬的農民來說，他們現在的生活究竟怎樣呢？隆冬季節，我們再次去往重慶。

冬天正是農閒季節，青年農民王勇除了有時去附近的採石場做點零工外，大多數時間都在家裡待着。去年的旱災，讓他家的農作物損失很大。

雖然重慶市委市政府胸有成竹地保證農民的口糧不成問題，但是對於以土地為唯一生存的農民來講，他們的收入確確實實因為這場旱災減少了。

因為這次大旱，我們糧食減產257萬噸，就是50多個億，光這一筆老百姓就減收200多塊錢，那麼再加上這個大旱讓我們畜牧業的發展、水產業的發展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失，那麼這一塊，老百姓的減收也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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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山高路陡，土地貧瘠，農民人均耕地只有零點八九畝，特殊的自然條件使得重慶發展傳統農業受到嚴重地制約。

根據我們重慶現在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看，大概我們一個農村勞動力可以承擔五畝耕地，那麼需要的勞動力是多少呢？420萬(人)，那麼我們農村的富餘勞動力就是900多萬人。 在重慶，農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7年半，93%的農民只有初中或者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由於文化程度低，勞動技能單一，他們在外打工時往往只能幹些粗重的體力活，生活沒有任何保障。在實施「百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程」中，重慶市也意識到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難點。

其實每一位走出去的農民工都代表着當地對外的勞務形象，為了打造好這張勞務名片，重慶市在發展勞務經濟的過程中，決定走品牌化之路，那麼怎麼結合地域特色和自身的優勢，推出自己的勞務品牌，有了勞務品牌之後，真的能讓這些外出務工的農民們得到實惠和幫助嗎？

針對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的農民，重慶市採取了分類指導，扶持多種形式轉移輸出的方式：引導青年農民參加中長期培訓，培養成為穩定轉移的技術工人；鼓勵壯年農民參加中短期培訓，介紹他們去建築、環衛等勞動力容量大、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就業；對於就業競爭力較弱的中年農民則幫助他們不拘方式做零工、掙現錢：去年夏天，十一萬五千農民去新疆摘棉花就是由政府主導的最大規模的勞務輸出行動，這次重慶市有意識地嘗試了「勞務經紀人」的運作方式。

去年，南川有100多名像熊學慧一樣的勞務經紀人一共組織了4000多名農民去新疆摘棉花。而在兩年前，雖然南川區勞動部門想了很多辦法，動員農民利用農閒季節去新疆摘棉花，最終只有30多人成行。

有了勞務經紀人之後政府部門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放在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和用工信息的搜集上，同時也能更好的為農民工服務和維權。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南川區勞動部門一方面做好「拾花工」的服務和維權工作，另一方面還用市場經濟的方式來調動勞務經紀人的積極性。

農民工出去，他們最不放心的是家庭這邊的後顧之憂，比如說他們的子女入學(問題)，他們的老人關照問題，還有他們的耕地流轉，再就是他們的住房看管，這些都是他們走了之後時刻牽掛的事情，如果這些事情我們像部隊管理軍人一樣的 我們前方在打仗，我們後方在服務的話，他們就安心在前面的工作，這樣建立工會組織就能夠干好這些事。

央視新聞調查：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

1959年西藏叛亂事件以後，達賴叛逃國外，繼續陰謀分裂祖國，並不斷美化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舊西藏，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把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想象成一個「人間仙境」、「世外桃源」的極樂世界，甚至把封建農奴制度說成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那麼，舊西藏的真實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呢?生活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民眾，他們的生存狀況又如何呢？

*【第一部分】源起

公元10世紀，西藏拉開了它封建農奴制度的序幕。 無論是表面的政教合一還是實質上的教政合一，就西藏的封建農奴制而言，都是圍繞達賴這樣一個精神和政治的首腦而展開的。在這個體制中，達賴被賦予了無上的權利，而成為封建農奴制度的總代表。 然而，如今的達賴集團一直在為封建農奴制唱這樣的讚歌，稱西藏社會雖然實行農奴制度，但它是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農奴制度，叫囂「政教合一的民主和自由」才是他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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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紀初，西藏封建農奴制度被普遍確立下來，並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那麼，在長達數百年的歷史中，西藏這片土地究竟承受了哪些沉重的記憶？那裡的人們又曾有過怎樣的遭遇，經歷了什麼樣的變遷呢？

*第二部分：(階級)

舊西藏的階級劃分大致為兩種，統治階級為農奴主階層，根據1958年左右的統計數據，他們占西藏人口的5%，主要是三大領主，包括地方封建政府、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以及他們的代理人。

舊西藏的民歌這樣唱：「山上有沒主的野獸，山下沒有沒主的人。」農奴階層主要由三種人構成，「差巴」、「堆窮」和「朗生」。差巴，意思是支差者。這部分人占農奴總數的60%到70%。他們雖然有些貧瘠的土地，但是幾乎沒有時間好好耕作，他們大量的精力都放在為農奴主勞作上。 農奴主占有着土地等生產資料，占有着農奴的人身，對他們徵收各種賦稅，強迫他們無止盡的勞役，然而，在舊西藏，農奴主對農奴的剝削並不僅限於此。

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對農奴階級的剝削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名目繁多的稅種聞所未聞。比如耳朵稅、辮子稅，交不起稅或者還不清債務的農奴，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有時也會選擇逃亡。 一旦逃跑的農奴被抓住，等待他們的將是殘酷的懲罰。這些懲罰大都源自於舊西藏沿襲了三百多年的兩部法典。

*第三部分：法典

舊西藏地方政府藏語稱「噶廈」，意思是「發布命令的機關」，由地位顯赫的僧侶和貴族組成，並擁有一套等級森嚴的法律制度，從法律上保障統治者的權利。《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這兩套法典從十七世紀初開始執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時廢除。在法典中，統治者把人劃分為三等九級 其中上等人包括藏王、大小活佛、僧俗官員和貴族等，中等人包括職員、僧人、商人等，下等人包括農民、鐵匠、屠夫等。 《法典》嚴格的等級劃分，維護了農奴主階層的利益，也是造成舊西藏社會嚴重貧富懸殊的重要原因。 有一首藏族民歌唱到：「太陽照到的地方，是三大領主的地方；水流到的地方，是三是三大領主的地方；農奴祖祖輩輩，沒有一塊立腳的地方。」在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極其低下的情況下，統治階級依然制定出一整套向屬民攤派、索取差稅和罰金的特殊政策，並從法律條文上固定下來。《使者薪給律》規定：「凡討稅者所到之處，納稅者除為官吏及隨從人員繳納狗、馬、騾之費用外，還令其提供一條羊腿和一馱貨物。」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農奴對領主充滿着恐懼。

《法典》規定了刑罰的程度，朗孜夏是舊政府的辦公場所，後來變成了拉薩最黑暗的監獄所在。這裡所使用的刑具就不下50種。其頂樓上是審訊、拷打犯人的法庭。樓下是牢房，在牢房裡，被認定有罪的人忍飢挨凍，這裡見不到一絲陽光，白天他們戴着腳鐐、手銬，晚上沉重的木枷把幾個人的腳連鎖在一起，絲毫不能移動位置，在這套刑具上還留着飢餓的囚犯啃食木頭的痕跡。由於病、餓、傷痛而慘死的農奴是不計其數的。

雖然統治階層的人犯法也會受到懲罰，但是這種法典維護的是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統治階層受到刑罰的幾率要比農奴階層小很多。因為農奴階層的人犯上的話，法律的懲罰是極為嚴酷的，而對於上等人侵害下等人的行為，處罰則從輕甚至可免除刑事責任，這等於變相承認了私刑的合法性。

在布達拉宮下面有一個地牢，是專門用來懲罰貧民的，人們稱它為蠍子洞。這裡爬滿了毒蠍，貧民被扔進這樣的地牢，很快就會被活活蜇死。

*【第四部分】

農奴幾乎沒有機會去學習和判斷自己命運的因果由來，他們從出生開始就必須聽命於主人的呼喝，。而更不能理解的是，他們似乎並懷疑自己是否就應該這樣悲慘一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世代生活在高原與世隔絕的西藏農奴才逐漸了解了自己身處的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封閉的西藏，開始對外開放。在西藏生活的人們，開始接觸到了外界新鮮的空氣。所以正是在逐漸開放的過程中，西藏的廣大農奴認識到了，自己所處地位的不平等，是因為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造成的，是因為農奴主作為壓迫者給他們帶來的。所以他們就發出了強烈的要求，要求改革這樣一種制度，要求推翻這樣一種封建農奴制度。所以這樣才有了我們說的上個世紀50年代的西藏的民族改革，所以民族改革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西藏社會從封閉到開放。 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過去了，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的黑暗已經成了過去。如今，在祖國的大家庭中，西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充分享受着平等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