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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醒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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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97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著名農學家

孫醒東，（1897-1969）孫醒東又名孫摩西，1897年9月16日生於南京市的一個木工家庭。其父及大哥、二哥均為木匠並經營過木匠鋪。他從小就隨父兄干木匠活，讀過幾年私塾，還在一家雜貨店當過兩年學徒。後來考入免交學費的教會學校學習。在上海三育中學讀完初中及師範科後，於1924年赴美深造10年。1927年6月獲波士頓依曼紐爾大學理學士學位，1928年獲普渡大學農學學士學位，1930年獲普渡大學農學碩士學位，1934年獲伊利諾大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大豆育種的研究。由於他的興趣廣泛，1930—1931年還在威斯康星大學專修了牧草；1933年6月—1934年4月在美國萬國農具公司專攻農業機械專業課程。 1933年在美的學業尚未結束，便接受河北省立農學院薛培元院長之聘。他於1934年4月歸國先後在河北省立農學院、中央大學農學院、福建省立農學院任教授兼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欣然接受河北省立農學院(1958年易名河北農業大學）之聘，於1950年2月至1969年12月在該校任教授、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孫醒東很早就注意蘇聯威廉斯土壤肥力學說，1953年便開設牧草栽培學課程，並從事這方面的調查研究。此間，還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分別在保定、北京主持近10項科研課題，撰寫論文20餘篇，編著、譯著10餘部，其中《大豆》、《重要牧草栽培》、《國產牧草植物》、《重要綠肥作物栽培》等於1954—1958年相繼出版，均為中國最早版本。1963年4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他作為知名教授出席了會議，並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34年，孫醒東美國學成後，滿懷拳拳赤子之心，即刻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他認為，當時「政教日衰，百業頹廢，事事落於人後」，因此，他孜孜於農業的教育與研究，藉以報效祖國與人民。 做為一名教授，他主張中國的教育事業應當由中國人來辦，必須從國情的實際出發，開展中國農業的研究，探索農業發展的道路。他認為，以往的中國高等教育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在大學講課都是採用外國教材。「若長此下去，不從本國的材料上着手，則寄人籬下，中國學術將永無獨立之日，而於本國農業有何裨益，興言及此，可不懼哉！」於是他在教學之餘，對中國食用作物進行較系統的文獻查考與實地考察，於1936年完成了20餘萬字書稿《中國食用作物》，1937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發行。該書出版後，各大學、農學院都用它作為主要參考書；廣大同行和讀者稱讚此書「注重本國」、「莫不以本國及地方之現實情形為研究之對象，詢能一洗從前倚賴西籍之弊，而為中國農學上開一新境界」。抗日戰爭期間，他隨中央大學入川並結合對西南地區糧食作物生產考察，在重慶對原書進行增訂，並充實內容。1950年2月又在福建出了第三次增訂版，並計劃此後每5年增訂一次。 他在教學和著作中，十分重視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注意結合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以激發大家的學習熱情。他講大豆，開宗明義便是「大豆在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國民經濟意義」，「是祖國栽培最古老的作物之一，「其」栽培歷史已有五千年」。「現在各國稱大豆為Coя，Soja，Soia，soy，都是從中國菽字轉音而來」。「大豆是中國的特產，並證實中國是大豆原產地」這是「值得我們興高采烈和自豪的」。但「中國大豆生產是很低落的，我們應該潛心研究、培養地力，增加生力，樹立雄心，大豆潛在力量是很大的，還可增產幾倍哩！」 1953年，他講授牧草學時，首先聯繫中國實際，指出「目前家畜飼養上所存在的問題，就是營養不平衡。」「中國地大物博，牧草資源豐富，草原廣闊」，「國產牧草植物總數現有500種以上，但我們知道得還太少，沒有發現的還很多。」他講綠肥，把綠肥的栽培歷史，綠肥種類也緊緊聯繫着中國的科學文化發展來說：「綠肥也是中國農業生產中栽培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有五千年的歷史」。「不論在栽培種方面，或野生種方面，甚至在綠肥的栽培技術方面，也都占世界第一位」。在講授每個草種的發生與發展及其栽培利用時，也從歷史到現在，從地方資料到勞動模範的經驗，以及現代學術成就等，都做詳細介紹，令學生耳目一新，不但注意反映鄉土特色，弘揚祖國科學文化，而且也反映了執教人對國家、對勞動大眾的深沉愛心，體現他那忠於祖國、熱愛神州大地的思想情感。 孫醒東治學經驗豐富，一專多能，學識廣博，他任教的課程門類較多，尤其在師資不足的情況下，許多課程都由他主講。他講授過《進化論》、《耕作學》、《農場管理學》、《中國食用作物》、《生物統計》、《作物栽培學》、《牧草分類學》、《飼料生產學》、《綠肥作物》以及給研究生開設專題報告等。無論講授什麼課程，那怕已經講過十幾次的「拿手戲」，他在課前仍然要做認真備課，把最新的內容穿插到講義中使同學們聽講後受到新的啟迪。授課時，他語詞生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掌握時間，很能吸引學生注意力。他注意啟發式教學，舉一反三，聯繫實際，循循善誘。他嚴於律己，從不遲到早退，也嚴格要求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他能夠深入到學生中去，或進行個別幫助或與學生攀談，聽取意見，加以改進，體現了教學相長的精神。他十分重視理論聯繫實際，經常帶領學生下鄉；下場生產實習，向工人、農民、勞動模範學習，總結群眾經驗，傳授先進技術。1958年，他下鄉到滄縣這個有名的鹽鹼窩，與師生、農民共同種水稻試驗田。他不僅結合現場對下鄉同學進行實地教學，同時指導農民種植水稻和綠肥。在滄縣，他曾與下鄉的侯寶林相聲大師在廣播裡穿插播音，提高了傳授技術的效果。那年由於管理得法，農民喜獲水稻豐收。他搞的豐產田畝產近千斤，受到縣領導和廣大農民的好評。 他帶領青年同志和研究生外出考察時，重視培養年青人的實踐能力，每次都要事先制定考察計劃，進行必要的分工、作好調查記載等，先由青年同志寫出專題報告，然後由他親筆修改，深化提高。有時一篇報告草稿要反覆修改數次才能定稿。 孫醒東從事數十載的教育事業，辛勤耕耘，關心和愛護青年一代的成長，培養了幾代科技人才，真可謂桃李滿天下。 孫醒東是中國研究大豆、牧草及綠肥作物的先驅者之一，對中國的大豆、牧草、綠肥的資源和分類進行過開拓性的研究。 他親自搜集豆類原始材料數百份，從中選育出富含蛋白質的大豆新品種「保定青皮青」。1952年，他在大豆品種的分類研究中，不但提出了分類方法，而且對中國大豆的重要品種資源做出了總結，並於同年發表了《大豆的品種分類》一文。他在1956年出版的《大豆》一書，已聞名中外，1958年被蘇聯凱戈里多夫譯成俄文本《Cоя》，在莫斯科出版。這本書系統介紹了大豆生產的專業知識，同時弘場了中國大豆栽培上的悠久歷史和文化。70年代初在新加坡召開國際大豆學術會議，還曾函請孫醒東出席會議，可惜他已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他在牧草和綠肥作物研究方面，也做了重要貢獻。1954年出版的《重要牧草栽培》一書，介紹了中國的資源多達230餘種；1955年與胡先驌合著了《國產牧草植物》；1958年出版的《重要綠肥作物栽培》一書，至1963年已進行第三次印刷。1958年10月，他在《農業學報》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幾種重要牧草植物正名的商榷》一文，附有牧草植物名稱對照表，並列舉有國內常見的草種43個。此文對一些同物異名、同名異物、張冠李戴或缺少適當中譯名的牧草植物進行了正名或增補。在牧草分類方面，國產苜蓿屬、車軸草屬、草木棲屬等的分類檢索表都是根據他自己研究鑑定的結果制定的。 孫醒東的興趣廣泛，從事的科研項目也多，但從計劃、實施到總結每一步都是很認真的。他在花甲之年還時常騎自行車到10幾里路以外的試驗地做調查記載。有一次暈倒在半路上。校領導勸他不要再親自去了，可由助手多做一些工作，但被他婉言謝絕了。從1957年至1960年間，他和繆應庭先後從全國各地徵集了108份綠肥作物品種，分別在滄縣、保定等地種植觀察其在旱田、水稻田、鹽鹼地、果園等條件下的表現，最後選擇出適於華北等地區栽培的10個品種。爾後又進行了品種比較試驗、生物學特性、生產效能、地上部和地下部生長與環境條件的關係及化學成分分析以及肥效測定等比較全面的研究，最後完成了兩篇論文：一是《華北地區重要綠肥作物根系的研究》(共18種綠肥），揭示了綠肥作物地下部生長對產量的貢獻及根系的分布規律。就總長度而言，根系在土層中的分布有自上而下遞增的趨勢；就重量測定，根系在土層中的分布則由上而下遞減。二是《華北地區重要綠肥的研究》，認為田菁、沙打旺、葫蘆巴、毛巢菜等綜合性狀良好，適於華北地區種植。 為了促進畜牧業的發展，他對中國的許多草原都進行了實地調查。在對東北、內蒙、寧夏、河北壩上等草原的植被條件、地質地貌、土壤、氣候條件進行大量調查之後，撰寫了《中國東部四大草原建設問題》的論文。文中強調：一要重視草原建設。二要貫徹農牧並舉，以牧為主的方針，糧牧結合；以農養牧，以牧促農，做到人有餘糧，畜有存草，糧草雙豐收。三要實行農具改革，堅持「土洋結合」和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四要大力提倡人工培養牧草，有計劃地進行單地培育與改良，改善其生態環境，提高生產、生態水平，使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原相結合，建立永久性的飼料基地。孫醒東把他的真知灼見全都凝集在這篇約萬字的文章之中。他的這些見解是正確的，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文革期間，他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摧殘，但他始終如一，堅信黨，堅信社會主義。他告訴夫人自己一定會得到解放，並爭取早日恢復工作。然而不幸的是，由於突發腦溢血病，他在1969年12月24日與世長辭，終年72歲。孫醒東為中國農業教育事業和農牧業的發展奮鬥了一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兩進農大

1933年在美的學業尚未結束，孫先生便接受河北省立農學院薛培元院長之聘。於1934年4月歸國，任河北省立農學院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孫先生等人反對當局對進步學生迫害以辭職表示抗議。辭職後即被國立中央大學聘為農學系主任、教授，後隨學校遷至重慶北碚，直到1942年。1942—1950年，先後任農林部貴州六龍山屯墾局局長、金佛山墾區主任、中央林業實驗所常山種植場場長、福建省立農學院農藝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他欣然接受河北省立農學院（後更名河北農業大學）之聘，於1950年2月至1969年12月，任河北農業大學教授、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期間，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出版的幾部專著均為我國最早版本 孫先生主張中國的教育事業應當由中國人來辦，必須從國情實際出發，開展中國農業的研究，探索農業發展之道路。他在教學之餘，對中國食用作物進行較系統的文獻查考與實地考察，於1936年完成了20餘萬字書稿《中國食用作物》，1937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發行。該書出版後，作為國內農業高校的教材，廣大同行和讀者稱讚此書「注重本國」、「莫不以本國及地方之現實情形為研究之對象，詢能一洗從前倚賴西籍之弊，而為中國農學上開一新境界」。抗戰期間，他隨中央大學入川並結合對西南地區糧食作物生產考察，在重慶對原書進行增訂，並充實內容。1950年又出了第三次增訂版。 孫先生學識廣博，對中國大豆、牧草、綠肥這三類作物的品種資源、分類、育種栽培和草原建設做了一些開創性研究。分別在保定、北京主持近10項科研課題，撰寫論文20餘篇，編著、譯著10餘部，其中《大豆》、《重要牧草栽培》、《國產牧草植物》、《重要綠肥作物栽培》等於1954—1958年相繼出版，均為中國最早版本。1963年4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他作為知名教授出席了會議，並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受郭沫若委託進行作物考古鑑定

上世紀五十年代，孫先生曾先後兩次受中科院郭沫若院長委託進行作物考古鑑定。一次是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穀子進行鑑定，這是我國對仰韶文化遺存唯一一個科學鑑定，至今西安仰韶博物館在有關文物上掛着一塊牌子，標明是河北農學院孫醒東教授鑑定。另一次是對安徽省五十年代出土小麥遺存進行考古鑑定，肯定為小麥。郭沫若院長在其著作《先秦肯定有小麥》一文，即根據孫老師的鑑定。孫先生還曾經受國家外交部推薦，為南美及中亞標本（豆類）進行過鑑定。 他的學生馮光明後來介紹說，孫先生在承擔這項任務時，他當時是作物栽培課代表，在到孫老師宿舍時，孫老師桌上放着一個直筒顯微鏡和一個摺疊放大鏡正在工作，給他介紹了任務來源及鑑定方法。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孫醒東先生曾被邀請參加討論制定全國農業發展六十條、國家十二年科研規劃等。

得到國際同行的親睞

1956年,孫先生《大豆》一書出版，這本書系統介紹了大豆生產的專業知識和中國大豆栽培的悠久歷史文化。 1957年即被蘇聯譯成俄文本《Ｃоя》，後來聽說美國有人從香港買到原書翻成英文出版。蘇聯莫斯科大學形態生理室還聘孫先生為國外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六十年代，王祖武出訪保加利亞，在訪問保加利亞農學院時，該院院長契爾諾格洛文教授把他主編的《作物栽培學》委託王處長帶回贈送給孫醒東教授。孫先生後來把書交給了農學的資料室，硬皮灰褐色，近10厘米厚。 期間，蒙古農業代表團訪華，從中國農科院書庫中索要一本孫醒東著的《中國牧草綠肥》一書，擬翻譯成蒙文；朝鮮農業代表團訪華到吉林農科院，該團索要孫醒東教授六十年代新著《中國牧草綠肥》一書，回國後翻譯出版；德意志農科院代表團訪華，到中國農科院草原所訪問，提出要訪問孫醒東教授，看看他搜集的三千多份牧草資源。該所因孫老師已去世推掉了這項訪問。七十年代初在新加坡召開國際大豆學術會議，還曾函請孫醒東出席會議，可惜他已經過世。八十年代初，美國高等教育代表團訪華，他們還拿着一本美國出版的英文《大豆》（孫醒東著）打聽孫醒東教授是否健在，想訪問他。

治學嚴謹

那怕是講過多次的「拿手戲」，他在課前仍要認真備課。孫先生治學經驗豐富，學識廣博，一專多能。他任教的課程門類較多，先後講授過《進化論》、《耕作學》、《農場管理學》、《中國食用作物》、《生物統計》、《作物栽培學》、《牧草分類學》、《飼料生產學》、《綠肥作物》等。無論講授什麼課程，那怕已經講過十幾次的「拿手戲」，他在課前仍然要做認真備課，把最新的內容穿插到講義中使同學們聽講後受到新的啟迪。 授課時，他語詞生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掌握時間，很能吸引學生注意力。比如：在講授每個草種的發生與發展及其栽培利用時，他從歷史到現在，從地方資料到勞動模範的經驗，以及現代學術成就等，都做詳細介紹，令學生耳目一新。 孫先生十分重視理論聯繫實際，經常帶領學生下鄉、下場生產實習，向實踐學習，總結群眾經驗，傳授先進技術。1958年，他下鄉到滄縣這個有名的鹽鹼窩，與師生、農民共同種水稻試驗田。他不僅結合現場對下鄉同學進行實地教學，同時指導農民種植水稻和綠肥。在滄縣，他曾與下鄉的侯寶林相聲大師在廣播裡穿插播音，提高了傳授技術的效果。

樂於幫助年輕人

孫先生經常給年輕同志介紹學習方法，比如如何搜集資料，他說：我再忙，每個星期抽半天到圖書館看看各種有關雜誌，了解有關學術動態，對重要文章要有摘要記錄，再重要的要借閱後詳細看。我這個習慣什麼時候都如此，抗戰時期在重慶那麼困難也如此，避免落後時代。 解放後，我國出版的第一本農業高校作物栽培學一書中，有一個禾穀類作物分類表，年輕老師們帶實習長期存在問題，給學生實習課進行禾穀類作物檢索帶來困難。這個問題無意中反映給孫老師（當時孫老師已調到牧醫系牧草組），沒想到，63年夏的一個中午，孫老師重新搞了一個禾穀類作物分類表送到馮光明的宿舍，孫老師說：「書中的表是錯的，搞的人不懂作物分類，我現在搞的這個表你們用用，有什麼問題告訴我再修改！」這個分類表被印成實驗課講義在農學類專業應用，禾穀類作物分類檢索很容易，沒發現什麼問題。 1956年，國家工資定級時，中科院（53—57年孫先生在中科院任兼職研究員）給孫先生定一級教授研究員，河北給孫老師定二級教授，結果，中科院尊重河北省意見。當時，全國農業高校一、二級教授大約80人左右的規模。

一部部開先河性的農業專著，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論文、調研報告，搜集掌握的3000多份牧草資源、100多份綠肥作物品種，數百份豆類原始材料，育出「保定青皮青」大豆新品種，國內外同行的一次次關注，潛心培養的一批批學子……都在訴說着孫先生的大師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