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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文正 |
宋代「文正」是第一諡號俗話說「生晉太傅，死諡文正」，對於古代的無數讀書人來說，能夠在死後被追贈「文正」諡號，是一件極為光宗耀祖的事情。宋朝是一個以尊重讀書人，且喊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響亮口號的王朝，那一共有多少大臣得到「文正」諡號呢？「文正」又是為什麼在宋代是第一諡號呢？[1]
在宋朝一共有9個大臣得到「文正」諡號，平均約34年才產生一個「文正」諡號。
獲得「文正」諡號的9位大臣，按照逝世的時間先後順序，分別是：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馬光、黃中庸、蔡卞、鄭居中、蔡沈。
李昉是宋朝第一個被追贈「文正」諡號的大臣。
「文正」是如何在宋代成為第一諡號的呢？這其實與北宋的政治文化緊密相關。
宋代之前，諡號本是大臣死後獲得的殊榮。三國時期，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共同獲得諡號，「時論以為榮」。獲諡本身就足以形成對大臣的蓋棺論定，因此同一時期的大臣諡號常常相同。三國時期，武將被諡為「壯」的比較普遍，如曹休、張郃、徐晃、文聘、許褚、龐德等。唐朝開國時期，武將被諡為「襄」的也比較普遍，如張公謹、唐儉、劉弘基、劉政會、柴紹、丘和、丘行恭等。
宋代之後，由於官僚體系日漸龐雜，諡號也逐漸成為大多數大臣常規評價的一部分。據統計，自西漢以來，共有一萬多人獲得諡號，宋代有一千多人獲得諡號，明清更是有接近六千人獲得諡號。諡號的普遍化引發了諡號的兩字化和規範化，也間接改變了諡號「名實相副」的特點。
如前所述，諡號最初是對大臣的蓋棺論定，很講究「名實相副」。即使是需要為尊者諱的皇帝諡號，也有美諡、平諡、惡諡之分，給了前代皇帝三分面子，但也要符合基本事實。大臣更是如此，前面說到同一時期武將諡號相同，就是因為這些人所做的事情相似，諡號也相同。
諡號普遍化以後，「名實相副」就難以為繼了。諡號數量大量增加以後，諡號褒獎的作用就減弱了，以前是重要武將才能獲得，現在普通武將都能獲得了，那麼就不是褒獎了，就是「陽光普照」了。
諡號的褒獎作用減弱後，等級區分就增強了，本來就能夠獲得諡號的給予褒獎，被「陽光普照」獲得諡號的給予普通的諡號。這樣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諡號從與去世大臣的生平相符，到與去世大臣的貢獻和地位相符。
這就像明清的頂級諡號「文正」，獲得這一諡號的人並不一定都符合「文正」代表的意思，但肯定是有與「文正」相符的地位。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岳飛的改諡，岳飛最初打算諡為「忠慜」，後來修改並定為「武穆」，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岳武穆」。再後來又被改為「忠武」，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哪個諡號更符合岳飛「精忠報國」的一生，只談後面的改諡。「忠武」是個地位很高的諡號，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十六國時期的王猛、唐朝時期的郭子儀，加上南宋時期的韓世忠，這幾個人都可以說得上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岳飛的改諡明顯不是出於他更符合這個諡號，而是南宋官方對他的定位進行了調整。
說了諡號這麼多的前塵往事，只是為了說明諡號的變遷是如何推動諡號評價的變化。隨着官員的臃腫及諡號逐漸成為大臣常規評價，諡號改變了「名實相副」，變成了「人（與）人相副」，大臣獲得的諡號並不完全與生平、性格等相關，而是逐漸與歷史上相似地位人物的諡號相同。也正因此，在宋代贈與夏竦諡號時，司馬光說出了奠定後來幾百年諡號規則的一句話，「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諡?」按普通話來說，就是「你不配」。
司馬光在上仁宗的奏議里更是表明了「文正」是「諡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周公是儒家文化十分推崇的人物，儒家的創立者孔子曾經說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意思是，「我真的很衰弱了（年齡大了），（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夢見周公了」。連周公都「不可兼取」「文」與「正」，足以說明「文正」在司馬光心中的地位。
為什麼「文正」會被司馬光推崇成為頂級的諡號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范仲淹的個人影響力。范仲淹曾被諡為「文正」，而他對北宋的文化尤其是儒學的復興（宋明理學）有着非常深遠的影響。范仲淹所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更是砥礪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和學者。
二是北宋士人精神的再造。北宋之前是「禮崩樂壞」的五代，因其黑暗，所以對傳統文化觀念破壞得十分徹底，也引來了宋代政治家和學者的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對「武」的思考，唐朝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等外族武人和朱溫、李克用等地方藩鎮給整個天下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浩劫。北宋在制度設計上實行「重文抑武」。文、武官員開始有了明顯的分界，出將入相的大臣越來越少。同時，「文」字所代表的「慈惠愛民」、「愍民惠禮」等正是傳統儒家同時也是宋代儒學者的追求。「文」字的內涵與外延都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前面我們提到過，隨着諡號的普遍化，諡號同時呈現了兩字化和規律化的特徵。諡號有了層級，兩字更易於進行不同層級的劃分。像是南宋時期劉光世的「武僖」、岳飛的「武穆」、楊存中的「武恭」、吳玠的「武安」和吳璘的「武順」，清朝中後期曾國藩的「文正」、李鴻章的「文忠」、左宗棠的「文襄」和張之洞的「文襄」。
根據張卜麻的《諡號及得諡人表》，宋代大臣獲得兩字諡號的占獲得總諡號的96%以上，可以說幾乎都是兩字諡號。而在宋朝以前，唐朝我們前面也列舉過，開國時期有不少諡號為「襄」的武將，兩字的組合更多，能用到的字也更多，因此更加多元。但同時諡號也呈現了規律化的特徵，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的諡號變為「文/武/忠+一字」的組合。到了明朝，更是形成了當過翰林的大臣諡號一定有「文」的規矩。兩字化與規律化共同導致了「文」字作為諡號而且是諡號第一個字的水漲船高。
「正」其實是「貞」，為了避諱宋仁宗趙禎的名諱而改的。按照《逸周書·諡法解》，「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從中都可以看出對德行和品質的要求，也正符合宋代儒學思想「克己復禮」乃至於南宋時期「存天理、滅人慾」對道德的追求。
唐朝滅亡以後，五代「禮崩樂壞」，宋人在對五代進行充分的反思後，在制度設計上建立了「重文抑武」的機制，導致了官員體系的臃腫，也促使諡號成為官員常規評價體系的一部分。諡號由最初的「名實相副」轉化成為了不同層級的代表，兩字諡號越來越普遍，並逐漸形成了以「文」、「武」、「忠」為首字的習慣。
范仲淹自身以及其推動的一大批人，促成了北宋士人精神的覺醒。「文正」因為曾作為范仲淹的諡號而被人推崇，同時，宋朝反思五代時期對廉恥禮節的拋棄，強化忠誠、正義等品德，推動了代表「清白守節」的「正」（「貞」）作為諡號地位的提升。經由司馬光在夏竦議中為其定義，「文正」就從宋代開始成為了頂級甚至可以說是第一的諡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