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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孔夫子舊書網 的圖片

內容簡介

《小於一》是約瑟夫•布羅茨基的首部散文集,以長文為主,夾以若干短文,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體和「書體」的獨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書。這是一個偉大詩人的精神自傳,也是一部私人回憶錄。布羅茨基以創造性的詮釋與解讀,完成了他對阿赫瑪托娃、奧登等人的致敬,對個人價值的有力捍衛,還有對獨裁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訴。這樣的控訴使用的不是公共語言和措辭,而是站在「一個詩人對一個帝國」的高度。而這個高度,又源自他的一個信念:語言高於一切,甚至是時間崇拜的對象,詩歌則是語言的至高形式。

《小於一》自2014年初次在國內譯介之後,詩人翻譯家、譯者黃燦然先生繼續對這個經典譯本進行着孜孜不倦的雕琢與打磨;時隔六年,我們得以呈現給讀者一個務求精益求精的全新修訂本,以此向偉大的俄語詩人、英語散文家布羅茨基致敬。

名家推薦

「通篇閃爍着睿智的光芒,將學術的精準與詩人的激情相結合。」

——《泰晤士報

「他的散文具有大師的力量與精準,時而卻又發散出先知般的道德光輝。」

——《華盛頓郵報

作者簡介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語與俄語世界的文學奇才。生於1940年的列寧格勒,布羅茨基的前半生在母國蘇聯度過,他的大部分詩歌成就也是用俄語完成的;1972年,永別故土、定居美國的布羅茨基從零開始學習英語,進而一舉成為英語世界卓越的散文大師之一。誠如他在一次採訪中所給出的自我認知:「我是一名猶太人;一名俄語詩人;一名英語散文家。」 1986年,布羅茨基榮獲美國國家書評獎,198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1991年獲選「美國桂冠詩人」。其代表作品有詩集《詩選》《詞類》《致烏拉尼亞》,散文集《小於一》《悲傷與理智》,散文《水印》等。

原文摘錄

大致有兩種人,相應地,也大致有兩種作家。第一種無疑是大多數,他們把人生視為唯一可獲得的現實。這種人一旦變成作家,便會巨細靡遺地複製現實;他會給你一段臥室里的談話,一個戰爭場面,家具襯墊物的質地,味道和氣息,其精確程度足以匹比你的五官和你相機的鏡頭;也許還足以匹比現實本身。……第二種是少數,他把自己或任何人的生活視為一種測試某些人類特質的試管,這類特質在試管里極端禁錮狀態下的保持力,對於證明無論是教會版還是人類學版的人類起源都是至關重要的。這種人一旦成為作家,就不會給你很多細節,而是會描述他的人物的狀態和心靈的種種轉折,其描述就是如此徹底全面,以至於你為沒有親身見過此人而高興。合上他的書就像醒來時換了一個面孔。 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對虛無主義展開批判,我們可以想見,他在把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生平延展到19世紀60年代。弗蘭克考察了巴扎羅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中的變形過程。從《罪與罰》中的拉斯科尼科夫到《群魔》中的比拉斯科尼科夫還要年輕的韋爾克霍文斯基。……這種批判不僅僅是在政治層面上展開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末世論想象中,虛無主義連同它那非道德的功利主義和前尼采式的自我神化,都是一種仍在發展的思鄉病:俄羅斯要是淪入虛無主義的手裡,它終將變成偽基督統治下的俄羅斯。

書評

這是一本去年飽受好評的書。黃燦然在布羅茨基《小於一》的中譯本中稱,這本書陪伴了他二十多年。受這本書的洗禮,「我們就不會對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還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過在意,這可省去我們很多時間。」

如果和那些時下流行的大多數出版物相比,我想黃燦然是對的,布羅茨基是一個繼承了優秀寫作傳統的俄裔美國人,他自然明白該怎樣對待自己的傳統。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依靠這本書,遠遠不足以節省我們的時間。布羅茨基不能算是一個天才式的寫作者,和他的前輩們比較,他的隨筆也不能說是嚴肅的文學評論。

如果仔細考察他的這部作品,諸如遽下結論,大而化之的議論,不負責任的定調,隨處可見。隨筆的性質使作者陷入一種意識處於荒謬的境地:即「充滿詩人色彩」的天馬行空,最終卻充當論據依附於邏輯。這就是這個作家在這本書中表現出來的心理結構。

對於一般的讀者而言,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缺乏一定的辨識力,諸如優美的句子之類會擁有很強的說服力。更多情況下它的後果是誤導讀者對複雜的文學形態產生錯誤的認識。

這種寫法和茨威格的人物傳記擁有許多一致的地方,誰也不會認真對待茨威格對文學富有激情又一無所有的演說。語言是一個陷阱,一旦為了某一個語言或者哲學上的理念陷溺進去,就會把許多偉大的名字當成拼圖貼在上面。

在這個意義上的拼圖遊戲,布羅茨基是白銀時期偉大創作者們庸淺的繼承和模仿者。

第一次知道布羅茨基,是在讀曼德爾施塔姆一首寫於沃羅涅日時期的詩作時,在注釋中看到他對曼德爾施塔姆的評價。布羅茨基是一個注重詞的運用的人,或者可以說是在詞的意義上,討論各派詩人和俄羅斯文學的。

在整本書中,他基本都是在敘述詩人的詞,間或一些其他的隨筆材料。他絮絮叨叨的想要把詞的技術性問題講清楚,這可能繼承自俄國白銀時期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觀點,他可以說是曼德爾施塔姆觀點之強烈捍衛者。

曼德爾施塔姆認同俄羅斯語言希臘化天性,反對別雷式的無情驅趕詞的「濫用」行為。他甚至認為,俄國歷史在邊緣上行走,在懸崖上行走,每一分鐘都準備墜入虛無主義,亦即與詞的隔離,「這是完全正確的」。

對比一下布羅茨基對詞的表述和曼德爾施塔姆的《論詞的天性》,基本可以獲得這一印象。在這一點上談論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和茨維塔耶娃,我想沒有人會比他更準確。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曼德爾施塔姆都是俄國猶太人。而猶太人的文字在俄國文學中擁有一個特殊的結構。這取決於他們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是曼德爾施塔姆所認同的洛扎諾夫,也對猶太人的文字嗤之以鼻,多次大加蔑視。如果不能深入這樣的歷史結構,了解不同的民族天性,我想,我們是看不出其中的區別的。

我就我所關注的幾個作家和詩人進行一些說明(全部否定布羅茨基是危險的,也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都在布羅茨基的作品中出現。但他們都出現在不恰當的位置。

被黃燦然稱為「當頭棒喝」的《自然力》一文,是一篇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隨筆短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現象,他涉及到心理學、悲劇哲學、詩學。布羅茨基是認同這一偉大先驅的創作地位的,但他僅僅是在一般意義上試圖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功績都歸於他對俄羅斯語言句法的掌控,並認為他的思維受到他的詞語的掌控,最終,陀成了語言的神靈附體,使所有材料之間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摩擦力,在一個人的內部造成了分裂。

他忽然下結論——注意,這就是布羅茨基的特點——他忽然說,「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秘密」。

如果這不屬於譯者的疏忽(譯者應該在幾個地方加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聖人渾身發臭」,這句話一般的讀者是無法理解的。),那我敢很肯定的說,布羅茨基沒有認真讀過巴赫金的書,或者,他根本不屑於理解。

巴赫金同樣在語詞和結構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了把握,但他提出的復調理論更具備說服力(我不想在本文里展開)。探討陀思妥耶夫斯的哲學家和文論家在白銀時期達到高峰。即使是同樣的拼圖遊戲:舍斯托夫從他本人的理念出發,運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些偉大的名字,完成了自己理念的拼圖(這並不是說我不認同舍斯托夫的看法),他是啟示哲學的堅定捍衛者,而從這個拼圖的結果看,他所揭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也遠遠多於布羅茨基的「全部」。

《小於一》的作者在舉例時認為果戈里的手稿《死魂靈》第二部如果沒有毀掉,即筆下完成的東西和靈魂之間產生的分裂將創造一位作家。——這句話讓人不知所云。

我可以把這種說法理解為一種牽強附會。實際恰恰相反,果戈里毀掉第二部手稿的行為本身即是《死魂靈》不朽的證明,也是死魂靈的一部分。果戈里從根本上意識到,三駕馬車上的俄羅斯最終沒有出路,人在絕望的邊緣也沒有出路,任何「怎麼辦?」的問題都不存在答案,所以毀掉的手稿是絕望之最終證明,這根本不是什麼語詞和靈魂分裂的結果。

在另一篇《空中災難》的文章中,布羅茨基把俄羅斯的散文進行了粗暴的劃分,即要麼托爾斯泰,要麼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更不知道他是從結構還是思想上進行把握。

我認真閱讀了這篇文章,但從根本上,他錯的離譜。他認為只有舍斯托夫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了,而契訶夫、高爾基、蒲寧、安德烈耶夫等人隨着托爾斯泰走,這簡直是一種路線鬥爭——經過模擬寫作,最終抵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深坑,他們被理解成是托爾斯泰信徒。

這裡面出現了非常可怕的混淆,俄羅斯的散文傳統絕不是簡單的二分法可以概括,而布羅茨基的整篇文章都建立在這個二分法上。

眾所周知,托爾斯泰和托爾斯泰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而所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與托爾斯泰不相干。如果說這一模擬的結果始於托爾斯泰的話,那就低估了托爾斯泰思想的價值,他完全超出任何主義之外,甚至可以說,強烈反對。

如果說存在這樣一條模擬寫作的蜿蜒小徑,那這條小徑行走着的可能是別林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後代。

更讓人驚訝的是,蒲寧小說中純粹的美感和托爾斯泰完全不同——或者只在托爾斯泰的一些短篇中能發現這種風格。

契訶夫最偉大的作品《第六病室》和《沒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是模仿自托爾斯泰的《伊萬伊里奇之死》和《克萊采奏鳴曲》,但要知道,這幾部小說都沒有把人帶到後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深坑。甚至正好相反,而契訶夫的《匿名者的故事》則是不同於托爾斯泰的另一種風格,如果仔細考察這種風格的話,它更多是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托奇卡涅茲完諾娃》和《斯捷潘奇科沃的人們》。

更大的混淆是,安德烈耶夫則更不是一個托爾斯泰散文遺產的繼承人,這在他的小說《牆》中有着極為深刻的表現。牆的思想如果一定要攀血親,它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筆記》。安德烈耶夫是一個尼采主義者(這不是一個嚴格判斷),他最終的路徑和布羅茨基所說的完全相反,他是跟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的。

另一個層面是,如果在一本文學評論中,對他的評論對象充滿了所謂的平等精神,「都是好話」或者,「僅僅有一部分不好」,而脫去了批判的外殼,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真知灼見。要知道,詩人的歌聲來自法拉利斯銅牛的肚子,絕不是一些語文學的判斷。

作者如果是站在這樣一個位置,一旦他的主觀好惡表露出來,就會顯得充滿優越性的傲慢,以及在語言上過於精緻的虛偽。

對於這種構造理解和解讀體系反對最為激烈的是布羅茨基的前輩洛扎諾夫。洛扎諾夫是一個較布羅茨基更加詩意縱橫的人,但他從不屑在說理的文字最終從屬於邏輯,他喜歡把一切打碎,不服務於體系。因而布羅茨基受到出版界的歡迎,但同時他也被奴役,而洛扎諾夫則陷入他隱居生活中的孤寂。(完) [1]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