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造成的影響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義和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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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國變造成的影響庚子國變徹底撕碎了大清王朝最後的遮羞布，使這場起源於義和團運動與己亥建儲風波的戰爭，成為大清頭頂上最為沉重的枷鎖。庚子國變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五味雜陳的，負面影響極為深遠，但在諸多負面影響之外，庚子國變使中國的民族運動方式，由暴力轉向和平，從這一點來說，還算是不幸中的萬幸。[1]
一、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自中國跨入近代以來，原先的天下觀念被打破，許多中國人逐漸意識到，在 「天下中心」中國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國家，而且這些國家比中國還要強大。儘管民族主義在近代逐漸興起，並成為中國近代百年歷史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一環，但民族主義稍有不慎就會演變成「民粹主義」，成為引發中外衝突的導火索。
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大約以1900年的庚子事變為分水嶺。在庚子事變之前，無論是鴉片戰爭當中的三元里人民抗英，還是此後爆發的諸多民間教案，都是帶有暴力色彩的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
至庚子事變時，義和團運動達到傳統民族主義運動的頂端，他們對西方人與西方傳入的事物採用無差別的排斥與破壞，這直接引發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入侵。而在庚子事變之後，民族主義運動則發生了明顯的轉向，開始向更加積極主動且理性的方向走去。
二、反教反洋到現代民族觀念
中國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無論是民眾還是官員，他們所持有的觀點的是中國數千年來固有的「夷夏之防」。在他們看來，西方人都是「蠻夷」，既然是蠻夷，就很難保證他們在中國不會招惹事端，夷夏有別的觀念壓倒了一切，中外關係問題，就是中華民族與野蠻的西方人之間的鬥爭問題。
庚子之前的反洋教鬥爭十分頻繁，因為西方人對中國的侵略與滲入，不僅表現在武力侵略與經濟掠奪，還表現為文化滲透，比如大量的傳教士來華傳教。
傳教士入華並不是一件新鮮事，早在明末即就有大量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但在清末，傳教士卻是伴隨着西方人的炮火而來，在中國領土上頤指氣使，對中國固有的習俗形成了猛烈的衝擊，也由此引發了大量的反洋教事件。
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就是晚清數十年來反洋教運動的「集大成者」，這場本是地方上的反教風波，逐漸演變成一場席捲華北的巨大政治運動，後來又成為慈禧用來反對西方人干預其決策的工具。運動驟然而起，迅速發酵升溫，後來又在西方人猛烈的炮火下迅速破滅，以鬧劇式的結尾收場。
但在庚子之後，中國人對西方人的看法與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原先的夷夏之別與天朝觀念雖然無法徹底抹除，但與之前相比，中國人也開始意識到，西方人和中國人一樣，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民族之間不再被被貼上優越或卑劣的標籤。
三、爭利權就是爭國權
庚子之後，現代國家意義上的「主權」概念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指導理念，以維護國家主權為核心，以爭取中國人固有的利權為重點，庚子事變之後的民族主義運動已頗具現代國家裡，國民爭取權益的特點與色彩。
當時有人就說：「列強雄雄來日方多，我國民無權利以抵抗之，地球狹小，其將可以拖足也。」中國人已經開始意識到，「路權」與「礦權」都是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路權即國權」，若能從洋人手中拿回本屬於中國人的權益，就是造福千秋。
進入20世紀後，尤其是在最初十年裡，以民族資產階級與地方紳商為主要力量，加上開明官員，中國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反對列強侵害國家權益的爭利權運動。無論是1905年的抵制美貨與使用國貨的民間抗爭運動，還是此後官商民共同發力的拿回修築鐵路與開發礦產權力的「保路」與「保礦」運動，都不再像庚子年之前那樣，以暴力手段盲目反洋。
儘管庚子前後，中國人所進行的民族主義運動有着巨大的差別，但並不能將前後兩段歷史完全分裂開來，1905年的抵制美貨行為與義和團運動中的「排外」主義有很明顯的前後關聯，只是採用的手段與方式更加文明與和平。而義和團運動中所展現出來的中國不可被侮辱的「民氣」，也被之後的中國人所繼承，他們秉持着中國人主權不可丟、利權不可侵的剛毅態度，堅決與西方人進行抗爭，展現出中國人強大的韌性與毅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