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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立（1503—？），明代黃縣人，兵部尚書王時中的二女婿，其父張濬，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科進士，曾任常熟知縣、都察院右僉都御使、延綏巡撫、山西布政司右參政。
簡介
張子立嘉靖四年（1525年）中舉，嘉靖五年丙戌科三甲一百九十三名進士，初任行人，掌傳旨、冊封等事。經過考選任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浙江某知府對他望塵下拜，張子立甚是鄙夷，說：「人有欲，故無剛。」該知府果然因罪去職。嘉靖十三年（1534年），張子立在浙江主持鄉試，慧眼識人才，認為茅坤（進士，明代散文家、藏書家）必中。嘉靖十七年（1538年）調任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嘉靖二十年（1541年）七月升都察院右僉都御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任延綏巡撫。
生平
明代中期，邊患嚴重，除了沿海的倭寇，北部的蒙古也時常入侵。明政府為了鞏固邊防，在北方修築長城，駐紮軍隊。延綏鎮又稱榆林鎮，總兵府駐榆林城，所轄東起清水營（府谷縣北）黃河岸，經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諸縣，西達花馬池（今寧夏鹽池縣東境）界，長一千二百餘里。延綏並不是一個行省，只是作為戰區而設巡撫。張子立在延綏「修城堡，開紅石峽以通水利，軍民利賴」，做了不少好事。
嘉靖二十四（1545年）年七月，蒙古人大舉入侵，據《延安府志》載「套人數萬由寧塞犯保安」，張子立和軍事主官陝西總督總督張珩調兵擊之，互有勝敗。不料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兵科給事中鮑道明詳細比較了雙方的勝敗，認為敗多勝少，屬於「誣功類奏」。嘉靖皇帝聽信了鮑道明的彈劾，認為:「延綏為虜所殘，更以捷聞，大為欺罔。」遂將張珩、張子立逮至京訊問，最後給他們定罪謫戍，張子立發配到寧夏固原戍邊。
張子立被抓的時候，當地士民「號泣遮道中」，以致欽差也感動流淚，請人為張子立在延綏學宮立碑。在固原期間，張子立閉門謝客，遇到有公務的時候才持軍棍去見官長，平時毫不鑽營。不久，就因為思親成疾去世。
據縣誌載，張子立生活儉樸，喜文學，好藏書，收藏有兵書、文學、醫書等各種圖書數萬卷，均鈐印「東黃張氏書籍」。嘉靖二十二年，張子立刻印宋朝張杲《醫說》十卷；嘉靖二十四年，張子立又校對並出資刻印了宋代計有功的著作《唐詩紀事》一書，對於文化的保存有一定的貢獻。在《唐詩紀事》的序中，張子立云：「傳者其詩具在，人之賢不肖，可據而議也」。目前可見的張子立詩只有兩首，一首是《明詩紀事》中保留的《黃花堡》：「關塞雄三鎮，風煙劇五戎，胡塵驚代北，漢月照雲中。戰士黃沙磧，將軍白玉驄，防秋烽火近，何日捷音同。」另一首是選自《三關志》的《陽方口堡》：「龍沙北望接三關，十萬旌干虎豹閒。隘地風煙臨晉水，連營烽火動燕山。行邊總鎮勞推轂，成算朝廷重轉圜。黠虜早聞牧馬去，將軍新自射熊還。」詩中可見張子立建功立業的願望，但未免大意輕敵，駐守邊境，竟然認為狡猾的敵人已經聞風喪膽而牧馬去了，軍人們居然有閒去打獵。其軍敗陣，良有以也。
和他一起定罪的張珩，謫戍六年後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七月起用為延綏巡撫，次年十月任南京兵部侍郎。其實若不是張子立英年早逝，他還很有可能被重新起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