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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鵬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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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鵬一(1867~1943)字扶萬,號在山主人,晚年號一翁、一叟,筆名樹叟[1]。祖籍山西曲沃,生於陝西富平,遂以富平為籍。七歲起入塾讀書[2]。11歲始由其父每日講授漢魏以來古詩二三十句,並要求讀寫。堅持五年,誦詩達千餘首[3]

本名 ;:張鵬一

出生時間 :1867

字號 :扶萬

去世時間 :1943

目錄

1基本內容

1基本內容

  張鵬一(1867~1943)字扶萬,號在山主人,晚年號一翁、一叟,筆名樹叟。祖籍山西曲沃,生於陝西富平,遂以富平為籍。七歲起入塾讀書。11歲始由其父每日講授漢魏以來古詩二三十句,並要求讀寫。堅持五年,誦詩達千餘首。

  清光緒十八年(1892)考入涇陽味經書院,讀書的同時,還協助山長劉古愚校勘《史記》和《爾雅註疏》。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舉入。次年初赴京會試。到北京後,在「三矯堂」(亦稱京師「萬木草堂」)謁見康有為,並拜康為師,積極參加康領導的維新運動。三月二十二日(4月12日),康有為等在北

 京组织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张参与筹备;还与林旭、康广仁、梁启超等13人联名发表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拒德人占胶州湾公
 
 启》。不久,张带着康有为致刘古愚的信及赠刘古愚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返回陕西。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度训政,“百
 
 日维新”失败,刘古愚因受株连于同年冬被解除味经书院与崇实书院山长职务,返回故乡咸阳;张与吴子敬、陈涛等陪同前往。翌年,张返回富平,光
 
 绪二十七年(1901)春迁居西安,从事古代经典及史籍文献的考据研究。次年到北京,不久出任山西省清源(今属清徐)县衙文案(秘书)。后因母亲病逝辞职返回富平。光绪三十年(1904)春,刘古愚的灵柩由甘肃运回其故乡咸阳天阁村安葬,张赴咸阳参加葬礼。同年,他在家乡富平董庄创办文王庙小学堂,又受聘任临潼横渠书院主讲。这一时期,张除撰写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儒教篇中之参考志佛》与《宋元学派变迁》两书稿外,还根据严复翻译的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进行删节编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了《节本原富》,开创了清末西北
 
 学者介绍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著之先河。

  光緒三十四年(1908)起,張先後任山西省長治縣代理知縣、山西大學堂庶務長、中國銀行秘書長等職。1914年春辭職由北京返回陝西,6月任陝西督軍署秘書,9月任陝西吏治研究所所長。1916年任陝西通志局分纂,又受聘監修西安碑林。期間,他撰寫了《散氏盤銘》《晉諸公贊》等著作。1921年秋赴上海, 特地到其師康有為家拜謁, 並向康有為介紹了陝西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胡景翼的情況。

  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上旬,由於吳佩孚的推薦,陝西省長劉鎮華邀請康有為到陝西講學。康在陝西講學和遊覽期間,張是主要陪同人員之一,並充任翻譯。他還與康的另一學生鄧毅把康的演講記錄整理,後來編成《康南海先生長安演說集》出版。康有為為了答謝張的盛情接待,特地到富平張家和

 他创办的文王庙小学堂访问做客,还赋诗相赠:“一代孙杨有大名,关中豪杰李天生。文昌九曲扶万宅,又继亭林过富平。”康还为富平藏书楼书写了“藏书万卷”等匾额。康有为因换经导致了轰动一时的“盗经”风波,张也受到牵连,被杨叔吉、高介人、李仪祉等人组织的陕西古物保存会斥责为“诱劝僧人换经”。其实,张鹏一并未参与其事。

  1926年劉鎮華率鎮嵩軍圍攻西安城期間,城中糧食極為困難,許多人病餓死亡。張及親眷20多口人住在西安城內,生活十分艱苦。數月後,張病情加重,由其二子同昌與三子際昌深夜護送出城返回富平鄉間調養。1930年10月楊虎城主持陝政,聘請張為省府顧問。1934年國立北平研究院與陝西省政府共同組建陝西考古會,張任考古委員會委員長。從1926年到1936年10年間,他撰寫了《唐代日本人來往長安考》 《太史公年譜》 《公羊今釋》《禮記今

 释》《诗经今释》《尚书今释》《阿母河考》《孔圣事迹问答》《刘古愚年谱》等一系列著作。1937年6月西北史地学会成立,张当选为理事长。在此前后,西安碑林保管委员会成立,张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于右任恐数年前高价购买的稀世珍宝东汉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残石保存于上海不安
 
 全,设法运回西安。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根据于右任所嘱,委托张妥为保存。张对此非常重视,特将此石存放在考古会自己的办公室内。1938年春夏间,
 
 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大部分领土,多次出动飞机轰炸西安,随时准备进攻陕西。危急之时,张不顾年高体弱,最先拟订了碑林文物珍品的保存计划,
 
 但在保管委员会讨论时,因看法不一,争论激烈,难以定案。就在此时,于右任来西安视察,对张等的爱国精神和不辞劳苦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明确
 
 指示按原计划进行,且要求在埋藏碑石文物时,一概遵从张鹏一之言。于语重心长地强调说:“抗战之中,望诸位谨守团结,勿以私意为念,则陕事幸
 
 甚,民族幸甚!”嗣后,在张与周伯敏、曹仲谦、翁维谦等人的组织下,与聘请的工人一起,

  在不時傳來的防空警報聲中,把于右任捐贈給西安碑林的大批珍貴碑石拆下,裝入麻袋深埋;其他碑石文物也採取磚砌、泥封等辦法,予以妥善保護。在前後歷時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張不斷親臨埋藏現場查看指導,常常顧不上吃飯睡覺,終於使這批國寶在抗日戰爭期間得以很好地保存下來。尤為難能可貴的是,1939年10月,張又親自護送《熹平石經》殘石到富平董南堡家中,藏於後院的枯井內,嚴令家中人保密,直至臨終前還叮囑長子張丙昌務必妥善保存,以後面交于右任。張逝世後,此石几經周轉,但保護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重新移歸西安碑林博物館珍藏。

  1939年,張當選陝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並任第三審查委員會召集人。任職期間,提出議案,要求治理洛川、宜君、富平縣境的河水,興修水利以灌溉農田;還應邀去各縣給參加培訓的教師和公務員講課。

  他生前勤奮治學,著作甚豐,已刊的著述近20種,文章多篇;未刊印的著作有近40種,是研究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及近代歷史非常珍貴的資料。1943年10月16日逝世於富平故里。

  1927年5月與考古專家徐旭生在寶雞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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