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埃瑪紐埃爾·沙瓦訥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愛德華·埃瑪紐埃爾·沙瓦訥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出生於法國里昂的一個富有文化教養的新教家庭，是家裡的第二個兒子。母親（Blanche Dapples）因生產沙畹而於11月22日去世。
漢名沙畹，字滋蘭，號獅城博士，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漢學大師之一，有「歐洲漢學泰斗」之譽。後來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馬伯樂都是出自沙畹門下。[1]
沙畹是世界上最早開始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是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將中國最著名的史學著作《史記》以及《後漢書》有關西域的部分翻譯成了法文。[2]
他的最後一部著作，研究了古代中國對於泰山的崇拜。這部著作結合了考據學以及田野調查，開啟了歐洲現代漢學的先河。
早年
12就學於洛桑的Progymnasium（College） Galliard中學。稍長，離開祖母和Galliard中學，回到法國里昂的父親的家中，繼續中學的學業。
1885年，沙畹20歲，順利進入巴黎的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師範學院，主修康德哲學。沙畹的氣質和實力，使他脫穎而出，受到了高師院長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年）的賞識。
佩柔是法國著名的古代藝術史專家、特別是希臘古典藝術專家。他矚厚望於沙畹這位有家教、有潛力的學子，勉勵他將治學方向定位於研究中國。沙畹正是受到院長的鼓勵，此外還受到其他師長的指點，逐漸確定了此後研究中國的大方向，把專業方向從哲學改為漢學。
1888年，沙畹高師畢業。畢業論文是與同學安德勒（Charles Andler，1866--1933年）合作完成的《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是由康德的《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的法語譯文和長篇導言構成。（安德勒的年齡比沙畹小一歲，後來成為法國的著名的日耳曼-德國學家，以研究海涅、尼采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而馳名。）由於這篇論文，沙畹先榮獲1888年哲學科的教師資格會考優勝獎（Laureat des concours d'agregation）。
一代漢學大師沙畹
一個時代可以成就一批大師，而一批大師也締造一個時代，學術界亦是如此。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政治、社會、學術都處在巨大的變革之中，那是一個產生革命家、英雄和學術大師的時代。但是，由於中國當時在科學技術上的落後，在許多學術領域內，中國學者尚未涉足。
西方學者反而先行一步，走進中國這片未開墾的土地，創造了學術輝煌。就在此時，法國從事漢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Emmanuel Édouard Chavannes，以下簡稱「沙畹」），來到中國，以華北為中心，開始他的考古調查工作。
把《史記》、《後漢書》有關西域部分譯成了法文
1889年1月，沙畹被法國外交部派往北京。
那是他第一次來華，時年24歲。他的身份是法國駐華公使館散編隨員，可以自行安排研究計劃，當時他打算全文翻譯司馬遷的《史記》，並調查兩漢畫像石，旁及歷代碑銘和少數民族文字的碑刻資料。
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證《史記·封禪書》的記載。此行還促成了他對泰山祭祀活動和民間信仰的通盤研究，最後寫成了《泰山：中國的一種祭祀志稿》（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一書；同時他在泰安碑賈手中購買到武梁祠、孝堂山、劉家村的畫像石和碑刻，構成了他另一本書的主要素材，即《中國兩漢石刻》（La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1895，沙畹將已經翻譯出來的《史記》的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約原書的五分之三的篇幅）陸續出版。到1905年為止，共計出版五冊。[3]
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沙畹再次來華做考古調查，他的範圍更為廣闊，但核心地區仍是華北。這次他先到遼寧奉天，考察清帝陵墓，然後尋訪鴨綠江畔，考察了包括「好太王碑」在內的高句麗遺蹟。
《華北考古記》成為劃時代的學術豐碑
1909年，沙畹先將經過選擇的照片刊布為《圖版卷》（Planches）兩冊，計1793張圖片，每張都標註題目和拍攝地點。
1913年和1915年，沙畹又分別出版了兩冊文字考釋，即《漢代雕刻》（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和《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雖然文字沒有囊括他全部的考察行程，但對武梁祠、孝堂山、嵩山三闕以及雲岡、龍門石窟等最重要的遺址都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和闡述。
沙畹繼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馬遷「踐行」的學術傳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他把實地的田野考察和書房裡的潛心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同時到實地進行調查。與同時代的中國金石學家的「訪碑錄式」的專注於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畹的實地調查依託於現代學術的考古學方法，不僅對碑刻本身做詳細的測量和記錄，同時對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邊環境等做仔細的考察和分析。
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術和資金上的支持，沙畹的《華北考古記》最終成為劃時代的學術豐碑，他本人也由此成為漢學研究的一代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