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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劍泉（水稻專家）原圖鏈接來自 個人簡歷網 的圖片

拔劍泉（1888—1964），廣東省高州縣人。著名的農業科學家、教育家、水稻專家，中國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1926年他在廣州東郊發現野生稻，隨後論證了我國是栽培稻種的原產地之一；首先把水稻劃分為秈粳兩個亞種，並運用生態學觀點，按秈—粳、晚—早、水—陸、粘—糯的層次對栽培品種進行分類；為生產上培育許多個優良品種，對提高產量和品質作出了貢獻。晚年主持水稻生態研究，主編《中國水稻栽培學》；出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後，每年帶領科技人員到各稻區實地考察，總結經驗，為發展我國水稻生產和科技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是備受中國人民崇敬的農業科學家。

科學家（Scientist）：對真實自然及未知生命、環境、現象及其相關現象統一性的客觀數字化重現與認識、探索、實踐的人士。如英國物理學家牛頓，波蘭物理學家居里夫人，美籍科學家愛因斯坦，黑洞之王霍金等。

主要研究成就

中國稻作之父

拔劍泉，字君穎號竹銘，1888年11月25日生於廣東省高州縣（原茂名縣）謝雞鎮石塘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父親丁林泰深感窮人受苦的根源在於沒有文化，決心借債送子上學。為此，丁穎成了丁家的第一個讀書人。1906年拔劍泉自私塾童蒙書館考上縣城的「洋學堂」——高州中學。入學後，他參加了「新高學社」，曾不時議論時政，立志「科學救國」。中學畢業後，他懷着「要使吃不盡苦頭的農民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向同學們表示：「諸君！當今之血性青年，當為農夫溫飽盡責盡力，我決意報考農科。」他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博物科學習一年，便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日本。1912年9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習日語，1914年6月曾一度回國，後又於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繼續學習。1919年畢業時，適逢國內掀起「五四」運動，東京留學生為聲援祖國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示威受到日本軍警的血 腥 鎮壓，氣憤之餘，不思久留，加之那時家境拮据，乃決定輟學回國。先後在高州中學、高州農校任教，後來改任廣東省教育廳督學。

此後，鑑於對官場貪污舞弊的厭惡，深感不深造就難以實現「科學救國」之夙願，遂於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攻讀農藝，成為該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學的中國留學生。1924年獲學士學位，時年36歲。為了出國深造，他前後奮鬥了11個春秋。

學成回國後，拔劍泉在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學的同時，積極開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規律的研究，並對廣東糧食生產問題做了很多調查，寫出《改良廣東稻作計劃書》和《救荒方法計劃書》，建議政府每年撥出1%的洋米進口稅作為稻作科研經費，但這些飽含拳拳學子之心的種種考慮均為石沉大海毫無着落。面對重重困難，他決心立足現實，以「螞蟻爬行的方式，苦幹到150歲」。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資積蓄補充經費之匱乏，在茂名縣公館圩籌建了我國第一個稻作專業研究機構——南路稻作育種場。隨後又用「賣青草」預售良種等辦法解決經費困難，先後又增設了石牌稻作試驗總場和虎門（沙田）、東江（梅縣）、北江（曲江）等試驗分場，旨在選育優良稻種，改進栽培技術，對發展華南糧食生產做出貢獻。1938年日軍侵入廣州，他們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場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慘遭殺害。中山大學西遷雲南，拔劍泉冒着生命危險搶運稻種和甘薯苗。後來學校從雲南移回粵北坪石，抗戰勝利後，再遷回廣州。八年抗戰，中山大學三易校址，顛沛流離，元氣大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校方醞釀再次遷校到海南島時，拔劍泉為了維護教育事業和國家財產便毅然加入了地下黨領導的護校行列，反對遷校，並不顧身家安危出面保釋為此而被捕的同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拔劍泉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關懷和重視，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農學院院長，並當選為廣東省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當時財政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撥專款支持稻作試驗場的恢復工作，這對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繼夜地工作外，還積極團結知識分子，規勸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員和學生回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了更多地了解和學習蘇聯的科學技術，他和青年教師一道參加了俄語學習班，並潛心鑽研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和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1956年，在他67歲時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拔劍泉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兼華南農學院院長。1963年他以75歲高齡，親自帶隊考察西北稻區，從張家口到山西、內蒙古、寧夏、甘肅、新疆、陝西等地。由於長途勞頓，回來後感到體力不支，日見消瘦。同志們無不為他的健康擔憂，勸他就醫，但他依然堅持工作。嗣後，由於組織決定，他才無可奈何帶着大箱圖書資料，去無錫太湖「療養」了37天（療養期應為3個月）。隨後，瞞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國勞模陳永康的水稻高產試驗田，接着又風塵僕僕地趕回北京，連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兒想見一面也未能如願。回京後，在尚未取得醫院病檢結果的情況下，又帶病去山東考察稻作。當時，他病情急劇惡化，用枕頭壓住肝痛部位，渾身冒汗，堅持在濟南做完了考察報告。之後，才從濟南被護運回北京醫院。經確診為肝癌晚期，住院僅20天就與世長辭了。

拔劍泉除歷任上述職務外，還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廣東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副主席。他曾先後代表國家赴蘇聯、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緬甸等國考察和進行學術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蘇、越3國學者參加的武漢水稻科學技術會議；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學討論會。他曾受聘為柏林民主德國農業科學院、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捷克斯洛伐克農業科學院榮譽院士。拔劍泉蜚聲中外，有「中國稻作之父」之稱。

論證中國栽培稻種起源於中國

中國稻作文化歷史悠久，已眾所周知，但稻作起源於何時？發祥於何地？在拔劍泉以前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884年瑞士康多勒（Candolle）認為，普通栽培稻起源於中國至孟加拉一帶；蘇聯H.И.瓦維洛夫（BaВИЛОB）主張印度起源說；1944年宇野園空在《馬來稻作之儀記》中認為，中國稻種起源於印度。這不但涉及稻種演化、傳播、系統發育等理論問題，也是對中國稻作文化的認識問題。丁穎根據古籍記載和出土遺蹤，從歷史學、語言學、古生物學、人類學，植物學以及秈粳稻種的地理分布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考察研究，論證了中國水稻起源於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神農時代，擴展於公元前26—22世紀的黃帝與禹稷的時代。稻作栽培奠定於公元前1122—274年間的周代。從殷商關於稻的依聲造字成為Tao、Tu、Dau等聲，認定其與今之華南沿海福老語之Deu、越南語的Gao、泰國語的Kao有關，而與馬來語系的Pad、印度語系的Vrihi無關。中國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屬夏族，史前時代已分布於今之中國全境，中國稻種不可能來自印度。從植物學方面分析，在中國迄今已發現的三種野生稻為：普遍野生稻（Oryza sativa L.f. spontanea）、藥用野生稻（O.offi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iana Baill）。栽培稻與多年生野生稻雜交結實率高，而且特性相似，認為是中國栽培稻的祖先。這個野生稻種廣泛分布於雲南、廣西、台灣等省（自治區）的江河流域和沼澤地帶。因此認為中國稻作文化有其獨立的演變系統。丁穎還根據古人類的遷徙和稻的語系，提出栽培稻種的傳播途徑為：一是由中國傳至東南亞與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經伊朗傳入巴比侖，再傳至歐美等國；三是澳尼民族（Austronesian）從大陸傳至南洋。他認為，中國稻種不僅起源於中國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種傳播中心之一。丁穎的上述學術見解，現在已為愈來愈多的學者所共識。

提出獨創性栽培稻種分類體系

拔劍泉對我國栽培稻種的演變與分類有精湛的研究和獨創性的見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據稻種的形態、雜種結實率及血清反應，將栽培稻種分為兩大群，分別定名為印度型亞種（O.Sativa L. Subsp. indica Kato），和日本型亞種（O.Sativa L. Subsp. japonica Kato），即粳稻為日型亞種，秈稻為印型亞種。這種分類法既忽視了中國2000多年前已有的分類和定名，也沒有反映兩者的系統發育關係及其在地理氣候環境條件下的演變形式或過程。比如公元121年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秈）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為「稻之粘者」的記述。為了正確反映秈粳的親緣關係，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過程，拔劍泉特把秈稻定名為秈亞種（O.Sativa L. subsp. hsien Ting），粳稻定名為粳亞種（O.Sativa L. subsp. keng Ting）。表面看來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學內涵則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注意。後來，有的蘇聯學者稱粳稻為中國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稱「印度型」亞種為「indica Kato, hsien Ting」，「日本型」亞種為「japonica Kato, keng Ting」；國際水稻研究所品種資源學家張德慈（T.T.Chang）則稱「日本型」亞種為中國型亞種（Sinica）。

對於水稻分類方法，拔劍泉強調必須符合生產實際，有利於育種與栽培的應用。例如，反映氣候生態型的耐光、耐陰、耐寒、耐熱等特性；反映生物間生態平衡的抗病、蟲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態特點的苗、株、穗、粒等形態特徵與品種選育和栽培措施關係密切，應列為分類標準。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國栽培稻種系統發育過程為基礎的五級分類法：第一級為釉粳亞種，釉亞種為基本型，粳亞種為變異型；第二級為晚季稻與早、中季稻的氣候生態型，晚季稻為基本型，早、中季稻為變異型；第三級為水、陸稻地土生態型，水稻為基本型，陸稻為變異型；第四級為粘、糯稻的澱粉性質變異性，粘為基本型，糯為變異型；第五級為品種的栽培特性與形態特徵。拔劍泉對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品種進行了分類研究，並把它們保存下來，為以後良種選育工作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我國第一個矮稈良種「廣場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來的農家品種「矮仔粘」的矮稈基因。

拔劍泉的稻種分類研究如種質資源保存是有創見與深遠意義的。

劃分我國稻作區域

稻作區域的劃分對指導我國水稻生產和科研有重要意義。前人從20世紀20年代起對此就有所探索（周拾祿，1928；趙連芳，1947），但劃分的依據不一，又偏於長江以南稻區，未能反映全國稻作區域的全貌。有鑑於此，拔劍泉從植物地理分布與環境條件相統一的生態學觀點出發，以光、溫、雨、濕等氣候因子為基礎，以品種類型為標誌，結合土壤因子，病蟲等生物因子以及種植制度、耕作方法等人為因素進行綜合研究，把全國劃分為6大稻作帶：①華南雙季稻作帶；②華中單雙季稻作帶；③華北單季稻作帶；④東北早熟稻作帶；⑤西北乾燥稻作帶；⑥西南高原稻作帶。這種劃分比較切合實際；對發展我國水稻生產和組織全國科學研究有指導作用。拔劍泉特別把當時稻穀產量僅占全國總產0.3%的西北乾燥地區劃為一個稻作帶，並指出該帶具有雨量少、光照足、晝夜溫差大、病蟲害較少、水稻容易高產穩產的特點，隨着灌溉條件的改善，增產潛力甚大。現在新疆墾區的水稻單產水平已超過華中、華南稻區。

提倡區制選種法

拔劍泉是我國最早從事水稻育種的先驅者之一。他十分重視地方品種的利用，認為我國農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培育出來的地方品種是祖國的寶貴財富；對它們的某些性狀加以改造利用，是改良現有品種或選育新品種最現實有效的途徑。他在《水稻純系育種之理論與實施》（1936），《水稻純系育種法之研討》（1944）等文章中提出水稻品種多型性理論，即凡是在一個地區長期栽培的地方品種，其群體必然存在占半數以上、能代表該品種的產量、品質和其它特性水平的個體——基本型，以保證品種群體的種性。基於這種觀點，他在從事地方品種的系統選育時，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區制選種」法，即在選育過程中採取農家慣用的栽培管理方法，以該地方品種的原種為對照，採用小區種植法進行產量鑑定；選育出來的良種，最後送回原產地或類似地區進行試種示範。他與他的同事們運用此法先後育出許多優良品種在原產地區推廣。其中種植範圍較廣的有「白谷糯16」、「黑督4號」、「東莞白18」、「南特16」、「齊眉6號」、「竹占1號」等68個。

開創野生稻利用研究

拔劍泉還開創了野生稻與栽培稻遠緣雜交育種的先河。1933年他從多年生普通野生稻與竹粘天然雜交後代中選育出「中山1號」新品種。「中山1號」抗逆性強、適應性廣，曾在華南地區種植了半個世紀。拔劍泉還用印度野生稻（wild kargea）與栽培稻品種雜交育成了「銀印20」、「東印1號」「暹黑7號」等品種。他在1931—1933年間對野生稻的研究中，就發現有花葯不開裂與花粉發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現象，是我國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報道。

我國水稻栽培學的奠基人

拔劍泉認為，開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規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長發育規律，與作物生長發育有關的環境條件變化規律和作物生長發育與環境條件相互關係的規律。水稻增產途徑歸根結底是改良種性和改善環境條件，以協調好品種種性與環境條件的關係。他研究了水稻灌溉用水（1929）、吸肥特性（1932）、開花習性、產量相關（1936）等問題之後，於1955—1959年間，對與水稻產量形成密切有關的分櫱消長、幼穗發育和穀粒充實等過程作了深入研究。所得結果一方面可從技術措施與穗數、粒數、粒重的關係上找出一些帶共性的結果，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實現計劃產量目標提供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也可根據水稻在生長發育進程中的現象來檢驗技術措施的合理性，為總結群眾經驗提供科學辦法。這對發展農業生產、科研與教育均有裨益。

拔劍泉根據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對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學性和微生物活動的促進作用，指出實行水旱輪作，做到「以田養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後水稻高產穩產的一個重要途徑。

拔劍泉曾進行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種試驗，這一工作加深了他從生態學角度開展水稻品種栽培研究的觀點。他晚年親自主持的「中國水稻品種對光、溫反應特性的研究」就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科研項目。他組織了12個協作單位，選用各稻區有代表性品種157個，在8個省（自治區）的10個試點進行歷時3年的實驗，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學數據，並根據部分資料整理成專題論文於1964年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宣讀。不幸的是，拔劍泉還來不及對這項研究進行全面總結，就謝世了。遺留下來的工作由後人完成。這項研究驗證了拔劍泉關於中國稻種起源、演變、稻作區域劃分和品種分類的學術見解是符合實際的，並在分類上補充了品種光溫反應型與熟性關係，把全國水稻品種分為14種光溫反應型，為地區間的引種原則、育種目標以及一些特殊品種資源的利用，提出了具體的科學的依據。

拔劍泉事稻作科學研究、農業教育事業40餘年，在國內外發表論文著作140多篇，其中《中國稻作起源與演變》、《中國水稻品種對光溫反應特性的研究》、《水稻分櫱、幼穗發育的研究》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勵。他組織全國著名水稻科學家55人，主持編寫的《中國水稻栽培學》（1961）更是一部反映我國當代水稻栽培科學水平的巨著，也是他生前竭力倡導、身體力行、開展學科大協作的集體智慧結晶。

他辦農業教育，倡導理論聯繫實際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不同層次的教師和科技人才。他尊重人才，愛護人才，任人唯賢。華南農學院是由中山大學農學院、嶺南大學農學院與廣西大學農學院（部分）共同組成的。在他的領導下，三校師生不分彼此，融洽相處，教師隊伍穩定，教學質量逐年提高。這是他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成功範例，也使同行晚輩深受感召。「學農、愛農、務農」是丁穎經常對師生進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體力行的座右銘。他的言傳身教，對青年學生鞏固專業思想，樹立深入基層、艱苦樸素、踏實工作的作風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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