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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通變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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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通變》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九篇,論述文學創作的繼承和革新問題。

原文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干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雲∶「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雲∶「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雲∶「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馬融《廣成》雲∶「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入乎西陂」。揚雄《校獵》雲∶「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雲∶「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乏。

  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譯文

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但寫作時的變化卻是無限的。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如詩歌、辭賦,書札、奏記等等,名稱和寫作的道理都有所繼承,這說明體裁是一定的;至於文辭的氣勢和感染力,惟有推陳出新才能永久流傳,這說明變化是無限的。名稱和寫作道理有定,所以體裁方面必須借鑑過去的著作;推陳出新就無限量,所以在方法上應該研究新興的作品。這樣,就能在文藝領域內馳騁自如,左右逢源。不過,汲水的繩子太短的人,就會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腳力軟弱的人,也將半途而廢。其實這並不是寫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於推陳出新罷了。所以講到創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干附着於土地,乃是它們共同的性質;但由於枝葉所受陽光的變化,同樣的草木就會有不同的品種了。

所以過去幾個朝代的詩歌,在情志的表達上是符合於寫作法則的。黃帝時的《彈歌》,是非常樸質的了。唐堯時的《在昔歌》,比黃帝時有所發展。虞舜時的《卿雲歌》,文采較唐堯時為多。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時文采更豐富。商周兩代的詩篇,較夏代又華麗得多。這些作品在述情志、寫時世上,其原則是一致的。後來楚國的騷體作品,以周代詩篇為模範。漢代的辭賦和頌,卻又學習《楚辭》。魏國的詩篇,大多崇拜漢代風尚。晉代的作品,又欽仰魏人的文采。把這些情況商討一下,可以看出:黃帝和唐堯時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樸素的,虞夏兩代的作品是樸素而鮮明的,商周時期的作品是華麗而雅正的,楚國和漢代的作品是鋪張而尚辭采的,魏晉兩代的作品不免淺薄而靡麗,劉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實際而過分新奇。從樸素到不切實際,越到後來越乏味。為什麼呢?因為作家們都爭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視向古人學習,所以文壇上的風氣就日益衰落了。目前一些有才華的人,都努力於學習寫作,可是他們不注意漢代的篇章,卻去學習劉宋時的作品;雖然他們對歷代創作都同樣瀏覽,但總不免重視後代而忽視古人。青色從藍草中提煉出來,赤色從茜草中提煉出來;雖然這兩種顏色都超過了原來的草,但是它們卻無法再變化了。桓譚曾說:「我看到新進作家的華麗的文章,雖然寫得很美,卻沒有什麼可採取的;但是看到劉向、揚雄的作品,卻常常有所收穫。」這話可以說明上述的道理。所以提煉青色和赤色,一定離不開藍草和茜草;而要糾正文章的不切實際和淺薄,也還要學習經書。如能在樸素和文采之間斟酌盡善,在雅正與庸俗之間考慮恰當,那麼就能理解文章的繼承與革新了。

誇張地描繪事物形貌,在西漢初的作品中已達到極點。從此以後,互相因襲,循環不已;雖然有人想跳出當時的軌道,但始終在那個樊籠之內。如枚乘《七發》說:「遙遠地望到東海,和蔚藍的天空相連。」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說:「看不到頭,望不見邊;太陽從東邊的水中出來,月亮從西邊的山上升起。」馬融的《廣成頌》說:「天地相連,無邊無際;太陽從東面出來,月亮從西面上升。」揚雄的《羽獵賦》說:「太陽和月亮,出來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張衡的《西京賦》說:「太陽和月亮在這裡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樣。」這些誇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這類手法,無不是互相沿襲的。

應該在沿襲當中又有所改變,這才是繼承與革新的方法。所以考慮到寫作的綱領,應該掌握住主要方面。首先廣泛地例覽和精細地閱讀歷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領;然後開拓自己寫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關鍵,放長韁繩,駕馬遠行,安閒而有節奏。應該憑藉自己的情感來繼承前人,依據自己的氣質來適應革新;文采像虹霓的拱背,光芒像鳳凰的飛騰,那才算出類拔萃的文章。假如局限於偏激的看法,誇耀自己的一得之見;這只是在庭院內來回兜圈子,哪能算日行萬里的良馬呢?

總之,寫作的法則是運轉不停的,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必須善於革新才能持久,必須善於繼承才不貧乏。適應時代要求應該決斷,抓住機會不要怯懦。看準文壇上今後的趨勢,來創造動人的作品;同時也參考古代的傑作,來確定寫作的法則。[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