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社會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新經濟社會學

[1]來自 搜狗 的圖片

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指新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體系的一門學科，它把人與人之間以經濟為媒介物所相互締結的關係作為研究課題，是研究社會的經濟部分的社會學。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現象是嵌入社會結構之中的。在新經濟社會學家看來，社會結構就是一種網絡。社會結構牽涉到個人之間、角色之間、群體之間、組織之間等多種層次的社會單位之間的關係模式。

歷史發展

「新經濟社會學」一詞同樣包含着兩層含義。一是必須獲得對經濟社會學這門特定學科的新發展；二是所建構的理論必須是一種可競爭的一般性理論。新發展意味着對「舊」經濟社會學的繼承和拓展。經濟社會學創立至今，經歷了從古典到現代的演化階段。以馬克思、杜爾凱姆和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社會學已為該學科確立了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的基本理念和學術空間，然而，他們之間卻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至20世紀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社會學家，以其理論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經濟社會學確立的研究範圍內，建立了一個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強的綜合的經濟社會學理論，即功能—結構主義經濟社會學。然而，由於其概念和框架太過抽象和機械，加之其忽視了宏觀系統分析的微觀基礎，而被認為於研究經驗事實無補。力求理論綜合而漠視經驗分析的傾向，不僅在70—80年代以後的美國而且在各發展中國家也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了。因此，作為經濟社會學第三階段的新發展——從其發展的脈絡來看——應當是一種既突破「舊」經濟社會學的理論限制，又能充分包容「舊」經濟社會學的成就，也就是說，新經濟社會學是沿着舊經濟社會學傳統的一種「創造性轉化」，而並非是對傳統的反叛或是一種研究上的背道而馳。

學科範圍

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構成了經濟社會學固有的學科性質和傳統，這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卻值得重申。因為，從世界範圍來看，在邁向經濟社會學的第三階段的發展中，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識這一傳統的意義從而能以其引導新理論的建構和該學科發展的。

在舊經濟社會學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遺產中，我們看到，馬克思畢生都在探討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運動和變遷，儘管他重視的是其中的經濟因素的決定性的作用。杜爾凱姆的論題沒有馬克思那樣宏大，但卻以其獨有的實證主義的風格細緻地研究了資本主義內部社會勞動分工與道德秩序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在中層上研究經濟與社會整合問題的範例。韋伯同樣以研究資本主義為己任，但他比同時代的思想家有着更為強烈的建設一門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題的經濟社會學的意識，儘管在很多情況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國流行的「社會經濟學」一詞。

韋伯在一篇較早期的論文中指出，「社會經濟學」是一門把「社會—經濟資料」作為它的主題的科學。儘管不可能對這門學科的適當邊界進行準確的劃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馬克思和羅雪爾（W.Roscher）以來的「社會經濟學」的科學研究中，發現這門科學的研究範圍，它主要包括：（1）「經濟」現象或「經濟」事件，主要是包含經濟制度；（2）「與經濟相關的」現象， 這些相關的現象可能不是經濟的，但卻有重要的經濟意義，例如宗教現象；（3）「受經濟制約的現象」，這是一些受到經濟因素影響的現象。顯然，韋伯所理解的「社會經濟學」是一門廣義地研究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科學。之所以要建立這樣一門科學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的肉體存在以及對我們大多數理想需求的滿足，在任何地方都必然會遇到外部手段的數量限制和質量不佳的影響」。在韋伯看來，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關係和意義並不是「客觀地」具有的，而是需要我們通過一定的「認知」結構和「社會經濟學的方法」，才能揭示出來並嚴格確定其意義的。韋伯在其後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可以看成是韋伯對其確定的「社會經濟學」範圍內的「一個環節」即對「與經濟相關的」宗教現象的研究。正如韋伯在該文表明的，他並不因此反對對「另一個環節」，即對受經濟因素影響的現象的研究。我們注意到，韋伯在以後繼續開展的「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的比較研究中，特別是在那部未完成的巨著《經濟與社會》中，已把更全面更完整地「討論經濟的社會條件」作為他的中心目的。在這部最重要的經濟社會學著作中，「經濟動力與社會制度的相互聯繫」是「一再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此時，韋伯已開始使用「經濟社會學」這一術語，並且提出這一科學在 「必要時也必須創造自己的理論框架」。

帕森斯和斯梅爾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韋伯所確定的經濟社會學的基本理念和研究範圍。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同韋伯一樣看到了人類經濟活動是普遍地受社會現象影響的事實，而且，還基於他們看到了本世紀以來愈演愈烈的經濟理論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專門化所帶來的問題和弊端。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對經濟理論與社會理論的整合來建構一種能綜合分析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統一的理論框架。應該說，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韋伯意在通過揭示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意義以創造經濟社會學 「自己的理論框架」的夢想，儘管他們也為此付出了理論偏離經驗的代價。

我們不能因為其理論限制，而否認這種被他們自稱為「哥倫布式」探討的理論整合的意義。在我看來，通過理論整合實現經濟與社會關係的分析框架的創新仍然是一條必由之路。因為在理論專門化日深的今天，任何一種「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都已被專門化的理論所分離，並且也都被各自不同的概念工具所處理，從中我們也都能得到在特定分析方法下的不乏「精確」的解答和說明。然而，由於專門化的概念方法人為地「肢解」了具有統一性的事物，我們從中得到的解答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否定性對立的。有關經濟的或社會的專門化理論業已發展到，能夠發現分割的知識和信仰已難以適應我們對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整體協調一致的根本因素的理解。要治癒經濟理論與社會理論之間的知識的分割，不能採用搗毀專門化理論的方法，或者採用如韋伯所批評的「把經濟研究拓寬為一般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只有進行在專門化的理論基礎上的有效的理論整合，才能獲得對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有效分析，從而才能建立起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理論。 新的有效的理論整合，意在古典經濟社會學所確立的研究範圍內，建構一種既能揭示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意義，又能對經驗問題有足夠解釋力的新的理論框架。要建立這種新的理論框架，需要有一個韋伯所謂的任何一種新科學都需要的「新方法」的基礎，即首先要尋求一個既能涵蓋整個經濟社會關係，又能包含宏觀結構因素和微觀行動因素（以便使這兩類因素分析能夠在一種新的綜合的方法論的基礎上得以結合起來）的基本概念。我在《邁向》一書中所做的基礎性工作之一，便是尋求這樣的基本概念。我從中國正在發生的雙重秩序轉型，即從計劃的交易秩序和傳統的交易秩序向市場導向的交易秩序的轉型的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了一般化的 「交易秩序」概念。交易秩序概念能否成為指示人類社會演化的一般性概念，尚需進一步的解釋，但它的確已成為建構新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因為，作為該基本概念的基礎的「交易」，按其語意，是指個體之間的「交互影響的行動」（transaction），即互動。互動可泛指人與人之間的所有的關係（既可以是經濟的關係也可以是非經濟的關係），換言之，所有關係中既可能包括經濟因素也可能包括非經濟因素。

這樣，交易就成了涵蓋所有經濟與社會關係的一般性概念。此外，在交易一詞中，既包括個體的自主選擇，又包括外在結構對個體的影響。這樣，對交易的研究也就既能包括微觀水平上的對當事人的動機、偏好和行動方式的選擇的研究，又能包括宏觀水平上的與交易行動有關的社會規範的研究。而且，如果我們將目光擴及個別交易的外部影響，就能發現無論是交易者還是社會都面臨着如何使個別的交易秩序怎樣有助於產生社會的交易秩序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引導經濟社會學從微觀分析到宏觀分析的有效過渡。

總之，我在《邁向》一書中建立的「科學發現的邏輯」是：從經驗事實中獲得一個作為經濟社會學研究中心的基本概念；又從這一概念的界定中獲得綜合分析經濟與社會關係以及使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得以結合所需的基本要素及其研究空間；然後，通過一個整合性的方法論的創新，使這些要素的相互關係的分析路徑得以建立；最後，才通過對決定交易秩序建立和不斷擴展的交易秩序的內部結構的起源和互動關係的分析，建構起了一種新的綜合的經濟社會理論，即交易秩序理論。在這一過程中，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建構無疑具有基礎性作用。

那麼，西方新經濟社會學又是以怎樣的觀念和方式來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呢？以格蘭諾維特為代表的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無疑是經濟社會學第三階段發展的重要的理論類型（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研究可以追溯到哈里森·懷特（H. White）在60—70年代對市場的網絡研究。不過，一般認為，馬克·格蘭諾維特（M. Granovetter）1985年發表於《美國社會學雜誌》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是開創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的里程碑性的文獻。因此，本文對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的評論主要以該文為參照）。不過，從經濟社會學發展的脈絡來看，西方新經濟社會學與其說是一種沿着經濟社會學傳統的理論創新，不如說是一種對經濟社會學傳統的根本的反叛。格蘭諾維特洞察到了現代經濟社會學力求綜合漠視分析的局限，但是他要做的並不是去如何突破這樣的局限，即努力追求一種既具經驗分析力又具綜合性的新的理論框架，而是反其道而行，為追求經驗分析而置綜合的經濟社會理論於不顧了。他不再同意經濟社會學以研究經濟與社會關係為對象，而是強調經濟社會學是一種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的獨特的社會學視角，一種分析「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new sociology economic life）。因此，他（同意）的做法，是宣稱經濟是嵌入於社會網絡之中的並且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經濟的運行。這樣，「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便獲得了一種從社會網絡角度觀察和研究經濟行動與經濟秩序的「新」思路。這種「新」思路由於其分析的極端性及其與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倫理學的對立性而引人注目。同時，它也在表象上迅速「糾正」了現代經濟社會學遠離經驗分析的局限。

然而，很明顯，西方新經濟社會學也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首先，將經濟社會學規定為以某個社會學視角研究經濟生活，無疑大大縮減了古典理論所確定的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只強調社會對經濟的影響而漠視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也會造成對複雜問題的分析的偏頗。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代價是，由於否棄經濟與社會關係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絕了通過理論整合（創造某種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綜合的經濟社會學理論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說，我看不出格蘭諾維特有這種努力的意圖。他所使用的社會網絡的概念也難以成為某種可引致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以及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後，也是最顯著的是，經濟生活的社會網絡分析，雖然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以及因此而帶來的所謂形式上的精確性，但卻於社會科學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實地解釋和預測經濟社會現象無利。事實上，一種研究視角如果過於極端，過於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就會排斥其他研究視角（如從制度、倫理角度研究經濟活動）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論也必然是一種非包容性的理論，這種理論與更全面地認識事物的學術目標相去甚遠。

從某個特定的視角出發進行某種單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教條。該教條的要旨是，必須從複雜事物中分解出最簡單項，才能進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爾無疑是從人類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這種理性主義方法的，並且他始終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簡單項」予以有秩序的認識之後，應當「把它們置於相互關係」中進行「綜合」研究，即「必須從最簡單、最容易認識的事物開始，依次引導我的思維，以求漸漸地、一步步地達到最複雜的認識，甚至還必須給那些就其本性而言並不彼此相繼的事物設想出秩序來」。然而，遺憾的是，笛卡爾的後繼者和追隨者大多似乎只記得笛卡爾的分析最簡單項的方法原則，而全然忘了他的更為根本的綜合原則。以笛卡爾主義為科學哲學的正統經濟學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統經濟學為要的西方新經濟社會學為何重蹈覆轍呢？我們只能以「科學主義」偏好和「方法論至上」的錯誤來予以解釋。採用分解最簡單項的方法論本來是一種受知識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種方法卻被逐漸演變為一種標示其研究具有精確性的途徑。追求形式上的精確性成為學術的首要目標。的確，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使精神簡潔的努力是一種巨大的誘惑」。然而，如果放縱這種誘惑，就會犯在研究中置方法於解決問題之上的錯誤，也就是說，不以更令人滿意地解釋問題為首要，而以建立所謂的新視角新方法為重要，其結果便只能是像我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看到的那樣，把問題分割開來，以適應「簡單而精確」的分析工具。

幾種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了一些理論思考，提出了三種理論視角：

(一)市場過渡理論

美國康納爾大學社會學系維克多·尼，針對l0年中逐步建構了這一理論。市場過渡理論有兩個基本假定：一是以中央集權化科層指令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協作體系，和以供需關係主宰價格定位、貨幣與所有權為特徵的市場協調體系，可以被看成是一個連續譜上的兩個極端。二是從指令體系過渡到市場體系是改革的必經之途。

維克多·尼針對中國經濟改革還提出了以下基本觀點：可以把改革過程看成某種過渡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經濟體制由科層的指令協作體系轉向市場經濟，其特徵是指令的非中央集權化和引入人市場機制。過凌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幹部的權力隨之削弱。在集權化科層協作下，他們的角色舉足輕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捷徑。與此同時，由於權力正逐步轉向買賣雙方，人力資本所能產生的收益隨着過渡進程的推進而日益增大。在中國，這種過渡進程不可能是單向的或線性的。儘管如此，仍會發生「局部改革」。所謂局部改革，是過渡進程的中間階段。在中間階段，指令協作與市場協調彼此共存，幹部的權力仍具有相當作用。

市場過渡理論還認為，改革進程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市場化的經濟制度。實際存在的幹部權、制度形式、所有權及交易模式等與完善的市場經濟不符的一切東西，盡可概括為過渡性的表現。

(二)地方性國家法團主義理論

這是奧伊首先倡導的。這種理論認為，在中國，中央指令的非中央集權進程，並未帶來政府指令結構體系的瓦解。相反，指令權被下放給了地方政府機構，而且這種地方指令結構體系在形成過程中融入了經濟法人個體的特徵，演變成地方性國家法團主義。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國改革的關鍵。中央政府的指令體系是放開了，但現在「一個強有力的地方官員群體及公有制企業，與一個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共同存在」。

(三)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

這是美國杜克大學林南首先提出的。這一理論認為，實踐中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成分的相互作用(作為政治軸線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斷變化的性質(作為經濟軸線的市場機制)，以及社會文化方面的地方性根源(作為社會軸線的網絡)，這幾個方面的差異構成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現實狀況。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揭示了這樣的途徑，即應從以下三種要素來分析改革中的經濟體制，包括(社會主義)科層協作、市場調節和地方協調，其中地方協調的角色至關重要。地方內部社會資源的管理和分配並不遵循關於權利與義務的理性規則，為達到「圈子」的整體利益，社會關係中的子系統可以作出利益的讓步或更大的犧牲。

這樣，地方性機制或多或少改變了市場競爭的原則或其作用的範圍，在地方與地方之間，奉行鐵面無情的自由競爭和平等交換原則，而地方內部卻是有情有義的「關係」原則。中國不會走向西方式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道路，而會由於地方性力量的強弱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發展模式。

這一理論認為，一個非中央集權化後的宏觀管理體制，在地方上仍然保持集權；地方性協調的建構基礎是地方網絡(關係網)，主要是家族親屬關係。這一理論假設：指令與再分配的重心會以集體資本的的積累、福利體系和地方基礎設施的發展完善為取向；親屬關係網的同時存在，將伴隨機會結構和報酬結構的不平等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