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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令孺(1897年-1976年9月30日),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女詩人方苞的後代。1923年留學美國,在華盛頓州立大學威斯康星大學讀書。1929年回國後,先後任青島大學講師和重慶國立劇專教授。1939年至1942年任重慶北碚國立編譯館編審。1943年後在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後被選為上海市婦聯副主席。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聯主席。[1]

方令孺
散文作家,詩人,教授
出生 1896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散文作家,詩人,教授
知名作品 《信》
方令孺散文選集》
譯著文集《鍾》等。

目錄

個人簡介

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寫新詩,與林徽因被稱為「新月派」僅有的兩位女詩人。1940年後,詩風由朦朧轉向樸實。她的散文文字清新,情感細膩。解放後被選為上海市婦聯副主席。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在「四人幫」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方令孺平反昭雪,舉行了追悼會。[2]

人物生平

方令孺(1896~1976)一生經歷了清末、民國、新中國三個不同的時期。她憑着倔強、正直、善良的性格,在社會進步思潮影響下,終於從苦悶彷徨中走出來,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為進步作家、民主教授、共產黨員,實踐了自己「創造新世界、新人生」的夙願。

方令孺189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個封建大家庭里,祖父方宗誠是研究宋學的學者,曾為曾國藩幕僚。父親方存之諳熟經典詩書,在日俄戰爭時期,曾兩次去日本,受盡強國對弱國的歧視和白眼,加強了他的民族抗爭意識,回國後拒絕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歲喪母,是在父親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父親佩服秋瑾,把秋瑾的傳記寫成習字本教子女臨摹,給他們以民族主義思想的洗禮與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養起自強進取的奮鬥精神。在封建大家庭里,充滿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男尊女卑的氛圍壓抑着方令孺,她對一切不平待遇極力抗爭。她努力讀書,爭取有不亞於男性的成績。她5歲就開始讀書,坐在姐姐的膝蓋上識字、背誦詩詞。在家庭女兒排行里,她排第9,侄兒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個都纏了腳,只有她反抗,沒有纏腳。她長得聰明伶俐,但長輩們都不喜歡她,說她性情倔強、粗野,不許她上學,常常打罵她並把她關在屋裡,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順,又打又罵。但她能在受壓抑、束縛的環境裡自我娛悅。有一天她跑到花園裡,在一叢荒草中,發現一棵盛開的海棠,她快樂極了,看那清風吹過,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輕飄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靈感到不可言說的喜悅,她靜靜地觀看,惟恐一出聲,這快樂會隨風飛去。她從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澀的童年裡,她有兩個愛好:一是讀書;一是欣賞自然。

她祖父母死後,伯父任族長。她父親因喪妻,帶着八個兒女從省城安慶遷回偏僻的桐城隱居,親自教子女讀書,給令孺老師打下了堅實的國學根基。這時,她家經濟並不寬裕,靠伯父分給的田產為生,她父親不得不經常外出借債。19歲時,伯父為高攀豪門,把她作為升官工具,許配給南京陳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個嬌生慣養的人,儘管她父親對這樁婚事也不滿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後與男方相處,無共同愛好興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輕視,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運動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師鼓起勇氣,決心要掙脫封建大家庭的羈絆。1923年她把一個兩歲的女兒放在祖母家,帶着一個8歲的女兒,隨丈夫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讀書。她開始與社會接觸,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還結識了一些進步青年。同學孫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紹她讀易卜生的文學名著《娜娜》。這本書對她觸動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種虛偽、壓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帶着兩個孩子離開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學讀書。但因學校當局認為她是已婚婦女,應該在丈夫身邊,不許她註冊,她據理力爭也無用。後來,她機智地利用美國風俗:年輕姑娘不論到哪裡都須有一個結過婚的婦女做監護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藉此理由,作為虞之佩的監護人,才被允許註冊。但女生部主任還經常把她叫去訓話,故意找她麻煩。這時,她和孩子的生活費仍靠丈夫供給,丈夫寄錢很少,常常使她們母女挨餓,房主見她窮,也常常刁難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魚,獲得微薄補貼來維持生活和學習。她清楚地知道,這是在為她今後獨立生活創造條件。在威斯康辛大學,她又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他們一塊談論海外的大詩人、大音樂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曾啟發她正確認識國內的政治形勢,她開始反對禍國殃民的政權,積極參加該校的學生會工作,和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分子作鬥爭,還參加進步同學的讀書會,並開始對共產黨產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國,帶走了兩個孩子,方令孺留下繼續學習,但因思念女兒,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國。回國後,夫妻間的矛盾激化,貌合神離的生活終告結束。她決定捨棄優越的家庭生活,與丈夫分居,去過艱苦的日子,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女兒。

1930年春,由清華大學教授鄧叔存介紹,她到青島大學中文系任講師,教一年級國文,成為當時國內大學極少數的女教師之一。她帶着小女兒去青島教書,另兩個女兒放在陳家祖母處。她自信出國學習6年已為她獨立謀生創造了條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1929年她開始寫詩,後來又寫散文。她的詩既有很深的國學修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她的散文也有詩的韻味。在這裡,她又結識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該校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實秋等,來往密切。

1932年,她因積勞成疾,只好暫時中止兩年的教書生活,到北京姐姐家養病。後因病情需長期醫療,她又回到南京孩子們的祖母處。這期間,因重病纏身,又加上她視為知己的侄兒、著名詩人方瑋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擊,情緒一度頗為消沉。但她常想起瑋德鼓勵她的話:「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飛。」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災難仍時時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奮起、掙扎。這時她和許多進步作家來往,大家常在她家聚會,她家幾乎成了文化人的俱樂部。來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陳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與文品,對此毫無異議。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國民黨反動派軟禁,她還多次去看望,表示願意幫助,並向丁玲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還曾給她來信,她也給丁玲寄書去。

抗戰的烽火把方令孺徹底從苦悶、彷徨的消沉中驚醒,她參加慰問傷兵,寫有關抗戰的散文。她說:「我確實覺得大時代給我的心有一種新的悸動,新的顫慄,新的要求,過去幾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給推倒、翻動。再也不允許我停頓、悠閒和沉迷在往古藝種的懷抱里。我睜開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種形態的人生,各種堅毅與窮苦的面孔。」個人的苦痛「和那個千萬人最大的苦痛比起來,實在太渺小了……」從此,她跳出個人的小圈子,從過去的只為個人獨立匯入到進步的潮流中。

主要著作

》(散文集)1945年,文生出版社

方令孺散文選集》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譯著文集《》等。

其他編輯

故居

方令孺故居,它建於40年代,屬西式花園別墅,位於靈隱白樂橋3號,文壇泰斗巴金也常在這幽靜的庭院裡與方令孺交談。

故居依水而建,越澗而人。院外小溪潺潺,院內花木繁茂,右邊一棵高大的銀杏,左邊一顆粗壯的梧桐。小院正中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平房別墅,建築面積約200平方米,有一半圓形房間突出院中,三面通風,採光甚佳。別墅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風景優美。

在青島

清代文學中,安徽桐城的學者形成「桐城派」,以提倡古文為主,現代著名女作家方令孺就出身在安徽桐城方氏的書香世家,同時也是充滿封建倫理觀念的家庭里,3歲即遵父母之命許配與人,16歲完婚。

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方令孺衝出牢籠,遠去美國留學,接受西方教育。回國後深愛新文學,寫詩也寫散文,她的詩作多發表於《新月》雜誌,被稱為新月派代表性女詩人。她的侄兒方瑋德是一位天才新詩人,少年成名。外甥宗白華是哲學家,也是文學家。他倆比方令孺僅小八歲,所以對方令孺以很大影響,多有往來,並對新詩有所探討,方瑋德也是新月派詩人。

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建校,楊振聲校長廣聘教師,在鄧仲存介紹下,聘方令孺為國文系講師,她第一次來到了青島。青島大學校舍是利用了原德國人建的俾斯麥兵營,其7號樓原是軍官營房,學校作為了女生宿舍,樓上住着單身女教工(籌備期間曾住着蔡元培一家)。住在這裡的還有校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李雲鶴(江青),張兆和(沈從文的未婚妻)。李雲鶴還是國文系的旁聽生,與方令孺是同仁、鄰居、又是師生。

國文系主任是聞一多,他的助教是陳夢家梁實秋寫方令孺道:「她相當孤獨,除了極少數談得來的朋友以外,不喜與人來往。她經常一襲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獨居,或是一個人在外面而行的時候,永遠是帶着一縷淡淡的哀愁。……不願談及家事,談起桐城方氏,她便臉色緋紅,令人再也談不下去。」

「極少數談得來的朋友」之中,首先是聞一多。1931年聞一多由文登路遷居陰島路(今紅島路)後,書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梁實秋聞一多楊振聲「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自稱「酒中八仙」,「八仙」中有一女仙何仙姑,聞一多便每次請上方令孺,「湊上八仙之數」。其實方令孺不善飲,別人亦不勉強她。是為了解脫她的「孤獨」。

方瑋德陳夢家都是聞一多的學生,1931年來青島,與「九姑」方令孺,老師聞一多,學兄陳夢家相會,大家興高采烈,那些天是方令孺罕有的快樂的時光。方瑋德稱方令孺「九姑」,陳夢家自然也同樣稱呼,青島大學的同仁也統稱她「九姑」。巴金在《懷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說:「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巴金等都稱她「九姑」,梁實秋說:「大家都跟着叫她『九姑』,這是官稱,無關輩數。」

方令孺在青島,執教之外,從事創作,寫詩,也寫散文。她寫的散文集起名《》。大學校舍後邊是青島山,昔日這裡有汩汩的泉水(今海大的中址)並形成溪流。方令孺在《靈奇》一詩中寫到: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個人走上了慣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在細細的在與山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輕裳。

方令孺同聞一多陳夢家談起,在《新月》之外,應辦一個可發表詩歌的刊物。陳夢家為此去了上海,向徐志摩談了九姑的意見,徐志摩很高興,立即籌辦,四處約稿,自己帶頭寫了一首《愛的靈感》,其中寫到:「我就像是一朵雲,一朵/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新月社新出版的雜誌就叫《詩刊》,1931年1月出了創刊號,有方令孺的《詩一首》:

愛,只把我當一塊石頭,

不要再獻給我,

百合花的溫柔,

香火的熱,

長河一道的淚流。

陳夢家評價說:「這是一個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響,她是有着如此樣嚴肅的神采,這單純的印象素描,是一首不經見的佳作。」方令孺在青島大學的兩年,奠定了她在詩壇的地位。

徐志摩乘飛機在濟南失事遇難,方令孺十分悲痛,她寫了《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一文:「再有什麼比這個消息更慘烈?這真像是處在迷罔的夢境,不信志摩會這樣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帶着人類所有的創痛去了!」

幾年間,她與徐志摩多次通信,信中多交流對中國新詩的看法,這些信她結集出版,名字就叫《》。

方令孺的孤獨感也在於當時大學國文系的學生,熱衷於訓詁、音韻、楚辭、唐詩,惟有臧克家一人寫新詩,被當作「另類」。 1932年,「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年,青島大學的學生在建校兩年內爆發了第三次全校性大罷課。「方令孺同許多富有民族正義感和愛國心的知識分子一樣,為之憂愁、憤激,加上為生計而進行的奔波,不久竟至積鬱成疾,患上了甲狀腺亢進疾病。由於病勢十分兇猛,她只得離開青島。」(鄧明以《方令孺傳》)

解放後,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聯主席,也是全國唯一的女性省一級文聯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全國文聯秘書長王亞平,副秘書長舒群,河南省文聯主席於黑丁,安徽省文聯主席劉芳松,北京市文聯主席老舍,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上海市作協主席徐中玉,瀋陽市文聯主席蔡天心,30年代都生活在青島。老舍為山東大學教授,王林徐中玉蔡天心都是青島大學(山東大學)學生。

「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後下放「五七」幹校,1973年方令孺的入黨介紹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對徐常太說:「我教了一輩子書,教出了不少好人,也教出了大壞蛋,江青是我在青島大學教書時的學生。……也許江青因為我掌握過她一些醜事,故而對我下這樣的毒手。我個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黨和國家遭殃卻是大事。」

書信節選

第五篇

這幾天秋的使者來了,綿綿的小雨像是誰的淚?今早雲中漏出日光,顏色慘白,街上水車同短笛的聲音都呈現頹喪的情調,我心裡淒涼。我嘆息炎夏的消逝,夏,有時會燒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

漫哉,我不願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點病的磨難,我哀憐,如果在這荒漠裡能掇得一朵花我願意獻給這受磨難的人。

這幾天因為貪看 Flauberts Madame Bovary疏忽了給你寫信。這是一本名著,是一個不幸的故事,我所讚美的是作者的藝術,他把全書的情節用一根巧妙的線索連貫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樣,但是提起來,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睜的時候才把書合上,帶着書里的憂愁入夢,早上在魚白的光里,我坐起讀,今天看完了,這一種緊張的心,也像秋蟬一樣,帶着尾聲,在綠葉里消失。但是這鬆懈的心情使我覺得異常無味。

我發現生活是不能悠閒,要忙,要複雜。小小的園林,養花飼鳥,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滿足,那裡沒有創造,沒有喜悅,所以 Creatioll and Recreation這兩個字,同人的生命是織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為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環境起衝突…… 傍晚,我一個人走上這園後的高台,靜默地看那深紅的晚霞,橫陳在一叢黑樹的後面,河裡的水平靜到一點細紋都沒有,樹葉在我耳邊發生溫柔的嘆息。在台下,來了人說話的聲音,他們

說什麼,我是不管,只是那聲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沒有韻律,沒有變化,我不能忍,就離開。

說也奇,我能忍受極複雜強烈的聲音,可是不能忍受一成不變的單調。有一次我在一個大城裡過年,除夕夜半我走進劇院,人是擁擠得教我不能吐氣。他們不管老少就像瘋了一樣,吹號筒,響口笛,奏各種不同的樂器,他們要使空間充滿着喧囂,好像這喧囂能把時間抓住,我坐在一個角上,心理同他們完全不同,比平時更清醒,更寂寞,聽他們做出的聲音,像是在別一個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長的,短的,戲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們都是綢子做的傀儡,頭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見的線在那裡扯着他們動──可憐,馴服地被動着!我信,他們的心,一定同我一樣,冰冷。還有,幾年前,我生病睡在醫院裡,我的房在第六層樓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機器挑土,那一聲聲尖銳的音擠進我的心靈,我每天一到破曉就哭,我厭恨那惱人的單調。

我對於人生也就有同樣的感想。

說起生命,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我們愛它,卻又憎惡它,到底為什麼愛,又為什麼憎?記得 Stevenson說: 我們看戲以種種意義解釋生命,直等到厭倦為 止;我們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學的名詞來討論,但有一個事實總是真的──就是我們不愛生命,在這意義上我們太操心於生命的保存──再乾脆我們不愛生

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們愛的不是這固有的生命,我們愛的是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於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學家解釋生命說:Life is a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自然,我們愛生命決不是為這膚淺的感觀上的愉快,要不是這生命力驅策我們創造,勇敢的跨過艱難的險嶂,就是生,又有什麼趣味!遲鈍生命,就像一灣濁水,不新鮮,又不光彩。

八月二十三日晚

(選自《信》,文化生活社1945年版)

參考資料

  1. 方令孺, 桐城市人民政府網,
  2. 方令孺, 桐城市人民政府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