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後，朝鮮曾打算反清復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朝鮮反清復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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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滅亡後，朝鮮曾打算反清復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即崇禎帝）在後宮煤山自縊身亡，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國運到此結束。隨之，清軍入關，定鼎中原。此後，忠臣義士先後擁立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鍵、魯王朱以海、桂王朱由榔為帝，繼續抗清復明。至公元1683年，當年的漢奸、如今的英雄施琅率滿清水師攻入台灣為止，明祚延長了三十九年。史家把這三十九年稱為南明。[1]
而這一時期的近鄰朝鮮，也加入了反清復明的行列。朝鮮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就以光復大明為己任。
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鮮昭顯世子李澄（朝鮮王儲）一起，被入侵朝鮮的皇太極擄到盛京（今瀋陽）當了很久的人質。公元1644年11月9日，入關後的清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作為人質的昭顯世子李澄和鳳林大君李淏，說：「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己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同時，清廷還宣布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
公元1645年3月，久居滿清為人質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宗出城迎接「天使」的到來，忠於明朝的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對此心中憤懣。5月21日，昭顯世子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暴斃於昌德宮中。仁祖李宗雖心知肚明，但礙於朝廷上下對質清歸來的昭顯世子的不滿情緒，並未深究此事，只是向清廷上報「世子病亡」。6月7日，鳳林大君李淏被多爾袞釋放後回到漢城。
昭顯世子在清廷為質近十年，親睹了明亡清興的過程，積累了與清廷相處的經驗。多爾袞對其去世「深為驚悼」，雖對其暴斃亦覺可疑，但在朝鮮使臣眾口一詞的「確係病殪」的說辭下，也不得不接受了這一現實。公元1645年11月14日，清廷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
朝鮮李朝視清廷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了對清廷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等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中，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着述，直至清末，仍有人書寫使用崇禎年號，仍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在對於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問題上，當年的朝鮮朝野就是這樣處理的。
當時，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李朝孝宗李淏，則始終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他對大臣們說：「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回應者！」對大臣擔心的：「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他卻義無反顧地說：「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之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為了北伐，孝宗首先採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七千人增加到二萬一千人，並且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禁軍由六百人增加到一千人，並且全部改編為騎兵。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一萬名，御營廳軍增加二萬名；但由於財政困難，計劃未能實現（見韓國姜萬吉《韓國近代史》）。
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慧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政權、台灣鄭成功、甚至准葛爾部等反清勢力，都寄予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廷。當得知台灣鄭氏多次派使者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時，朝鮮李朝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見《仁祖大王實錄》。
李淏的兒子顯宗李棩、孫子肅宗李焞，對聯日伐清之事也很積極。公元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日本近日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築城訓練為守御計。」企圖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廷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便派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與日本素來和好，奏摺所奏不實。順治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這就是朝鮮歷史上有名的「六使詰責」事件。
令人遺憾的是，當初滿清國運正處在上升期，故，朝鮮李朝君臣的「反清復明」計劃未能得以實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