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劉弘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晉書·劉弘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原文
劉弘，沛國相人也。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寧朔將軍、監幽州諸軍事，甚有威惠，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以勛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弘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弘表曰：「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土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樸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盪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陶侃、皮初戮力^致討，盪滅奸凶，若不超拔，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
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贏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復帽，轉以相付。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雄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以運道懸遠，欲以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於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河間王顆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日：「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
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眾屯於夏口。又遣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敏競不敢窺境。弘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節選自《晉書•劉弘傳》）
譯文
劉弘，沛國相人。初入仕途任太子門大夫，多次升遷至寧朔將軍、監幽州諸軍事，很有聲威和恩澤，外寇盜賊全都銷聲匿跡，受到幽朔一帶人們的稱讚。因為功勳與德行兼備，被封為宣城公。太安年間，張昌作亂，劉弘率領前將軍趙驤等討伐張昌，從方城到宛、新野一帶，所到之處叛軍全被平定。當時荊州各級官吏有不少空缺，劉弘請求補充選任，晉惠帝聽從了他的請求。劉弘就論功量德，根據才能補授官職，頗受輿論讚賞。劉弘上表說：「崇尚教化莫過於推重道德，德是用來渡過困難處境的憑藉，所以首先要樹立德業，其次是建立功勳。
近來多有禍亂，淳樸的風尚更加衰落，我就用徵士伍朝補任零陵太守，希望阻止奔走競進的時弊，培養謙虛退讓的操守。我因為不善用兵，前戰從宛城撤退，陶侃、皮初合力征討，掃蕩殲滅頑敵，如果不越級提拔他們，就無法勉勵努力立功的兵將，撫慰勇猛殺敵的勇士。」根據平定張昌的戰功，應該封劉弘的次子為縣侯，劉弘上書堅決辭讓，惠帝應允了他。劉弘鼓勵督促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放寬刑罰減免賦稅，每年都有所積蓄，百姓都愛戴他。劉弘曾經巡夜，聽到城牆上打更人哀嘆甚苦，於是就喚他詢問其中的原因。那老兵已六十多歲，身體羸弱有病又無棉衣。劉弘憐憫他，就訓斥處罰主管，拿出皮袍復帽，讓主管轉交給他。
當時益州刺史羅尚被李雄打敗，派遣使者告急，請求增援糧食。劉弘轉達文書要求供給他們，但州府認為運輸的路途太遙遠，想運五千斛米給羅尚。劉弘說：「天下是一家，我現在供給他們，就可以沒有西顧之憂了。」就用三萬斛米供給羅尚。羅尚憑藉着這些糧食加固自我防禦。當時在荊州有十餘萬戶流亡的百姓，寄居異鄉生活貧乏，很多人當了盜賊。劉弘就供給他們耕田、種子和糧食，提拔其中的賢良人才，按照能力逐級任用。河間王司馬顒任命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勸說劉弘：「彭城王先前東奔時，有不軌的言論。
張光是太宰的心腹寵臣，應該殺了張光來表明你的立場。」劉弘說：「太宰的過錯，哪裡是張光的罪過！損害別人來使自己安寧，君子不做這樣的事。」陳敏侵犯揚州，帶領軍隊打算向西進發。劉弘先緩解對南蠻的防禦，授權蔣超，統領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帶領着眾多士卒在夏口駐守。又派何松率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的軍隊，駐紮在巴東。陶侃與陳敏是同郡人，又在同一年被舉用為官，有人到劉弘那裡說陶侃壞話挑撥離間，劉弘卻並不懷疑陶侃，任命陶侃為前鋒都護。陳敏最終不敢進犯。劉弘在襄陽去世，百姓悲痛哀嘆，如同失去了親人。[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