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梨園三怪」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有感於「梨園三怪」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清末民初,我國京劇界曾有三位譽滿南北的名伶: 被時人稱為 「梨園三怪」 ,至今仍傳為佳話。
一怪是跛子孟鴻壽。他自幼患了軟骨病,身長腿短,頭特別大,腳小而纖弱,行走不便。但他暗下決心,苦學二年,揚長避短,成為獨樹一幟的名丑,被戲班、戲園爭相邀請。
二怪是瞎子雙闊亭。他自幼學戲,後來因病雙目失明。但他並未灰心喪氣,反而更加勤學苦練,在台下行走要人攙扶,但上了台卻泰然自若,寸步不亂,成為功深藝湛的名鬚生。
三怪是啞巴王益芳。他先天性不會說話,平日看父親演戲,一一默記於心,雖無人教授,但每天起早貪黑依樣照瓢練功。藝成後一鳴驚人,成為有名的武花臉,後被戲班奉為導師。
他們是身體的不幸者,但又是事業的勝利者。他們的成功,沒有天資,沒有神助,說他們「怪」,只不過是他們以驚人的毅力,創造了非凡的成就,因此,人們在驚嘆、仰慕他們成就的同時,就不能不看一看這跛子、瞎子和啞巴身後的成才成名之路。
世界上許多珍貴的東西,往往要等失卻了它,或渴求而終不可得時,才會越發體會其珍貴。而擁有珍寶者,卻常常容易忽視他的存在。「三怪」孜孜以求和最後得到的東西,不正是一些人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所失掉的嗎?他們諱於短,失於志,惰於身,欲進而畏難,愛譽而怕苦,總希望有一天天上掉下成功的秘訣、勝利的桂冠。做為這樣一個肢體健全者,難道在「三怪」面前能不自愧麼?
貝多芬說過:卓越的人一大優點是:在不利與艱難的遭遇里百折不撓。在前進的征途中,誰都有短,有失,有可能遭受不幸。但這種「不利與艱難」,卻又可以激人勵志,催人奮發。「三怪」的成功,就在於他們在不幸面前,處逆境而不餒,痛己短但不甘於短,為了補短避短,而更加貴己長;苦己身,在心血和汗水的考驗中,堅韌不拔,矢志不渝。「頑強是個妙不可言的東西: 它可以把山移動,使你不敢相信和想象。」這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經驗之談,也就是「三怪」成功的「秘訣」。
我們要實現四化大業,需要十億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有艱難、有曲折,也有天賦條件的 「不幸」 者。但比起 「三怪」 來,我們又都是「有幸」 者,因為我們生的是社會主義時代,乾的是人民的事業。所以,只要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堅韌不拔的毅力,過去的「怪事」就會變成今天的 「常事」 ,四化的宏圖就一定能早日實現。
(1982年1月25日《河北日報》)
作品賞析
古人說: 「感物興懷,引辭表旨」,是指古代民歌里一種常見的起興手法。《有感於「梨園三怪」 》借用了這種筆法,先從「梨園三怪」的故事寫起,談古道今,生髮議論,確是「興」之所至,用得其所,文章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寫雜文,最容易流於抽象的說理。《有感於「梨園三怪」 》避免了這一點,因而沒有耳提面命、發號施令之感。文章一開篇,就沒有打出什麼旗幟、亮出什麼主義,而是把大家很感興趣的清末民初京劇界三位名伶的動人故事敘述出來。這種敘述本身實際上就是一種雄辯的、具有說服力的議論,不但傾向性鮮明,而且強烈地表現了作者的感情。接着,作者就這個故事加以概括、集中和引申,讓人們看到這種現象的典型意義,從而理解了作者的真實用意。雜文的形象性,就是通過作者的這種敘述和總結,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梨園三怪」的故事,是那樣新鮮,又那樣動人,使得讀者看過以後自然而然地產生浮想,感到文雖盡而意無窮。
《有感於「梨園三怪」 》的藝術魅力,除了援引古代故事「起興」之外,在寫法上連類喻義,由此及彼,還善於旁徵博引,恰到好處地使所說的道理暢達而有力。比如,文章在談到人在不利與艱難的境遇下應該堅韌不拔、矢志不渝時,引用了貝多芬和傑克•倫敦的經驗之談。這些名言,順手拈來,不着痕跡,既成了作者觀點的論據,又充分體現出雜文的「雜」的特性。
總之,這篇文章的敘述和議論揉合得非常得體。作者好象在同讀者談心,在娓娓而談之中,文章邏輯的說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有機地統一起來,迸發出一種既有情又有理的藝術力量。[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