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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踐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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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音樂家 | |
| 出生 | 1922年10月18日 |
| 國籍 | 中國 安徽涇縣人 |
| 別名 | 朱榮實 |
| 知名於 | 朱踐耳交響曲集 |
| 知名作品 |
《百年滄桑》 《第四交響曲》 《唱支山歌給黨聽》。 |
朱踐耳，[1](1922年10月18日-2017年8月15日 )，男，漢族，本名朱榮實，字朴臣，作曲家，音樂家，安徽涇縣人，1922年10月18日生於天津，在上海長大。中學時代曾自學鋼琴、作曲。1945 年加入新四軍蘇中軍區前線劇團。1947年擔任華東軍區文工團樂隊隊長兼指揮。建國後在上海、北京等電影製片廠任作曲。1949年起擔任過上影、北影、新影、上海歌劇院、上海交響樂團等處專職作曲。1955年赴蘇聯入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作曲。1960年畢業回國，在上海實驗歌劇院任作曲。1975年調入上海交響樂團從事作曲。1985年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四屆常務理事。
2017年8月15日，因病在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95歲。根據朱老遺願，不開追悼會，遺體捐獻醫學研究。 [2]
朱踐耳——中國的音樂巨人
2017年8月15日上午9時，一個傑出生命的歷史就定格在這一刻――深受人們尊敬和愛戴的中國老一輩作曲大師朱踐耳先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除了不知為何總是合不攏的嘴，他的臉仍是那樣的平靜，溫和，一如他生前慣有的慈祥、親切模樣。[3]
過了約不到一小時，全國音樂界及音樂愛好者們的手機瞬間幾乎全被他去世的消息刷「爆」了，起碼在我手機的朋友圈中，百分之九十幾的帖子均是「淚別朱踐耳」、「緬懷踐耳先生」、「向大師致敬」等標題，由此，即可見朱踐耳先生在全國音樂界及音樂愛好者心中有多大的分量和影響力！人們是多麼地敬重、愛戴朱踐耳！儘管都知道朱先生近年來健康欠佳，且已是95歲高齡，但對他的離世，還是止不住內心萬分痛惜！[4]
我與朱先生相識、交往已長達40餘年。與他的年齡、資歷、學識、巨大成就相比，我簡直是他的「小小老弟」。但由於相識久了，別人都無一例外地稱他為先生，我卻總是「老朱，老朱」地叫，他當然親切地稱我為「在易」，這大約即是一種人們說的忘年交吧！
在朱踐耳生命歷史定格後的今天，我感到自己胸中湧現出從未有過的強烈願望，即想把裝在我腦子裡的、永遠使我感動的、大概也只專屬於朱踐耳的「東西」寫出來，以與音樂界及廣大的音樂愛好者和「朱迷」們交流，同時，也告慰我親愛的「老朱」。
一位罕見的音樂天才
我是相信「天才」一說的，沒有一絲「天才」，甭想搞音樂，尤其是作曲。而我們的朱踐耳，就是一位專為音樂而生的、罕見的音樂「天才」，這樣的「天才」，我敢斷言，多少年才會出現一個。早在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2月)，朱踐耳完全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一口氣寫出了傳遍全國的歌曲《打得好》；1940～1945年在家臥病(據朱踐耳親口描述，曾連續大口吐血)期間，僅憑着感覺和悟性，先後寫下了《藝術歌曲七首》，這些藝術歌曲，即便現在聽來也還具有相當水準；1953年，朱踐耳為電影配樂創作了《翻身的日子》(收入專集時改名為《歡欣的日子》)，樂曲是那樣地充滿靈氣，生動和別有風味，誕生60多年來，仍為久演不衰的音樂會曲目。須知，這些作品都是朱踐耳以他特有的方式自學音樂，並在病中從電台廣播中聽聽喜歡的名作，從未受過音樂創作訓練的情況下寫成的！但卻無不體現出他的才情橫溢。1955年，他有幸被選送到蘇聯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他原本所具有的悟性和才思頓時就像閘門一樣被打開，如同他在《創作回憶錄》中所說，在音樂思維方面「過去是平面的、單一的、單色調的思維，現在是立體的、多元的、多色彩的思維」(注1)。他如饑似渴地在老師指導下學習、寫作，在一年級便寫下了鋼琴獨奏――序曲第二號《流水》；三年級寫下了管弦樂《節日序曲》、鋼琴獨奏――敘事詩《思凡》；從四年級下學期起至五年級寫下了交響曲――大合唱(Symphony－Cantata)《英雄的詩篇》等。不僅數量可觀，而且不少曲目即已成為中國音樂史上的佳作或經典，尤其是交響曲――大合唱《英雄的詩篇》。在他的回憶錄中，他謙稱：「我『杜撰』了一個新的體裁名稱」，(注2)而實際上，此作正是我國年輕作曲家們後來所頻頻運用的、稱之為交響合唱體裁的開山之作――採取交響樂的構思，結合大合唱的寫法，樂隊和合唱並重，有時甚至樂隊的分量超過合唱的一種新的體裁。我有幸聆聽過1962年它在「上海之春」音樂節上的首演，不同凡響的和聲、旋律、節奏、織體編織成一股巨大的、並充滿變幻的音流，衝擊並震撼着全場每一位聽眾。以上所舉僅是朱踐耳整個創作生涯的前期作品，遠不指高峰期，但卻已明顯體現出他所具有的天才的創造力，與中國同期作曲家相比，無論從哪方面論，都已走在最前列，這是確實無疑的。
勤奮、拼搏、探索、追求
既使是一個超凡的天才，如若離開了勤奮，也終究成不了本民族某一領域不可替代的大家，這是古今中外的一條定律。而我們的朱踐耳先生，從我所見，起碼是我國最為勤奮、最為刻苦、最具進取探索精神的作曲家之一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外文化交流的門戶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而打開，音樂領域亦不例外，一些由於過去年月的封閉而未曾了解的二十世紀較前衛的作曲技法逐漸傳入中國。此時，朱踐耳坐不住了，他不止一次對我說過：「我需要補課！」因此，儘管年過半百，且已著作等身，他仍像小學生那樣去上音院坐在第一排聆聽「桑桐關於多調性的系統分析，楊立青對梅西安作曲技法的分析，陳銘志關於十二音無調性體系」(注3)及外來專家的有關創作技法講座，幾乎一次不缺，還認真做筆記，回去認真整理思考。試問，這樣出自內心的、迫切的求知慾，中國音樂界又有幾人能及？幾人能做到？
現在很多人都知曉了，朱踐耳在64歲才完成第一部交響曲(我沒有做過調查，這在中外音樂史上若不是絕無僅有也應是極為少見吧？)，據我所知，寫得異常艱苦，他多次和我談起，是因為所寫題材，也因為他要「擺脫舊的理念與習慣性技法的束縛」。爾後，約每年一部，甚至兩部，而且每部的樣式、內容、風格、技法都在改變，連續創作了十部，加上未列入「第幾」的小交響曲，共計十一部。在這裡，我不打算對以上作品逐一進行評述(那是音樂學家的事)，我主要是想強調指出，朱踐耳創作生涯中最難得、最可貴的精神之一，顯然是晚年(這裡所指晚年若從50歲算起竟長達40餘年)所具有的一般人難以做到的、甚至不可能達到的出奇的勤奮、忘我的拼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這是迎來、形成朱踐耳創作高峰期(我認為這一高峰期、也亦轉型期是自完成《第一交響曲》算起)的根本原因。
由於工作關係，我和他經常通電話。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有一次在電話中他曾對我說：「在易啊！晚上11：30之前你盡可以來電話」。這就意味着，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1：30之後。而那時的他，已是年逾80歲的老人了！多麼地不易！我還記得，第三屆中國音樂《金鐘獎》(2003年)「終身榮譽勳章」頒獎儀式在上海舉行，獲獎的桑桐先生、朱踐耳先生都發表了由衷的感言，朱踐耳的話語尤為感人，他說：「我很慚愧，我沒有多少成績，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還債，努力向人民還債！」(大意)。或許有人會不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很理解，他說這番話的真實意思是：浪費掉的時間太多了(指「文革」)，我只有抓緊時間寫作，才有可能對得起撫育我們的這個民族和人民！
也許是深受他精神之感動，我曾在2006年10月在《朱踐耳管弦樂曲集》首發式上動情地說過一段話，與本文直接有關，不妨抄錄於下：
「有一個名字，象徵着執著；有一個名字，象徵着與時間和生命賽跑時的頑強毅力；有一個名字，象徵着永遠的好學和不倦的追求；有一個名字，象徵着才華、革新和創造力；有一個名字，象徵着音樂表現社會和人性的深層思考；有一個名字，象徵着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時間全部獻給了我國的音樂創作事業，這個名字，就是姓朱，名踐耳，朱踐耳！朱踐耳先生！」
朱踐耳先生之所以能成為後來的朱踐耳，還和他對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的重視、學習、研究，並創造性地運用到實際創作中去有關。據我所知，他曾多次身帶一架簡陋的小錄音機，深入雲南、貴州偏僻的小村落採風至少八、九個月，全然不顧環境、條件有多艱苦。他還去過新疆、廣西、西藏等地，其中有一次赴雲南與我同行。我當時才三十幾，他可是五十幾歲了。一天，兩人分頭騎馬過峻岭，回來時，望着他那渾身被汗水浸透的衣衫，漲紅得變了形的臉，我對他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還記得某日在他家，共同回憶起在雲南的採風日子，他的夫人舒群同志不由得和我說起踐耳孤身一人深入雲南時的情景：正當人們歡天喜地過大年、過春節的日子裡，踐耳卻因虔誠地想和當地兄弟民族打成一片，吃了不潔食物而躺在中緬邊境瑞麗一家小旅店裡連續發高燒，「淒涼孤獨」、無人照看，差點「喪命」的險情。舒群同志幾次說：「踐耳為了深入生活，差點連命都搭上了！」。幸虧老天有眼，不然，中國這位天才作曲家豈不就少了後期驚人的成就和傳奇？
朱踐耳的數次雲貴之行是卓有成效的，回來後即先後寫下了四樂章的交響組曲《黔嶺素描》和四樂章的交響音詩《納西一奇》。這兩部作品不僅本身優秀，而且對朱踐耳創作的全面轉型有着明顯的鋪墊意義。
用作品說真話的楷模
我歷來認為，作曲，即說話，說出作曲家自己最想說的話；這種話，當然是真話，非套話。我還認為，在藝術創作面前，真誠，始終是第一位的，容不得半點虛假。有質量的音樂創作，從本質上說，即是一個音樂家長時期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對現實生活深刻感悟化為自己藝術語言的體現。綜觀朱踐耳一生的全部創作，我認為，他一直在真誠地說真話，而且越說越好、越說越精彩、越說越深邃、越說越有哲理。
「文革」結束後，張志新的英雄事跡曾傳遍中國大地，朱踐耳被深深地打動了，他帶着被感動的真情，寫下了《交響幻想曲――紀念為真理獻身的勇士》(1980年)。此曲在第一屆全國交響樂作品評獎中獲獎，並於1984年5月在莫斯科第二屆國際音樂節上演出，深受好評；
他的《第一交響曲》(1985～1986)，以表現「文革」為題材，曾準備和醞釀十年之久，並第一次使用十二音無調性序列技法寫作，寫完後，在上海、北京演出多場。對這一朱踐耳轉型期的首部作品，既有高度評價也同時有些許意見和建議，而這些意見和建議，則啟發並促成朱踐耳寫出了揪人心肺，悲劇性更強的《第二交響曲》；
在國內首演於1991年，為笛子和22件弦樂而作的《第四交響曲》，是朱踐耳交響曲中最為抽象之作，但由於朱踐耳巧妙地利用樂隊編制數排出十二音序列，並從老莊哲學中得到感悟，最後竟以它的音樂打動了瑞士比賽的秘書長、聯合國國際音樂比賽聯合會主席，從而獲得了「瑪麗·何塞皇后」國際作曲比賽唯一大獎；1994年朱踐耳寫出第八交響曲《求索》，演奏者僅為二人：一把大提琴和一套敲擊樂(一人奏16種打擊樂器)，可謂「二人」交響曲。立意為屈原《離騷》中的兩句話，即：「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而大提琴則奏出「朱踐耳」的四聲化旋律(如嗩吶「卡腔」)作主題。整部作品聽來充滿色彩、變化和張力，生動地表現出探索者(首先即朱踐耳自己)的內心獨白和心歷路程；1996年創作交響詩《百年滄桑》，朱踐耳帯着對中華民族百年來所受苦難和國恥的強烈憤慨，滿懷激情地寫下了此作。作品一氣呵成，飽含歷史的滄桑感，但催人奮進，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則是「一吐為快」。(注4)作品獲「迎接香港回歸音樂作品徵集」唯一金獎；1997年起，朱踐耳開始構思並寫作第十交響曲《江雪》，並在1999年10月在上海交響樂團的慶典音樂會上首演(分別在上海大劇院和上海音樂廳)。我個人認為這是朱踐耳交響曲中最為成熟、最為完美之作：手法老到，中國意韻濃郁，大氣，正氣，震撼靈魂！並對柳宗元的詩作了獨到的、全新的詮釋。通過這個作品，可以看出朱踐耳先生內心的堅強定力，以及獨立人格的完成。
……
綜上所述，我認為朱踐耳先生一直是在用作品說出內心想說的話，說的是那樣認真，那樣真誠，那樣完整(指作品結構)，那樣感人，那樣到位！至於他所用的現代作曲技法，確實是在不斷地探索、不斷地變化，尤其是在他創作高峰期的作品中，幾乎沒有一個作品的技法、作品樣式和別的作品中所運用的技法、樣式是相同的。對此，我的師兄、朱踐耳作品的權威詮釋者、著名指揮家陳燮陽先生曾多次稱讚和表示敬佩不已。
最為可貴的是，朱踐耳努力探索、或運用的技法始終是為作品的內容服務的，是和作品內容相統一的(在他最優秀的作品中，則達到了高度的融合)。我曾問過朱踐耳：如若你不考慮內容，僅為體現音響、形式，即純技巧而創作，將會怎樣？他連連擺手說：「那樣，我就一個音也寫不出來了」。上述一句話，便可說明朱踐耳是技法和內容的統一論者。至於有人反映朱踐耳的晚期作品「難懂」，我想引用偉大的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說過的話：「音樂是思維者的聲音」。我認為，朱踐耳用各種技法寫成的，並在作品中體現的，即是他對社會、歷史、人生、現實生活感悟、思考後發出的「思維者」的動人聲音。我還以為，朱踐耳創作的高峰期，即轉型期，包括轉型期的準備期和後來重新修訂的舊作，很有可能成為他對中國交響樂創作中最為寶貴的遺產並傳給後人。
1995年夏，在福建鼓浪嶼召開的第二屆「京、滬、閩現代音樂創作研討會」上，有人曾提出這樣的尖銳質疑：「當年朱踐耳先生曾創作《唱支山歌給黨聽》，很真誠，而《第四交響曲》及其以後的作品，用了那麼多先鋒技法，令人看不出作者的真面目。究竟哪個是真朱踐耳呢？」(大意)。對此問題，從現在看來，已成為不成問題的問題：即都是真朱踐耳。為什麼朱踐耳會寫此歌？因為他真切地感到「雷鋒是個嶄新的人，純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注5)並被雷鋒的事跡所感動。在創作《唱支山歌給黨聽》後，朱踐耳還寫過《接過雷鋒的槍》，《夢見毛主席》(我和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次交談中，曾各自說到最動情的某次創作，他即說到寫此曲時曾嚎啕流淚，足見他在創作時的真誠和投入)。再後來，他還寫過《清晰的記憶》等。上述作品中，尤其是前兩首，自發表後迅即傳唱於中國大地。若要說朱踐耳在廣大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廣泛影響，離不開那段歷史時期他的歌曲創作，這是中國特定的歷史和國情所決定的。
結 語
中國能出現朱踐耳，這是中國音樂界的幸運和驕傲。而他近70年的創作生涯，迄今為止,至少在中國也是難以被打破的時長紀錄。
他所涉獵的創作體裁除歌劇外，幾乎音樂創作領域內的大多體裁，包括交響曲、管弦樂、室內樂、民族器樂、交響大合唱、合唱、舞劇音樂、鋼琴音樂、器樂獨奏、重奏、歌曲等，均有佳作或經典留世，如此巨大的創作成就，有幾人能與之比肩？
特別難得的是，他處世低調，處事謙虛，從不自負，更不驕橫。他經常主動走到愛樂者群中徵求對自己作品的意見，愛樂者們即他的貼心朋友。他甚至會為《納西一奇》這一當時的新作專程跑到雲南麗江納西族中聽取意見，納西人給了他最高的評價：這是納西人自己的交響樂！
他對創作的極度認真，對管弦樂表現性能的鑽研，無人能及。「上交」原首席張曦侖曾滿懷崇敬地說：「單說他對小提琴泛音之了解、研究竟比我還深」！
他是作曲家，同時又是思想者。
他有着深厚的傳統音樂根底，又能與近代、現代的技法融會貫通。
因此，我認為他是我國的一位音樂巨人(稱他為「巨匠」生怕有「匠人」之嫌)。別看他斯文、文質彬彬，內心卻有堅強的定力，他有着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的典型品德和人格。
也許有人會質疑說朱踐耳的某些作品有「實驗」性，不完全成熟，此說我不反對，因為連朱踐耳自己也多次公開說過：「我是在為後人鋪路」。因此，即使是作為教訓，也是寶貴的財富！
我們的賀老(賀綠汀老院長)也曾這樣說過：「真正的音樂將經得起時間的長期考驗。」(注5)這一論斷也同樣適用於朱踐耳。
但不管怎樣，中國音樂史上將永遠會留下朱踐耳的英名，中國的愛樂者將永遠會記住朱踐耳這個名字。
朱踐耳先生留給後人的音樂遺產不朽！
朱踐耳先生的精神不朽！
此文僅是一家之言，不當之處，敬請音樂界同仁、高人批評指正。
(注1)見《朱踐耳創作回憶錄》032頁。
(注2)見《朱踐耳創作回憶錄》055頁。
(注3)見《朱踐耳創作回憶錄》086頁。
(注4)見《朱踐耳創作回憶錄》185頁。
(注5)見《朱踐耳創作回憶錄》068頁。
(注6)摘自賀綠汀先生在第15屆「上海之春」《陸在易作品音樂會》節目單上的題詞，這裡引用的是題詞中最後一句。
個人作品
管弦樂曲《節日序曲》、民樂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弦樂四重奏兩部（其中 1部與施詠康合作）、雙簧管與鋼琴《春天的歌》、鋼琴曲《雲南民歌五首》、無伴奏合唱套曲《綠油油的水鄉》、獨唱曲《遠航》和《清晰的記憶》，電影創作音樂:《和平萬歲》、《龍鬚溝》、《偉大的土地改革》，以及影片《烈火中永生》的配樂等。歌曲《打得好》、《唱支山歌給黨聽》、《接過雷鋒的槍》、《清晰的記憶》等。民樂合奏《翻身的日子》[5]，鋼琴曲《序曲第一號「告訴你」》、《序曲第二號「流水」》等，交響合唱《英雄的詩篇》，交響幻想曲《紀念為真理而獻身的勇士》，交響組曲《黔嶺素描》，管弦樂音詩《納西一奇》、《第一交響曲》、《第二交響曲》等。
藝術特色
作為一名異常勤奮的作曲家，朱踐耳在許多重要的音樂創作領域都留下了成功的記錄。主要的作品有交響曲十部及其它體裁的交響樂作品十餘部，他的音樂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朱老的交響樂創作立足於傳統，並借鑑西方技法，在現代的藝術語境中創造性地運用新的音樂語言，賦予傳統民族文化新的思想內涵。 朱老說：「音樂創作從古典時期的共性寫作到近現代的個性寫作的演變是一種進步的趨勢、必然的趨勢。幾乎每一個作曲家都在藝術探索和藝術追求中，力求別出心裁，另闢蹊徑，為自己尋找一個與眾不同的定位。」他自己的定位是「兼容並蓄，立足超越」，具體的表現為「合一」，其中包括音樂思維上的虛實合一、情理合一、神形合一；寫作技法上的傳統與現代合一、有調性與無調性合一、民族性與國際性合一；美學觀念上的自律論與他律論合一、主體與客體合一、超前性與可接受性合一。 所有的「合一」雙方都是相對立的。將這些截然不同的東西合在一起基於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則和陰陽交替的原理，我認為對立的東西完全可以通過相互滲透，相互補益，相互轉化，相反相成，合為一體。「合一」不是混合，而是化合，也不是簡單的1+1=2，而是一種螺旋形上升的「一」。「合一」的雙方絕非是平分秋色，而是有着千變萬化的「配方」和「冶煉法」的，這也區別出每部作品的不同特色。「合一法」還可以有嚴謹與自由的合一、刻意與隨意的合一、確定性與不確定的合一、有序與無序的合一……是機動靈活的，不是機械刻板的；是不斷發展變化着的，而非一成不變的；是開放性的，不是封閉性的；是一種樂風，而非樂派或體系。
人物榮譽
1951年《交響幻想曲》獲全國交響樂作品一等獎；[6] 1960年交響曲——大合唱《英雄的詩篇》被前蘇聯國家廣播電台作為永久性曲目錄音收藏。 1990年《第四交響曲》獲瑞士「瑪麗·何賽皇后」國際作曲比賽大獎； 1990年被列入英國劍橋傳記中心的《世界音樂名人錄》； 1991年獲得上海市文學藝術個人「傑出貢獻獎」； 1992年《第一交響曲》獲中國唱片公司「特別創作獎」； 1994年《第二交響曲》獲全國交響樂作品一等獎； 1997年《第六交響曲》獲寶鋼高雅藝術獎； 1997年交響詩《百年滄桑》獲香港回歸音樂作品徵集唯一金獎和第四屆上海市文學藝術個人「優秀成果獎」； 2001年榮獲首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榮譽勳章」。
人物生平
1922年10月18日生於天津，自幼隨家遷居上海。讀中學時對音樂發生興趣，自學鋼琴等樂器。上世紀30年代後期，曾隨錢仁康學習和聲，又入石人望辦的訓練班學習鍵鈕式手風琴。 1945年赴蘇北解放區，先後在蘇中軍區前線劇團和華東軍區文工團從事音樂創作。 1947年萊蕪戰役後譜成歌曲《打得好》，在解放區軍民中廣泛傳唱。 1949年至1953年，先後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和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作曲，曾為《大地重光》、《海上風暴》等影片配樂。 1955年赴蘇聯，師從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巴拉薩年教授學作曲。留學期間所作鋼琴序曲第 1號《告訴你》、第2號《流水》，用音精練，筆觸細緻；鋼琴獨奏曲《敘事詩》（為獨幕芭蕾《思凡》而寫）和《主題與變奏曲》，樂思發展邏輯嚴密，和聲手法亦較豐富，前者運用了交響性手法和奏鳴曲式，衝突尖銳，情思奔放，刻畫了小尼姑從宗教重壓下掙脫出來走向生活的歷程。 1959年第一首管弦樂作品《節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並被前蘇聯國家廣播電台作為永久性曲目錄音收藏。以後又以德國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響樂團陸續演出。 1960年寫成的交響曲－大合唱《英雄的詩篇》（歌詞選用毛澤東的詩詞），具有磅礴的氣勢和絢麗的色彩，在構思和手法方面也顯示了作者的功力，深得音樂界好評。 1960年學成歸國，翌年起在上海實驗歌劇院任專職作曲。此後數年，創作多為小型聲樂體裁，其中，《接過雷鋒的槍》、《唱支山歌給黨聽》等，成為當時流傳較廣的歌曲。 1975年起，任職於上海交響樂團。作於1978年的弦樂合奏曲《懷念》，是他在交響音樂創作方面觸及悲劇性題材的第一次嘗試。完成於1980年的《交響幻想曲——紀念為真理而獻身的勇士》，則是他在張志新烈士悲劇性事件的激發下，經過兩年的醞釀而寫成的。此曲在1981年的全國第一屆交響音樂作品評獎中獲優秀獎。 1982年5月，在第10屆上海之春音樂會上首次演出的交響組曲《黔嶺素描》。 1983年交響組曲《黔嶺素描》由瑞士廣播交響樂團在斯德哥爾摩演出。 1984年應邀赴莫斯科出席第二屆國際音樂節，《交響幻想曲》由烏克蘭國家交響樂團演出，錄製唱片。 1985年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第四屆常務理事。 1987年應邀訪日本，「新交響樂團」演出《納西一奇》，日本著名作曲家芥川也村志指揮。 1993年出席第六屆中國作曲家研討會，在台灣首演了委約創作的民樂五重奏《和》。 1994年在美國完成第六、七、八交響曲和《小交響曲》。 1996年出席巴黎「96法國電台國際音樂節」，演奏了五重奏《和》。 2002年出席香港「國際現代音樂節」，演出了琵琶與弦樂四重奏《玉》。 2000年赴日本橫濱出席「亞洲現代音樂周」，演出《第八交響曲》。 2002年5月，他出版了我國首部個人交響作品集《朱踐耳交響曲》
人物評價
葉小綱（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朱踐耳先生是中國迄今為止創作力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包括思想上、藝術上，他在60歲才開始創作交響曲，一共創作了10部。他早期也創作了非常多膾炙人口、影響力巨大的作品，從莫斯科回來創作了《節日序曲》《春天的歌》，有《接過雷鋒的槍》《唱支山歌給黨聽》以及後來的大型交響樂作品。他的人生軌跡可以說是中國交響樂歷史的縮影。尤其是他在年紀很大時還是堅持個人對事物的看法，為人剛正不阿。 錢世錦（上海交響樂團前任總經理，上海大劇院前任副總經理）：他是一個不肯墨守成規的音樂家，雖然他學的是傳統古典音樂的作曲，但他對於現代音樂還是一直都在探索和追求、應用，這在中國作曲家當中還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底子比較厚，為人很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