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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愛源 (1886年—1959年),字星如,號革非,出生於中國山西省五台上門限石村,中國政治家軍事家察哈爾省主席閻錫山軍事上的副手、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

楊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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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愛源 (1886年—1959年),字星如,號革非,出生於中國山西省五台上門限石村[1]中國政治家軍事家察哈爾省主席閻錫山軍事上的副手、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2]。 快速導航:詞條圖冊

中文名:楊愛源

出生日期:1886年

逝世日期:1959年

職業:中國政治家軍事家察哈爾省主席閻錫山軍事上的副手、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

畢業院校:保定軍校

出生地:山西省五台縣

別名 :如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目錄

1商震副手

2徐永昌副手

3民軍總指揮

4首席高幹

5守護後路

6詞條圖冊

1商震副手

  山西省五台縣人。生於1886年,排行第一,幼讀私塾,祖上務農[3]。1907年,21歲的楊愛源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二期,棄耕習武。1912年轉入培養初級軍官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步科[4]

      1914年杨爱源完成陆军学校的学业,暂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见习。见习期满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山西督军公署服务。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比較正規完善的軍事學府。出於儘快充實晉軍的考慮,閻錫山對軍校畢業生倍加珍視。因此,楊愛源一入晉軍,即被委為連

長。旋即又升任營長。1916年初,閻錫山將投晉的商震所部編為一個團,楊愛源營編入商團,借充實之名,行牽制之實。這樣,楊愛源一度成為商震的部屬。楊愛源在

晉軍中以為人忠厚,謹慎職守著稱,因此在得到閻錫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時,亦頗有人緣。曾為商震部屬的楊愛源,後來一直與商震同步升遷,商震非但不忌,還引為知

已,以至於在離晉之後給閻錫山的親筆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說:「星如對震,情誼深厚,始終如一。」

  1917年秋,楊愛源率所部第一團第三營隨旅長商震赴湘作戰,遭遇伏擊,大部分官兵被俘繳械。當時晉軍滿打滿算只有兩個整旅,一個旅血本無歸,損失可謂慘重。消息傳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閻錫山焦急之餘,發出的第一道命令卻是:「打聽楊愛源的下落。」對楊愛源的關愛不言而喻。也正是因為有閻錫山的關愛,湖南

敗績,損兵折將丟盔卸甲以後,楊愛源不僅沒有蒙受處分,而且官升一級,由第三營營長遞補第一團團長(團長蔡榮壽調任新成立的第十團團長),跨入晉軍高級將領

之列。此後,隨着晉軍的一次次擴充,楊愛源步步升遷:1924年冬,閻錫山實施第二次擴軍,楊愛源由團長升任六旅少將旅長,並獨立於商震第一師(晉軍統編為兩師

十一旅,第一、二兩師分別轄第一、二和三、四旅,其餘各旅直轄)之外。1926年的「討馮」之役結束後,楊愛源因率所部參加商震指揮的中路軍作戰,一直把國民軍

逼退至西北地區,論功行賞,升任第六師中將師長。易幟北伐前,晉軍第三次擴軍,原有之師的番號一律改稱為軍,楊愛源再升一級,成了第二軍軍長,與商震、徐永

昌齊名。

  還在1926年冬,鑑於晉軍在不斷擴充和連續作戰(先是出兵石家莊堵截直軍,又是反擊攻入遼縣的樊鍾秀部,再就是討伐馮玉祥國民軍)以後,亟需整頓的現實需

要,閻錫山組建晉綏軍訓練總監部,委楊愛源兼任訓練總監,負責全軍的整訓。在訓練總監任內,楊愛源從晉軍的實際出發,結合孫子兵法的戰術原則,總結出「節短

勢險」的作戰方略,並在對各部隊的督導中強調「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槍」的戰術要求,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北伐討奉時,傅作義率部守涿州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戰例。

2徐永昌副手

  1927年、1928年的兩次北伐,楊愛源先後在第二軍軍長、 第三軍團軍團長任上率部參加。北伐勝利後的1928年11月,楊愛源被委任為察哈爾省主席。從此直到1931

年1月因 中原大戰被免,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楊愛源以方面 大員積極推行閻錫山的政治 經濟政策,主導察省省政。

  反蔣軍事醞釀之際,楊愛源尚在 察哈爾任上。1930年1月,閻錫山秘密召集晉軍主要將領會議,通報情況,徵求意見。楊愛源接到 電報後,星夜從 張家口(當時

的察省首府)趕赴太原。會上,在多數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楊愛源採取了支持閻錫山的立場。但是,在內心深處卻並不以為然。就在參加完太原的秘密會議回到張家

口後,楊愛源與其秘書長分析局勢,認為就是非而論該反蔣,就利害而論卻反不得。無奈:「太原(指閻錫山)完全主戰,我們如說打不得,他們要罵我們是漢奸,只

好跟着走,前途希望當然是很小的。」

  儘管楊愛源對發動反蔣戰爭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卻不會也不可能 置身事外。中原大戰打響,楊愛源擔任隴海線副總指揮,協助總指揮 徐永昌指揮 孫楚、 楊效歐、 楊耀芳、 關福安四個軍, 彭毓斌的兩個騎兵師,以及配置在這一線的友軍 劉茂恩、 劉春榮、 石友三、 萬選才、 孫殿英等部。戰後,閻錫山出走大連,楊

愛源以晉綏警備副總司令與徐永昌再度攜手為閻錫山善後。行前,閻錫山給楊愛源親筆留言:「我決計下野,希望諸弟 精誠團結,善為應付,共度難關。」楊愛源沒有

辜負閻錫山的託付,在閻錫山遠離山西、省主席商震遭到晉軍將領的普遍反對,徐永昌又沒有實力的情況下,秉承閻錫山的旨意,同徐永昌相互配合,在力爭儘可能多

的保留晉軍編制的同時,加強控制各軍、師長的思想情況,從而使大戰之後的山西局勢一步步趨於穩定。


  鑑於楊愛源在山西的影響力,蔣介石有意網羅,並不惜以利相誘。中原大戰帶給山西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閻錫山苦心經營十餘年而初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的地方經濟受到沉重打擊,晉鈔貶值——其與銀元的比值由1∶1降為30∶1;典當業紛紛倒閉——1927年有660家,1933年僅剩306家。政府財政極度困難,連部隊的薪餉都難以按時

支付。在這種情況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記公司秘密轉給楊愛源50萬元匯票,聲言是由南京電撥過來的。之後,不到一個月又有一筆40萬元的巨款轉到了楊愛源的名

下。這從天而降的90萬元巨款就像一顆燙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兩難選擇之中,楊愛源躊躇再三,心生一計。一日,他邀集各將領公開宣布有南京撥

款90萬元,要大家商定一個分配數額。隨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領據請領,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着人將領據匯總寄給蔣介石,連一個「謝」字都不提,完全一付 公事公

辦的架勢。蔣介石接到楊愛源寄來的領據之後,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無可奈何。 觸景生情,老搭檔徐永昌由衷地說:「星如夠個忠厚人!」

  1931年夏,石友三策動反張(學良),閻錫山起先答應配合行動。正當楊愛源等根據閻錫山的秘密指示進行出兵準備之時,截獲了 蕭振瀛給 宋哲元的一封電報。

電報說,蔣允每月給宋哲元 軍餉230萬元;晉軍出動後, 宋可就近奪取山西地盤,軍政全歸宋掌握。問題再清楚不過了,從確保山西考慮,楊愛源與徐永昌商量改變計

劃, 按兵不動。這時,石友三的前鋒已過石家莊,向保定進攻。 張學良一面拉攏宋哲元部威脅太原,一面致電楊愛源和各軍師長,敦促通電討石。楊愛源召集各軍師

長會議,商議對策。眾人皆以張學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電。楊愛源的說法則是:「我們要學總司令過去應付省外事變抓 火候的精神,現在不到反張的火候,而且面臨

宋哲元反窩的危險。還是要忍耐,把電報發出去。」結果依楊愛源的意思,「討石」通電經過反覆修改之後,發了出去。見山西方面如此,反張的其他各部也都 觀望不前,石友三孤立無援, 腹背受敵,很快就敗下陣來。山西方面卻因為謹慎從事而安然無恙。

徐永昌資料圖片


3民軍總指揮

   閻錫山從大連秘密回到五台河邊之後,立召楊愛源 面授機宜,布置一切。在見過閻錫山後,楊愛源在 太原迅速組織起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自任主任委員,以 孫楚出任副主任委員,各軍、師長為委員。委員會有正式的機構設置,下設總務、考核、教育和補充四處,編制名額上百人。委員會聘請軍、師、旅長20餘人分別為中

將、少將督練員,派在各處服務,主要負責點發各部隊的餉項。這些督練員每月定期到各部隊去進行考察、點驗或校閱,各部的動態 盡在掌握之中。這樣,通過楊愛源

主持的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閻錫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晉綏軍牢牢控制在手中。與此同時,順應「 九一八事變」後山西民眾抗日救亡的要求,楊愛源自兼所長的 「抗

日 義勇軍訓練所」 於1931年11月在 太原市 上馬街農業專門學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集訓三個月。參加訓練的男生600餘人,女生30餘人,由陸軍軍官教

導團教官樊 北辰、 鄧世通、 韓浚等講授各種典範令和組織操練與 野外練習。是為山西抗戰之前民眾 軍事訓練之始。

  1932年2月,閻錫山復出。同年6月,楊愛源擔任了第三十四軍軍長。1935年12月10日,楊愛源被 南京國民政府授予「 國民革命軍 二級上將」。在此之前,他以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貫徹閻錫山的「民眾防共」計劃。在充分領會閻錫山意圖的基礎上,楊愛源把山西全省分為12個「防共保衛區」,每區委派總教練一人,負

責區內 壯丁的訓練,要求人人學會 投手榴彈和 打槍,平時維護地方治安,必要時頂上去與紅軍作戰。同時,正式設立了帶有軍事性質的基層防共組織——「山西防共

保衛團」。防共保衛團隸屬於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由楊愛源兼任總指揮。接着,依12個防共保衛區先後成立12個團,團轄大隊(營),大隊轄區隊(連),區隊轄分

隊(排),分隊轄小隊(班),完全按照正規軍編制。防共保衛團成員稱團丁,團丁由沿河21縣中18歲至25歲之青年充任,通過輪流訓練,接受3個月的軍事訓練。以期

成為閻錫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眾防共自衛武裝組織」,「平時好像 憲兵警察,維持地方治安,紅軍來時,用他們前去抵禦。」

  紅軍東渡進入山西後,楊愛源被閻錫山任命為「剿匪軍」總指揮部總指揮,負責指揮晉綏軍的七個師實施抵禦。為了充分發揮「民眾防共」的作用,楊愛源將原有

的12個防共保衛團迅速擴充成20多個。紅軍回師後,又將其散編於各正規部隊。1936年7月,楊愛源卸第三十四軍軍長任,遺缺由楊效歐接替。從此,不再直接領兵,只

做閻錫山的方面軍事統帥。

楊愛源贈墨盒局部

楊愛源

4首席高幹

  抗戰軍興,楊愛源出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統轄第三十三軍、第三十四軍以及新編第二師、炮兵第二團等部,先後參與指揮平型關、忻口兩大會戰。忻口戰役後,奉閻錫山之命駐節臨汾,指揮晉南部隊併兼理轄區各縣行政。

  1938年2月,閻錫山在臨汾西南溫泉村召集二戰區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檢討抗戰工作,並宣布成立新的組織機構——民族革命同志會,楊愛源被指定為十三高幹之一。


       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楊愛源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引起了同為嫡系將領、又因鐵軍組織的關係如日中天的王靖國的不滿和忌妒。為了取楊愛源而代之,王靖國不惜尋釁滋事,常常在一些公開場合製造事端使楊難堪。甚至匿名呈報閻錫山,攻擊「副長官」受秘書長包圍,排擠打擊忠實幹部。面對政敵的一次次挑釁,楊愛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卻仍然一本凡事忍讓為先的姿態,要其秘書長「再忍耐一兩個月,一同赴成都休息。」慣於在部下的派別之爭中實施控制的閻錫山,對於王楊之爭洞若觀火,但起初並不動聲色。待事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出面替楊愛源打抱不平了。趙承綬找到閻錫山,說:「司令如不信任副長官,可叫他到後方休息,否則應該維護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傾軋他。」閻錫山聽後,極力否認不信任的說法。隨即當眾宣布,今後無論什麼公事,須送副長官核辦,不得越級呈報。既然閻錫山公開確認了楊愛源的權力,別人就不好再說什麼,王靖國的小動作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經過這次內部傾軋,楊愛源因禍得福,權力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有人說楊愛源是福將,此為一例。

  1945年2月16日,同志會在吉縣召開「基幹同志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從強化同志會組織的目的出發,實行高幹責任制,十三高幹進行了職責分工。在這次會議上,楊愛源被推為「首席高幹」,位居十三高幹之首。

  從民國初年軍校畢業投入晉軍開始,楊愛源在閻錫山幕府之中前後效力三十餘年。集三十餘年追隨閻錫山鞍前馬後不遺餘力之經驗,楊愛源深有感觸地說:「跟會長共事,一不要動他的權,二不要動他的錢。他讓你干甚就干甚,不讓你干甚就不要干甚。」正因為楊愛源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身體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閻錫山對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擾。在此期間,環顧閻錫山左右不斷有人離去,或任職中樞(如賈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門戶(如傅作義等)、或引退閒居(如南桂馨、趙丕廉等),楊愛源卻是始終如一地服務於山西,服務於閻錫山,直到最後。

  抗戰勝利後,楊愛源被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此後的一個時期之中,他以同志會首席高幹和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的雙重身份主持山西省軍政聯席會議集體辦公,在風雨飄搖之中勉力為閻錫山維持一切。在此期間,他工作上謹慎從事,本職之外不問其他,每天黎明即起,會客、傳見、批閱文電,忙個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會講話,只按閻錫山的講話精神複述,很少發揮。

  楊愛源的外甥張雋軒是中共地下黨員,早年參加犧盟會的領導工作。國共兩黨簽訂《停戰協定》後的第三天,軍調部派出調處小組到太原。張雋軒托軍調小組的中共代表帶給楊愛源一封信親筆信,作為舅舅的楊愛源對外甥的情況十分了解,敏感地認識到張雋軒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這是犯忌的事情。於是,他連封也沒拆即把信原封不動地呈給閻錫山。閻錫山理解楊愛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楊愛源的謹慎從事,由此可見一斑。

5守護後路

  1948年冬,太原 被困,閻錫山開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於是,楊愛源被免去本兼各職,以「交涉補給事宜」的名義,派駐南京。此後,楊愛源主要從兩個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與代總統 李宗仁、美國駐華 大使 司徒雷登,以及 飛虎隊 陳納德等 周旋,為閻錫山預作政治上的安排,爭取行政院長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資金,從經濟上設法。當時,山西 官辦企業,包括「中記董事會」、「民營事業董事會」、「省營業公社」、「綏署會計處」等名義下的 銀號、公司、路局、礦局、 供銷社等,大約有四十多個實體,均有相當可觀的資金和營業範圍。這年底,閻錫山命令這些企業,除 西北實業公司以外,一律結束,貨物變價款儘快運送上海,集中於楊愛源之手。 幾個月中,共約集中起了四萬五千兩黃金。在家國危難之際,閻錫山毫不猶豫地把山西的經濟命脈全部託付於楊愛源一身,信賴之情莫過於此。

  1949年4月間,楊愛源奉閻錫山之命,負責將集中在上海的山西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等一起設法用飛機送往台灣。離開大陸,對於楊愛源來說實際上也就等於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灣,楊愛源開始主要負責管理日本賠償西北實業公司機械事宜,後來就掛着「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的虛銜,過起隱居生活。 1959年1月2日,楊愛源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七十三歲。六天以後,楊愛源出殯,閻錫山赴台北致祭,所撰 祭文言:「兄自隸軍籍,為國宣勞,垂四十年,其勞其功,豈能盡言,今竟齎志長逝,使我痛徹 心弦。」並挽以:「報國誓同心,與我馳驅成永念,望公常拭目, 憐君憂患到彌留。

6詞條圖冊 楊愛源楊愛源 詞條標籤: 民國將領政治人物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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