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胡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原圖鏈接

武胡景(1899—1936)字邁五，又名武湖景、武和景、武和勁，化名羅玉堂、吳克敬。河南孟縣人。革命烈士。

人物經歷簡介

武胡景，1899年出生於河南孟縣。1921年夏考入唐山交通大學預科，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4月，任唐山社會主義青年團地委書記。同年夏，受中共中央選派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先後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莫支部書記和中共旅莫支部書記。

1928年秋，根據黨中央指示，武胡景回國到山東工作，先後任中共淄博特委書記、中共青島特支書記，同年12月任中共青島市委組織部部長。

1929年初，由於叛徒出賣，山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2月，黨中央調武胡景赴濟南主持中共山東省委的重建和組織整頓工作。4月武胡景不幸被捕，在敵人沒有了解其真實身份時，他與鄧恩銘、楊一辰等人建立了獄中黨組織，共同領導獄中鬥爭，並於4月和7月組織了兩次越獄行動，楊一辰和武胡景等6位同志先後成功越獄。脫險後，武胡景等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了獄中鬥爭情況和越獄經過，黨中央對他們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評價。

1930年1月，黨中央委派武胡景赴順直省委工作，任唐山市委書記。7月，調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31年1月，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後受中央委派，到東北傳達全會精神，整頓東北黨組織。2月，任中共北滿特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書記。1932年1月，黨中央調武胡景到上海任「臨時中央」軍事部部長，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書記，1934年春任中央保衛部部長，參與領導白區黨的秘密鬥爭和情報工作。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執行局遭到嚴重破壞，武胡景主持組成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執行局，擔任代理書記，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領導恢復黨的地下組織，開展秘密鬥爭。

1935年，武胡景奉黨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學習，並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1936年，在蘇聯肅反期間，因反對王明、康生的錯誤，武胡景受到誣陷迫害犧牲，時年37歲。1953年，蘇共中央為武胡景平反。

1957年，經中央批准，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被錯殺事件

曾任中共「臨時中央」軍委書記的武胡景，是黨內被錯殺幹部中任職最高卻又是被平反昭雪追認烈士較晚的重要黨史人物。他的生平傳奇，長期鮮為人知，這同他背着「托派奸細」罪名，遭蘇聯內務部逮捕秘密殺害有關。1985年筆者在《星火燎原》上第一次公開介紹武胡景擔任「中共『臨時中央』軍事部部長」時，說明他「1936年在國外被加以『托派特務』之罪」處死。2006年3月9日，新華社在《永遠的豐碑》中稱，「1936年，在蘇聯肅反期間，因反對王明、康生的錯誤，武胡景受到誣陷迫害犧牲」。由於武胡景烈士是被秘密逮捕後犧牲的，長期以來未見有關文字的具體披露。妻子侯志在寫《侯志自傳》時，還稱「關於武胡景同志在莫究竟是否以（已）犧牲尚不知確信，……今年新年時，恩來同志曾允許和找人通過莫斯科的某某同志查問武的確實情況和下落」。但此後並無下文，迄今仍然是個未解開的謎。筆者經過查閱有關文獻史料，認真研究，對他被逮捕後錯殺的基本原因、歷史背景與具體原因，作出初步考析，以供烈士家屬和編撰烈士傳記參考，為以後繼續研究提供線索。

原圖鏈接圖片來源

一、 武胡景被逮捕遭錯殺的歷史背景和基本原因

關於武胡景被逮捕遭錯殺的歷史背景和基本原因，目前查到的有關文獻史料，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1. 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遭破壞，引起共產國際的懷疑，決定進行專門調查。

查閱《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13卷）》可見：

（1） 《中共上海中央局給王明和康生的信》（1934年12月29日）稱「1934年3月江蘇省委組織暴露後，幾乎每三個月和最近一個時期幾乎每個月都發生大暴露事件」；6月14日，李竹聲和另外16人被捕；「9月底特科大暴露」（指鄺惠安等被捕——筆者）；10月5日「黨中央駐上海代表處徹底暴露，還有電台徹底暴露」；此後「海員工會海外委員會被徹底搗毀」；「10月底和11月初，共青團中央局和共青團江蘇省委徹底暴露，同時被捕的有組織部部長徐寶澤」。又稱「3月遭破壞時，組織部長黃文容及其親密助手被捕。6月遭破壞時，組織部長李得釗本人被捕。9月初遭破壞時，除了一個老高……組織部及其所屬機構幾乎全部被消滅」。「被捕失蹤不少於30人」 。

（2） 據1935年3月22日「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給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信稱，「2月19日，我們黨在上海的領導機關、又被敵人……發現。中央局的所有成員和中共中央的代表（黃文杰——譯音）被捕」 。

（3） 據《切爾諾莫爾季克和米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35年4月26日）稱，「最近幾天『老頭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駐上海的代表要抵達莫斯科。最近一年來駐上海的中央機關幾次暴露，甚至整個機關（30人）又徹底暴露，因此，有必要對『老頭子』的活動進行調查。我們認為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是有必要的」。

從中可以看出，主管中共工作的米夫和擔任共產國際幹部副部長的切爾諾，已經了解了前述上海中央局的兩次來信內容，引起了對『老頭子』——格伯特的懷疑，決定專門對他進行審查。顯然那時還沒有懷疑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領導成員，包括特科負責人武胡景。因為那時武同歐陽新已經抵達莫斯科，在準備出席共產國際七大。

2. 蘇聯共產黨內進行的肅反運動日益擴大化。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稱，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殺後，「經過一年後就已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真正直接和實際組織者，以及為殺害我黨中央委員會裡其他委員而進行的種種實際步驟底組織者，原來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們的同謀人」。1935年聯共對全體黨員進行了「仔細檢查黨證表冊」。「互換舊的黨證表冊」活動，普遍進行了對黨員的審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對「反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公開審訊。1935年至1936年，蘇聯共產黨開展的肅反運動日益擴大化。

據《季米特洛夫日記（摘錄）》稱，「1936年9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日程：（1）……；（2）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中心的案件有關的運動和該案件對各國共產黨和整個工人運動的教訓」。「1937年11月7日與斯大林談話：弄清關於在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內的反革命活動，還有待深入研究一切必要的材料，不必零星提供情況」。「中午在伏羅希洛夫家。參加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季米特洛夫（共26人——筆者） 。斯大林：『……。我們要無情地消滅每一個企圖以其行動和思想（是的，還有思想）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統一的每一個人。徹底消滅一切敵人，消滅他們自己，消滅他們的家族！』（喝彩：擁護偉大的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在克里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斯大林講）『要用一切手段加強對托派的鬥爭（決定中的話）』。『這是不夠的。托派必須追捕、槍斃、消滅。他們是全世界的奸細，最惡毒的法西斯走狗！』」

從中看出，隨着蘇聯同法西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矛盾日益激化，隨着蘇聯國內肅反運動的發展，斯大林對國外國內敵情估計如此嚴重，強調從肉體消滅「托派」、「奸細」！必然更加推動了肅反擴大化，也自然導致了對共產黨內大批被捕者的無辜鎮壓！

原圖鏈接[tp://th.weibo.com/user/1910792771 圖片來源]

3. 根據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代表團決定並對「托派」、「奸細」進行調查。（1）中共代表團1936年2月2日給共產國際書記處報告稱，「需要我們對每個前來的學生進行嚴格的審查」。「審查已在蘇聯的政治移民」。「對於留在蘇聯境內的原中山大學學生，需要由聯共（布）和中國代表團進行審查」。「防止階級敵人的奸細滲入黨內」，「揭露不受歡迎的可疑分子」。建立「在工作中考驗和審查被懷疑對黨不忠和黨性不純者的制度」。（2）米夫關於中共幹部問題的書面報告（1936年3月4日於莫斯科）稱，「要使階級敵人的奸細通過政治僑民滲入蘇聯的可能性縮小到最低程度」。「只有經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同意才能允許從國內招聘同志到蘇聯工作和做其他事情」。「近期要結束對上海特科工作的調查。必須從特科的可悲工作經驗中吸取重大的教訓」。「與奸細活動作鬥爭，審查，教育和提拔黨的幹部……結束對1934至1935年間在上海、滿洲等地發生的重大暴露事件的調查……未經專門和認真的分析研究，黨的組織不應放過任何一起有關已引起懷疑和嫌疑的人的案件」。「要研究1934年至1935年間的重大暴露事件的材料，並使有關暴露事件的結論成為中國黨組織的財富」。

上述報告表明，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對每個在蘇聯的中國僑民、學生進行普遍的審查過程中，特別「對上海特科工作進行了專門的」調查。即1935年冬至1936年3月，武胡景、歐陽新、賀昌熾、侯志等原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主要領導成員，顯然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4. 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斷定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特科落於奸細手中」，決定「開展群眾運動揭露奸細活動」。

其一，米夫和中共代表團1936年3月5日給共產國際書記處信稱，「國統區黨的形勢極為嚴峻。[中共]上海中央局由於奸細活動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於奸細手中」。「黨的改革應當在以下方面：1. 同那些受到奸細活動影響的黨組織完全切斷聯繫。……2. 分析研究上海特科的工作問題，吸取1934年至1935年間大暴露的教訓。開展群眾運動揭露奸細活動」。

其二，共產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外號「老頭子」）1936年9月29日在莫斯科寫的《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稱，中共上海中央局「暴露的原因」，「我認為組織方面的錯誤和中國一般組織技術機構而特別是聯絡機構的錯誤是主要的」。「有人指控我說……，我對中國（共產）黨屢遭破壞負有責任，無論是第一次指責還是第二次指責，都經不起任何批評」。

其三，《共產國際書記處給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1月28日）稱，「莫斯科正在對以皮達可夫、拉狄克、索科里尼科夫等人為首的反蘇托洛茨基總部進行審訊，該總部是與8月審訊揭露出來的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總部平行活動的」。「你們應當從這次審訊中吸取嚴重教訓。必須最大限度地提高對黨的敵人的警惕性；必須仔細和系統地研究和審查幹部，揭露一切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幫凶。你們應當在廣大群眾中開展一次聲勢浩大的運動，反對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對作為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幫凶的中國托洛茨基分子」。「我們覺得，你們對蘭斯基（吳亮平）和左權過於信任，在左權那裡曾經發現地下托洛茨基著作……。」

從上述文電內容足以看出，1936年3月，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米夫和王明、康生等，已經懷疑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負責人武胡景和歐陽新、賀昌熾等為「奸細嫌疑人」——因為事實上1934年至1935年2月他們的確是特科負責人。1933年上海中央局特科負責人是康生、潘漢年。而潘於1933年2月即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參加過中央紅軍長征，於1935年8月又隨陳雲等到達莫斯科，同年冬已被派回國進入陝北蘇區。另一特委委員楊森（鄺惠安）1934年10月底已犧牲。1935年的特科負責人劉仲華顯然被看成「奸細」，但他並未到達莫斯科。

原圖鏈接圖片來源

5. 武胡景1935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的主要工作。

其一，《侯志自傳》稱，「1935年7月……到莫後，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接着列席了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次（應是同——筆者）年10月至1937年1月間，在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工作。1937年2月至1939年在KYFB（東方大學）當研究生學習」。侯志口述《武胡景簡歷》、《侯志簡歷》稱，「1935.7-1935.9 在蘇聯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武和侯都是正式代表」。「1935.10-1936.3 在莫斯科馬列主義著作出版社，武編寫烈士傳併兼反（翻）譯工作；侯做中文抄寫及編譯工作」。「1936.3-1936.9 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殖民地半殖民地學院學習，二人皆為研究生」。

其二，據米夫和中共代表團1935年12月23日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工作計劃」內規定，「為紀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準備」，要出版六種書，內《中共文件集》指定「李明（李立三）、林大生（武胡景）、普拉格爾」負責。《中共人物（著名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由潘漢年、吳克堅、李立三、陳潭秋、米夫等同志」負責。（應有武胡景）另1936年3月5日米夫，中共代表團給共產國際書記處信稱「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共人物文集（烈士和黨的傑出領導人的傳記）」。1936年6月23日共產國際書記處決定，「在8月1日前出版……（2）為中國的解放而犧牲的烈士的傳略文集」。

其三，據《莫斯科檔案「李大釗同志傳略」的背後》一文分析判斷，《李大釗同志傳略》寫於1935年底至1936年初。原稿上審稿者用鉛筆書寫「陳剛同志」：爾後用鋼筆書寫「閱過可用，要將他出席國際大會事加上」。隨後又用鉛筆書寫「請今天加好，交XPZEA帶回，以便付印」。這位審稿人是誰？此文作者推斷「我們認為深知其詳者只有一個人，這人是林達生」。「在《救國報》《救國時報》作重要編輯的林達生」，就是武胡景。

其四，侯志所稱「馬列主義著作出版社」，準確稱謂應是「國際工人出版社」後改名「外國文書籍出版社」。《李立三傳》稱，1935年秋李立三擔任該社中文部主任，負責創辦並主編《救國報》，後改稱《救國時報》。「編輯部只有李立三、廖煥星、張報、於辛超、邱靜山、趙毅敏、歐陽新等十人左右，擔負起全部編輯出版任務。」編輯中應有武胡景和侯志。1936年夏，李立三上班路上丟了皮包，王明嚴厲批評他丟了「機密文件」。引起了蘇聯內務部的重視，從此正式指定專人監視李立三的行動。

從上述文獻史料記敘中可以看出，1936年春，武胡景等雖然已經受到共產國際（米夫）和中共代表團（王明、康生）的重點調查，列為「奸細」的重要嫌疑對象，但仍然在工人出版社正常工作。似在1935年3月5日米夫和中共代表團斷定「上海中央局由於奸細活動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於奸細手中」。才決定把武胡景和侯志調離工人出版社，到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殖民地半殖民地學院學習。查原始文獻，準確稱謂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以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會名義取得合法地位，並在今後以這個名稱和在這個外表掩護下存在」。事實上武胡景仍在受到重點秘密監視和繼續審查。

二、 武胡景被逮捕遭錯殺具體原因剖析

原圖鏈接圖片來源

迄今沒有查到原始文件史料說明。但我們仔細剖析《侯志自傳》等，似可以看出個大概。需強調說明的，一是《侯志自傳》，內容真實可信。1956年她才51歲，對20年前刻骨銘心的丈夫被逮捕事件歷歷在目，所講具體情節是準確的。二是由於康生回國後長期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是中央重視信任掌握全黨安保實權的領導人。1956年時康生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毛選編委會副主任。侯志當時顯然不便點康生名，而是只點了王明。但事實上，1935年至1937年回國以前，康生一直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他主管幹部和審干工作；加上1929年至1933年7月前，他與武胡景在上海共事，對武比較了解。實際上決定同意逮捕武胡景，康生所起作用似更大。武胡景被逮捕的具體原因，目前掌握的如下情況可資分析判斷：

1. 侯志稱「由於我與武胡景同志對王明同志在國內工作有意見」，在國際七大會上「揭露了中國共產黨在白區組織的真實情況，打破了王明……的誇大吹噓。有傷王明同志的尊嚴，為盲目的擁護他崇拜他，就藉機報復打擊。就散布說武是從西歐來的，編造說武有問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前，王明同志對我和武是很牴觸的，甚至把我們當做敵人奸細一樣對待。代表團這種結論錯誤看法和鑑定，就給了敵人（指蘇聯內務部特務機關——筆者）逮捕和傷害武胡景同志的良好根據和藉口」。

2. 侯志又稱「這期間有兩件事使我疑惑不解：第一，王明同志既懷疑武是由西歐到莫來路不明，疑惑武有問題，為什麼又叫武給當時到歐洲開會的國民黨大員朱學范寫信，這樣做，當時極易引起逮捕。（朱學范1936年是以「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身份出席國際勞工大會，住在巴黎，多次與會，他當時屬於中共統戰對象。——筆者）。第二，當時聽歐陽新同志說，劉子華（老秦）很快就由歐到莫，據說已到巴黎。我當時很高興，以為這下問題可搞清楚了，責任也可搞明白了。為什麼忽然又不來了？誰有這樣的權利，並知其地址而制止劉來莫。既然他已到了巴黎，我當時認為這中間是有陰謀的。這是對一個同志的陷害，王既將劉說成是敵人奸細，當然我與武也就是極大的嫌疑犯，結果相互間得不到對證，我與武就成了王明打擊的對象。……給了我當面警告的處分」。隨後又講「1936年曾因劉子華（老秦）同志等問題，受到代表團當面警告處分」。

3. 侯志於「文化大革命」初期寫信給女兒武華稱，「他被捕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筆者注）年末。那時在蘇聯內務部的部長亞各達是鑽進黨內的階級敵人。他利用專政工具，利用肅反的名義，逮捕了壞人的同時也（逮捕了）一大批優秀的好黨員和留蘇聯的國外兄弟黨亦被捕了不少。你父親就是那時被捕的。以後知道，你父親被捕主要與反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是王明這個反革命份子對你父親殘酷打擊報復」。「以上情況說明，你父親在蘇聯的犧牲是被隱蔽在共產黨隊伍內的階級敵人害死的」。「至於你爸爸是怎樣死的，至今並沒有證明」。「至於在莫被捕一事，並不證明你爸爸不好。主要是在肅反中出了偏差，這也正是斯大林晚年中犯的主要錯誤，使許多同志蒙受了犧牲；另方面，你爸爸受害還因為是王明宗派幹部路線所致。這一點也已經清楚」。

原圖鏈接圖片來源

4. 據柯慶施1943年稱「我被調到中央軍委工作時在軍委有吳福晉（是從滿洲調來的，後來才發現是個奸細）」，「我同吳福晉共同工作前後將近一年……。這個人據說有問題，在蘇聯被捕了。（後來有一次不知同王明談什麼談到吳，我曾問過王明，吳福晉究竟如何？他說吳在新疆，吳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過去是從來沒有感到他有什麼可疑的，他對我也沒有任何反對黨的表示。」（此材料上有劉少奇鉛筆寫「毛、康、周閱後交若飛」）這是在延安整風審查時柯慶施作為重點對象接受檢查時所談，熟悉武胡景的「臨時中央」常委博古、張聞天、陳雲以及劉少奇、康生、王明等均在延安。柯慶施一面講武胡景是「奸細」，但同時他又證明，武胡景並無反黨表現。

5. 據王世英1964年5月答訪問者稱「吳夫敬這批人一到蘇聯也被扣起來，當時在蘇的王明、康生等沒有去管，這幾個人後來下落不明。劉仲華則由於當時和李宗仁有關係，李想通過他與國際拉關係。因此，劉是較晚一點才經巴黎去蘇聯，到巴黎後由吳玉章同志接待他，不叫他去蘇聯。劉對此很不滿，以為是先去的人（吳、賀、歐等人）搗他的鬼，所以他自己跑回來，到李宗仁那裡當參議去，因之失去了黨的關係」。「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月、七月相繼破壞後，由劉仲華、浦化人、董健吾等重新組織起中央局，不到一個月，浦化人同志被捕了，以後才決定劉仲華調開，把領導機構搬到天津去，暫離上海。」從中可以看出，從1935年6月起，劉仲華已經被中共代表團懷疑有問題，指示將他「調開」，由王世英代理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把在上海的餘下人員轉到天津。1936年6月1日，李宗仁為首發動了兩廣事變，公開反對蔣介石，主張全國抗日。劉仲華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被李宗仁委託到蘇聯同共產國際拉關係，想獲取支持。由此判斷，劉仲華到巴黎的時間應是1936年六七月間。

6. 據查網上劉仲華經歷稱：他接受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麥克道納夫（蘇聯人）指示，把工作移交給王世英，取道法國到蘇聯。到法國後，卻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不准入境」的通知。他回國後找王世英接黨的關係。王以「上級組織不准與你發生關係」為由，予以拒絕，從此失掉了黨的關係。1980年5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為劉仲華舉行了追悼會。由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主持，市委秘書長致悼詞稱，恢復了劉的黨籍，從1923年算起。為他進行了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原圖鏈接圖片來源

綜上所述，深入剖析，對導致武胡景被逮捕遭殺害具體原因，似可得出如下初步看法：在前述1935至1937年的歷史背景和基本原因基礎上，主要是由於中共上海中央局、臨時中央局多次遭受破壞，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在調查中認為，身為特科主要領導人的武胡景和其助手歐陽新、賀昌熾、侯志等具有「奸細」嫌疑。特別1936年夏被斷定為「敵人奸細」的劉仲華到達巴黎時，王明、康生已經把武胡景看成是「極大的嫌疑犯」。

三、 武胡景被逮捕的直接原因是什麼？

1. 侯志1979年對女兒武華面談稱，「1936年王明、康生利用蘇聯肅反擴大化，對武胡景進行迫害，在8月由王明（在蘇負責人）與康生（當時在蘇負責幹部）簽字，武被秘密逮捕，後犧牲」。另據武華聽母親講武被捕後，她「去找共產國際和蘇聯有關部門，他們的回答是，這是你們中國的事。中國共產黨員抓與不抓要由中國代表團的王明與康生決定。他們簽字以後。我們才抓人」。

2. 據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蘇聯政府在莫斯科舉行了「反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公開審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為首的16人被判為反革命罪，遭處決或判刑。

3. 據李立三夫人李莎回憶錄稱，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中文部指定林大生為責任編輯，負責將「反革命托派謀殺集團」案審判材料匯編譯成中文。小冊子將出版時，王明、康生以譯文有誤為由，成立審查組，認為存在「政治問題」，不予發行。實際上僅是翻譯用詞問題，被無限上綱。如「動詞改為形容詞，加深了歪曲程度」，把「恐怖主義」增加了「黨派」，被認為是有意美化、提高了其身份，是「反革命黑貨」等。上述寫入審查結論上報共產國際。林大生被定為「主要肇事者」，解除編輯職務，送去學習。不久又以「『托派嫌疑』罪名逮捕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