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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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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名	Bin Tang
出生	1627年 中國河南
逝世	1687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清初理學名臣
知名作品	《湯子遺書》

湯斌，（公元1627-1687）湯斌，清初理學名臣。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

（公元1627-1687），清初理學名臣。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出身明朝閥閱舊族，崇禎十四年應童子試，十五歲前讀畢《左傳》、《戰國策》、《公羊》等書，湯斌以漢人知識分子率先入仕滿清並大力推行清政府所倡導的文化政策，禁坊間出版物。但生活簡樸，為時人所稱。一生清正恭謹，實踐朱學理論，所到之處能體恤民艱，弊絕風清。但有同僚稱其「偽道學」，康熙帝也說他「不能踐其書中之言」，近代革命家鄒容更稱其為「馴靜奴隸」。加禮部尚書銜輔導太子，改任工部尚書，未一月憂懼而死。著有《湯子遺書》等。

人物簡介

湯斌（公元1627-1687），清初理學名臣。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出身明朝閥閱舊族，崇禎十四年應童子試，十五歲前讀畢《左傳》、《戰國策》、《公羊》等書，湯斌以漢人知識分子率先入仕滿清並大力推行清政府所倡導的文化政策，禁坊間出版物。但生活簡樸，為時人所稱。一生清正恭謹，實踐朱學理論，所到之處能體恤民艱，弊絕風清。但有同僚稱其「偽道學」，康熙帝也說他「不能踐其書中之言」，近代革命家鄒容更稱其為「馴靜奴隸」。加禮部尚書銜輔導太子，改任工部尚書，未一月憂懼而死。著有《湯子遺書》等。

生平簡介

順治九年(1652)，湯斌中進士。

順治十二年，出任陝西潼關道，上任之時，他買了三頭騾子，主僕各坐一頭，另一頭馱著兩副破舊被褥，一個竹書箱。在此期間，他率領清兵擒獲了南明抗清將領李玉廷，為滿清政府鎮壓漢民族的反抗立下了功勞，受到清朝廷賞識。

順治十六年，乞假歸養。

康熙五年(1666)，從學於明清之際的著名理學家孫奇逢。朱學是統治階級提倡的官方哲學，湯斌是把朱學理論見諸於實踐的倡導者，因而在清朝統治階級中得到重視。

十七年，清聖祖玄燁為了更有效地籠絡漢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決定舉辦博學鴻詞科。開始時，反清復明的風氣正盛，漢人應者寥寥。

次年，湯斌在最早出仕滿清的左都御史魏象樞﹑左副都御史金的推薦下，率先應試取中，被授翰林院侍講，參修明史，尋轉侍讀，主持過浙江鄉試，從此大開了漢人高級知識分子參幕滿清的先例。

二十一年充明史總裁。

二十三年升任內閣學十兼禮部侍郎。這年，江蘇巡撫出缺，康熙帝因湯斌有操守，派他就任。湯斌上任後，「禁書坊刻印小說，令諸州縣立社學，講《孝經》等書，推行清政府的封建文化政策。」（《辭海•湯斌》），禁止婦女外出遊盪。湯斌「禁書坊刻印小說」，大力推行清政府的封建文化政策，也實行了一些使封建秩序得到一定穩定的措施，如整頓吏治、打擊豪強、蠲免苛賦、建立義倉社學、宣傳儒家經典、毀棄五通神淫祠等，從而受到康熙帝的寵任而被尊為「理學名臣」。

二十五年加授禮部尚書職銜管詹事府事（並沒有任職禮部尚書），因為清代禮部尚書有滿漢兩人而且以滿人為上，湯斌的禮部尚書職銜也只能相當於以禮部副職的身份輔導太子讀書，其職權相當於明代的禮部左侍郎。而且後來的最終的結果證明湯斌所輔導的太子胤礽並不成功，最後連太子的身份也被廢除。湯斌不得已再次去修明史，充任明史總裁，但學者指出湯斌的《明史稿》涉嫌抄襲方象瑛所撰的明史稿，「如方象瑛所撰稿多與湯斌所撰者相同，因湯斌為總裁，可能（利用職務之便）刪改方稿入之自己的潛庵史稿中。……且方稿與湯潛庵擬稿相比，皆較簡單，以知湯稿實為增改方稿之作。凡此皆據李氏（晉華）《纂修考》之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劉節編著《中國史學史稿》）

次年（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改任工部尚書。這時有人指出湯斌的學說是偽道學，並在皇帝面前彈劾他，十月份湯斌就憂懼而死，享年六十歲。則其任職尚書尚不足一月，而且滿清是滿漢兩名尚書，向以滿人掌印居上，則其時的湯斌雖名為尚書，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工部的副職而已，充其量相當於明代的工部左侍郎。且工部是主管土木、水利、機械器物製造工程等事務，在六部權重排名中是最次的。

雍正十年（1732年），湯斌入祀「賢良祠」。這時正處於滿清「文字獄」酷烈的時期，清朝統治者為了強化在思想領域的統治，企圖通過暴力手段，來撲滅漢族人民的反抗意識，將著名理學大家呂留良開棺戮屍，牽及大批漢人遭到逮捕迫害。呂留良是與湯斌同時代的明末清初知名理學家，但與湯斌不同的是呂留良是一個誓死捍衛本民族利益的漢人，在明亡後誓死不仕用侵略手段占領自己國家的滿清，隱居山林，落髮為僧，並銳意著述，曾有詩句「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從而引起滿清統治者的仇恨。而湯斌則是較早入仕滿清政府的漢人高級知識分子，並在其任職期間大力推行滿清所倡導的抑漢文化政策，曾在江蘇以「掃黃」的名義封殺坊間出版物等反清言論，所編修的《明史稿》也能迎合滿清統治者的口味。清政府為了強化「文字獄」的成果，雍正皇帝將去世45年後的湯斌樹立為榜樣進行表彰併入祀賢良祠，其目的是讓漢人知識分子都來效法湯斌。在清代，入祀賢良祠者計175名之多，多為有功績的滿人勛戚和少部分漢人，入祀者大多享有崇高加銜，如太傅、太保、少保等，有不少還是大學士，但湯斌是其中級別比較低的。

乾隆元年(1736)，諡文正。清代有「文正」諡號的大臣共八位，湯斌居第七，他們是：朱珪、李鴻藻、杜受田、孫家鼐、曹振鏞、曾國藩、湯斌、劉統勛。所著有《湯子遺書》(一作《湯文正公全集》)傳世。值得注意的是，湯斌在「文字獄」盛行之時被清政府賜諡「文正」，強化漢人官員無條件順從清朝的政治目的非常濃厚，因為若就學問本身而言，湯斌與清初黃宗羲和顧炎武等很多大家是不能相比的。

清朝經過「文字獄」的大肆封殺和血襲，只有象湯斌、楊名時之類絕對臣服並全心全意為之歌功頌德的少數漢人才得行其道。明清之際，漢族典籍飽經滿清禁毀、抽毀，留下了滿目瘡痍的慘狀，而滿清典籍，則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刪改。因此，面對史事，檢索典籍，則往往不是闕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魯迅一言道破，天下後世若披覽《四庫全書》之類，「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如今所見，為清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的典籍浩如煙海，而明代的歷史文獻經滿人禁毀，則寥寥闕如。

當今學界躁急浮華，迎合功利，於中國歷史有「戲說」、「謾說」、「歪說」等等，不一而足。不僅缺乏學術責任，也同時缺乏應有的社會道德責任。如在國家重修《清史》之際，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吳三桂降清，貌似學術「創新」，而實為解構中華民族的道德體系，這種理論任其發展下去的結果就是為汪精衛「曲線救國」的歷史人物平反。縱觀世界各個國家，不僅日本和俄羅斯，就連美國這種高度民主和重視個體生命的國家，在涉及民族和國家根本利益的立場上都是絕對強硬和嚴格的，這是古今中外判斷一個好人的道德底線。「肯定吳三桂降清」的言論不僅與國家現行的道德水準要求相去甚遠，而且亦將淪喪中華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愛國主義精神，因為吳三桂背叛了他自己的民族。痛定思痛，可以想象，在中華民族的各個朝代都騰躍過鮮活的生命和錚錚鐵骨，絕非現在的影視界所充斥睜眼就能看到的所謂的「康乾盛世」才存在過。

值得一提的是，湯斌、于成龍等作為當時漢族高級知識分子的代表，率先應招入仕滿清，一改當時宿儒大家不仕清朝的先例，再加上湯斌所參修的《明史稿》也比較符合清朝後來「文字獄」打壓漢民族文化政策的要求。所以湯斌被後來的清朝統治者刻意樹立為大儒高官的後世楷模令漢人效仿，以期達到從根本上收攏漢人的政治目的。而與他同時代的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年—1695年）、萬斯同（1638～1702）、朱之瑜（1600～1682）等人則都是些學以致用的抗清名士，其民族氣節與日月同光，凡此才算中華民族的脊樑。與這些高尚民族氣節的人物相比，湯斌的理學就顯得生命力不足，難以致用了，尤其是難以彰顯民族精神。而且湯家也是受過明代國恩的世家舊族，其本人所受的基礎教育也是在明代進行的，從這種民族大視野來看湯斌的思想里是有投機生存意識存在的，我們對此不能照搬照抄盲目地去膜拜效仿。

近代鄒容在《革命軍》一文中說：「人中雖賢如楊名時、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響邇」，可見雖貴為「馴靜奴隸」，但仍要遭受滿清統治者的歧視。從清朝長達近三百年的統治史看，服務於清朝統治者的臣子與統治者的關係並不能等同於中國傳統意義上「君」與「臣」的關係，唯唯諾諾，更象是「奴才」和「主子」的關係，就連滿、漢官員的比例和權重配置比歷史上各個朝代都懸殊得驚人。這對於今天需要重塑民族自信心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人來說是需要有所認識和警醒的，是值得反省的深層次問題。

《湯斌墓志銘》現保存在商丘市博物館內，由其鄉人田蘭芳撰文、吳學顥篆刻，兩人都是平民儒者，層次和級別顯得比較低，就其工部尚書的品級而言似乎不符合御祭御葬的體例和標準，可見湯斌去世前後的地位和影響力並沒有後來所刻意宣傳拔高的那樣尊崇。 《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為徐乾學所作，但徐乾學是一個勢利小人，為人圓滑多詐，遭到朝臣詬病。名臣李光地說他「譎詭奸詐，是朝中的危險人物。」

人物評價

湯斌的主要政績在康熙朝，官至內閣學士、江寧巡撫、禮部尚書等。湯斌為官一生，除著書立說，發展理學學說外，有一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河務和漕運的治理上，並注意為百姓減輕負擔、賑災救施、興利除害，從而始終躬身實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民本」思想，為變「滿目榛荒，人丁稀少」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做出了一定貢獻。

湯斌官至工部尚書，卻眾濁獨清。他一生剛正不阿，仁厚愛民，政績斐然，卻遭權貴陷害，抑鬱而死。直到四十五年後，即雍正十年方得昭雪，下詔以湯斌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封諡號「文正公」。道光三年從祀孔子文廟。 他是現代作家高陽小說作品《清官冊》的十位清官之一，被高陽稱為「豆腐湯」、「煮不出官味」。有關湯斌為官清廉、不畏權貴的故事，在睢縣廣為傳頌。

湯斌一生主要活動於順治、康熙兩代，歷任陝西布政使司副使、江西布政使司參政、翰林院侍講、《明史》總裁、《大清會典》副總裁、禮部侍郎、江蘇巡撫、禮部尚書級別管詹事府事、工部尚書等職。他政績突出，道德清純，文章清雅，在哲學、史學、文學等方面都有貢獻。他去世後，頗得後人讚譽。清代散文學家方苞稱讚他：「國朝語名臣，必首推睢州湯公。」湯斌是清代名臣、中原名儒，著名的文學家和歷史學家。

文學成就

湯斌一生以學問治天下、以學問辨是非、以學問教後輩。他不但是理學的創新者，而且是理學的實踐者。

他從1660年歸家丁憂起，近二十年間無聞於宦海，而是沉心於做學問。這種磊落的為人作風，真正體現了一個知進知退、當進則進、當退則退的儒家風範，這在當時那樣一個官本思想充斥、世風日益浮躁的年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他著有《潛庵語錄》、《潛庵文鈔》、《春秋增注》等十幾部書。縱觀迄今所存文獻，湯斌的著作如果刨去其增刪抄襲別人的明史稿部分，所剩著述亦難勝其同里人名儒田蘭芳，不過湯氏以官位名聲大增而已，而布衣田蘭芳著作散佚殊多。

同時，他教子有方，四個兒子湯溥、湯浚、湯沆、湯准皆有才，特別是四子湯准著有《臨漪園詩集》。他在《桃花源》詩，中有「能使此心無魏晉，寰中處處是桃源」的語句，深得讀者讚賞。

勤政恤民

湯斌曾先後在陝西、江西、江蘇、北京四地做過官，從政十二年，其中前五年多歷兵事，參與鎮壓漢人反清復明的活動，擒獲過明末抗清將領李玉廷。

湯斌考慮父親年老，以有病為由請求辭官休假，後父死，為父守喪。守喪期滿，聽說容城人孫奇逢在夏峰講學，便背着書箱前往跟隨他學習。康熙十七年，皇帝下詔開博學鴻儒科取士，漢人中入仕滿清較早的尚書魏象樞、副都御史金釒宏推薦湯斌，考試得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參與修《明史》。二十年，充當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後升為翰林院侍讀。二十一年，任命為《明史》總裁官，升為唐事府左庶子。

二十三年，提升為內閣學士。江寧巡撫缺員，朝廷大臣已推舉了候選人，皇上說：「現在稱為道學者，有的言行不一。我聽說湯斌跟隨孫奇逢學習，操行很好，可以補江寧巡撫。」湯斌臨行時，皇上對他說：「做官應以正風俗為先。江蘇習俗崇尚奢侈，應該努力教化引導，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事，一定要慢慢地進行，使他們改變原來的觀念。」並賜鞍馬一匹、衣料十塊、銀五百兩，又賜親筆字三幅，說：「現在該遠離京城了，打開它，便如同見我的面一樣。」十月，皇上南巡，到蘇州，對湯斌說：「一向聽說蘇州閥門為最繁華的地區，今日看那裡的風土人情，崇尚虛華，安於享受，從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應當使他們去掉奢侈之習返歸淳樸，事事都要追求它的根源，以農業為本，也許可以挽救頹廢的風氣。」

湯斌說：「公則明，廉則威。」 湯斌擔任江蘇巡撫的前一年，江南揚州一帶鬧水災，前任江蘇巡撫余國柱曾上奏朝廷說：「水退，田可耕，明年當征賦。」但湯斌到任考察後，看到好多田地還被水淹着，有些田地里的水雖退下去了，卻沒來得及耕種，第二年無法繳稅。所以他給朝廷上了一封奏摺，免除了江南揚州一帶的賦稅。湯斌出任江蘇巡撫的第二年，揚州一帶大旱，數十萬百姓流離失所。湯斌下令各縣打開官倉賑災，又發動全省文武百官踴躍捐獻，但還是杯水車薪。於是，湯斌下令江蘇布政使從國庫撥出存銀五萬兩，派人到盛產稻米的湖廣一帶採購大米。當時一些官員勸湯斌說：「國庫的銀兩你不能私自動用，要動用的話應該給皇上上書，如果私自動用，二十五皇上怪罪下來，你承擔不了。」湯斌說：「如果我們現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來，災民早就餓死了。現在先用着，我們的皇上非常仁慈，他不會二十五怪罪我們。他要怪罪下來，罪過由我一人承擔，就是免去我的職務，但能救二十五整個揚州的災民也值了。」 湯斌知道，這五萬兩銀子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於是讓前去買米的官員，沿途不斷散布消息，說揚州一帶的米價已漲到一兩銀子一斗。結果，各地的糧商見有利可圖，紛紛把大米運到揚州，最後米多了，米價也就降了下來。湯斌用這種方法，最後使一斗米的價格降到了一百個銅錢，於是由旱災引起的饑荒很快得到了緩解。

湯斌擔任江蘇巡撫兩年後升任禮部尚書，離任之日，蘇州百姓罷市三日，痛哭挽留，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同時康熙帝也指出湯斌「並不能踐其書中之言」。（《辭海•湯斌》）

近年有小說作家高陽在自己的小說《清官冊》上說湯斌為「天下清官第一」。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根據歷史考證，湯斌在整個清朝歷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出「天下第一清官」的記載。只是現代這個叫高陽的台灣人編了一本叫《清官冊》的小說，他在小說里說湯斌是「大清王朝第一清官」。於是人們就以訛傳訛，有了湯斌是「清官冊上第一名」的說法。實際上在清代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清官冊」，湯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說法更無從考稽，不過是小說語言而已。在清代大臣和皇帝的評語中，也找不到湯斌是「天下第一清官」的任何記載。

大家知道，近幾年國家提倡反腐倡廉，大家反而又想起清官了。政府用道德的準則來樹立清官，媒體以歷史戲劇來刻畫清官，而老百姓則以故事傳說的形式來傳揚清官。一時間，「清官」之說甚囂塵上。

各地及一些歷史人物的後代們都在從各自的角度標榜自己心目中的清官。迄今所能看到清朝康熙年間「天下第一清官」的說法有多種版本，有些杜撰顯得十分滑稽。張伯行、趙申橋、于成龍、張塤、施世綸、王言、湯斌等人都有「天下第一清官」之稱。而據考證，張伯行、于成龍、施世綸等人在生前或死後確曾被當時的老百姓或官方頌稱過「天下第一清官」。現在的人為施世綸重新造了一個「天下第一清官」的匾額，說是康熙皇帝親筆所題。至於王言，在其出生地，有一塊據說也是康熙皇帝親筆賜敕的「天下第一清官」的赤匾。僅就此而言，不知道這位康熙皇帝不識數還是後人狗尾續貂的太濫，弄出了這麼多的「天下第一清官」。人們渴望清官出世的願望是好的，但歷史學的考據也是很嚴肅的學問，不能摻雜進去太多的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