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在特爾格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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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十七世紀上半葉，德國各宗教派別、德意志皇帝和各諸侯之間的矛盾深重，衝突連綿不斷，在經歷了30年戰爭後，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爾格特，他們談古論今，暢所欲言，在探討詩歌、戲劇等嚴肅的學術問題的同時，還痛心疾首哀嘆自身和祖國的命運；他們藉助詩文，共謀祖國統一大業，可在高談闊論的同時，又插科打諢，粗話連篇，葷話迭出，還「不拘小節」同女僕利女店主苟合；最後他們甚至還共同草擬了一份「和平呼籲」，但一場意外的大火將聚會場所和「呼籲書」化為灰燼，文人志士們所有的美好願望也隨之煙消雲散。
小說中描述的那些詩人、劇作家、文藝理論家等，德國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在作者的筆下，他們的背後分別隱藏德國當今文壇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小說中的主人公西蒙·達赫和格仁豪森分別是德國當代最著名的文學團體「四七」社的負責人漢斯·維爾納·里希特利作者格拉斯本人的化身。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寫作手法，生動地描寫了 「四七」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活動，表達了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懷。
本書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說之一，1979年出版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德國的暢銷書。
作者簡介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作家。1927年出生於但澤市。父親是德國商人，母親為波蘭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負傷住院。戰爭結束時落入美軍戰俘營。戰後曾從事過各種職業，先當農業工人，學習過石雕和造型藝術，後成為職業作家、雕刻家和版畫家。他是「四七」社成員，政治上支持社會民主黨，主張改良。在1970年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時，曾積極投入支持勃蘭特競選的活動。他的政治態度和作品中過多的色情內容曾在國內外引起過不少批評。
格拉斯的創作活動從詩歌開始，自1956年起發表3部詩集《風信雞之優點》、《三角軌道》等，同時創作了荒誕劇《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惡廚師》（1961）等。其中反響較大的是關於1953年柏林事件的《平民試驗起義》（1966）。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說。1959年問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使他獲得世界聲譽。此外還有《貓與鼠》（1961）、《非常歲月》（1963，亦譯《狗年月》），合稱為《但澤三部曲》，成為一幅描繪德國社會生活的畫卷。長篇小說《鰈魚》（1977）和《母鼠》（1986）都繼續使用了怪誕諷刺的手法，將現實、幻想、童話、傳說融為一體。《蝸牛日記》（1972）則為一部紀實體的文學作品。格拉斯為當代聯邦德國重要作家，語言之新穎，想象之豐富，手法之獨特使他在當代世界文學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獲獎，幾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1999年他成為成為20世紀最後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書評
偶然發現最近在看的書籍，上至學術專著，下至通俗小說，大半是德國作家的作品，德國人的思維真的和日本人一樣詭異，所以我也一直難以理解奔放淫亂的意大利是怎麼和詭異嚴肅的德國以及詭異壓抑的日本達成邪惡軸心的。
我對於德國人擅長把並不複雜的故事情節拉成冗長的碎碎念，讓本來已經足夠破敗凋敝的意境更甚荒蕪頹廢。
總體來說這是一篇講述一群自以為是又牛逼哄哄，實則外強中乾極其脆弱的詩人參加一個詩會的故事，詩會持續了幾天，詩人們一面爭論一些細枝末節無甚意義的詩腳韻律和方言使用，一面抒發自己憂國憂民情緒不忘輕描淡寫自誇自雷。
看評論將此書描繪的詩會地位捧到極高，我想大約在德國的地位相當於當年古中國的那個蘭亭集會，但這些蹩腳的詩人與古中國那些俊逸灑脫，豪邁且富有傳奇的文豪相比，簡直判若雲泥，加之格拉斯行文佶屈聱牙，情節毫不飽滿，對30年戰爭不甚了了便看起來倍感無聊，雖然一些隱喻用的頗為精妙，但我也只能說瑜不掩瑕。
故事的背景是德國30年戰爭，一句話說30年戰爭就是一個屌亂的時代，國家四分五裂，內憂外患，戰爭排山倒海而來，軍士死傷過半，這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壓抑與混亂的時代。
同樣是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同樣是晦澀艱深的隱喻，可以書寫成熱血的亂世英雄故事，可以書寫成沉重的民族血淚史，也可以書寫成反觀人性弱點的拷問筆錄，但是格拉斯選擇描寫一群性格無甚出奇，才華平庸的詩人集會，我相信他是映射了一些有深層含義的內容的，但是我輩才疏學淺無法參透。
書中反覆描繪到一個意向，「薊」，薊是亂世唯一之花，兵荒馬亂民生凋敝的無果之花，任人宰割，是所有人的花，與淫亂的女店主麗布什卡都是荊棘叢生破碎離群的德國的象徵。
「這離群索居的薊，很美。」
她是風播的種，萬人可騎的娼婦，本事不要小孩的，卻硬將」懷孕「栽倒斯托夫（即格仁豪森）頭上。
而格仁豪森是除卻店主麗布什卡和達赫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在全書開頭即借他人之口稱格仁豪森為simpel，即傻子，淺薄無知者，又直呼格仁豪森為蠢驢，」只為愚弄這頭蠢驢，蠢驢吃盡帶刺的薊草，她就是草，生在哪裡，必被人割，齊根割掉。「
格仁豪森是是擅干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強姦婦女的粗人，與書中主要描寫的恃才傲物門戶之見甚深的詩人格格不入，他所象徵的蠢驢一面是啃食象徵祖國與詩魂的罪魁禍首，同時又借格仁豪森之雙手摔碎栽培薊草的陶罐。（全書最後）
從某種程度上我想這正和達赫對待格仁豪森的態度形成對比，如果說達赫對格仁豪森的寬容是犬儒主義的人文關懷，那麼全書貫徹始終的暗喻與象徵手法則代表了文人墨客對下層平民的詰難與歸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