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何必曾相識（史鐵生創作的散文隨筆）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相逢何必曾相識》是中國當代作家史鐵生寫的一篇散文隨筆。
原文
等有一天我們這夥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歲，白髮蒼蒼還拄了拐棍兒，世界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已經是（夏令時）傍晚七八點鐘的太陽，即便到那時候，如果陌路相逢我們仍會因為都是「老三屆」而「相逢何必曾相識」。那麼不管在哪兒，咱們找一塊不礙事的地方坐下——再說那地方也清靜。「您哪屆？」「六六。您呢？」（當年是用「你」字，那時都說「您」了，由此見出時間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歲，我老初三。」倘此時有一對青年經過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這倆老傢伙念的什麼咒語。「那時候您去了哪兒？」「雲南（或者東北、內蒙、山西）。您呢？」「陝北，延安。」這就行了，我們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瞭然。這永遠是我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經是多麼遙遠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對青年學過歷史，他們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語，那是二十世紀中極不平常的幾年，並且想起考試時他們背誦過幾個拗口的詞句：插隊，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如果他們恰恰是鑽研史學的，如果他們走來，如同發現了活化石那樣地發現了我們，我想我們不太介意，歷史還要走下去，我們除了不想阻礙它之外，正巧還想為「歸根結底不是我們的」世界有一點用處。
我們能說點什麼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幾十年前的喜怒哀樂和幾百幾千年前的喜怒哀樂一樣，都根據當代人的喜怒哀樂成為想象罷了。我們可以講一點兒單憑想象力所無法觸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寫「千百萬知識青年滿懷革命豪情奔赴農村、邊疆」，您信它一半足夠了，記此正史的人必是帶了情緒。我記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們學校專門從外校請來一位工宣隊長，為我們作動員報告，據說該人在「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來先是說：「誰要搗亂，我們拿他有辦法。」台下便很安靜了。然後他說：「現在就看我們對毛主席忠還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聲就差不多沒有，隨後有人帶頭喊亮了口號。他的最後一句話尤為簡潔有力：「你報名去，我們不一定叫你去，不報名呢，我們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歷史疑案：有多少報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麼時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說出大天來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隊長者反而退卻。這裡面肯定含着一條令人快慰的邏輯。
我去了延安。我從怕去變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驅使，是以後屢屢證明了的慣做白日夢的稟性所致，以及不敢違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當坐上了西行的列車和翻山越嶺北上的卡車時，才感受到一縷革命豪情。唯當下了汽車先就看見了一些討飯的農民時，才於默然之間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學孫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農村醫療手冊》引發的靈感。他捧定那書看了一路，說：「咱們干赤腳醫生吧。」大家都說好。
立哲後來成了全國知名的知青典型，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頁。但若正史上說他有多麼高的政治水平，您連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於政治，「四人幫」也能懂人道主義了。立哲有的是沖不垮的事業心和磨不盡的人情味，僅此而已。再加上我們那地方缺醫少藥，是貧病交困的農民們把他送上了行醫的路。所以當「四人幫」倒台後，有幾個人想把立哲整成「風派」「鬧派」時，便有幾封數百個農民簽名（或委託）的信送去北京，擔保他是貧下中農最愛戴的人。
我們那個村子叫關家莊，離延川縣城八十里，離永坪油礦三十五里，離公社十里。第一次從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們半開玩笑地為立哲造輿論：「他是大夫。」「醫生噢？」老鄉問，「能治病了吧？」「當然，不能治病算什麼醫生。」「對。就在咱莊裡盛下（盛下：住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裡的第二天就有人來找立哲看病，我們七手八腳地都做他的幫手和參謀。第一個病人是個老婆兒——發燒、發冷、滿臉起的紅斑。立哲翻完了那本《農村醫療手冊》說一聲：丹毒。於是大夥把從北京帶來的抗生素都拿出來，把紅糖和肉鬆也拿出來。老婆兒以為那都是藥，慌慌地問：「多少價？」大夥回答：「不要錢。」老婆兒驚詫之間已然發了一身透汗，第一輪藥服罷病已好去大半。單是那滿臉的紅斑經久不消。立哲再去看書，又懷疑是否紅斑狼瘡。這才想起問問病史。老婆兒摸摸臉：「你是問這？胎里坐下的嘛。」「生下來就有？」「噢——嘛！」當然，後來立哲的醫道日益精深，名不虛傳。
說起那時陝北生活的艱辛，後人有可能認為是造謠。「糠菜半年糧」已經靠近了夢想，把菜去掉換一個湯字才是實情。「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呢，就怕真的掰開倒全要作廢，所以才不實行。怎樣算一個家呢？一眼窯，進門一條炕，炕頭連着鍋台，對面一張條案，條案上放兩隻木箱和幾個瓦罐，窯掌里架起一隻存糧的囤，便是全部家當。怎樣養活一個家呢？男人頂着月亮到山裡去，晚上再頂着月亮回來，在青天黃土之間用全部生命去換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糧。民歌里唱「人憑衣裳馬憑鞍，婆姨們憑的是男子漢」，其實這除了說明糧食的重要之外不說明其他，婆姨們的苦一點不比男人們的輕，白天餵豬、養雞、做飯，夜晚男人們歇在炕頭抽煙，她們要紡線、織布、做衣裳，農活緊了她們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還是她們半夜裡醒來默默地去盤算。民歌里唱「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差不多是真的。
好在我們那兒離油礦近，從廢棄的油井邊掏一點黑黑的原油拿回家點燈，又能省下幾個錢。民歌唱「出的牛馬力，吃的豬狗食」，說是誇張嗎？那是因為其時其地的牛馬們苦更重，要是換了草原上的牛馬，就不好說誰誇張了誰。豬是一家人全年花銷的指望，寧可人餓着不能餓了它們，寧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們養肥，然後賣成錢，買鹽，買針線、農具、染布的顏料、娃娃上學要用的書和筆，餘下的逐年積累，待娃娃長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時候去派用場。唯獨狗可以忽視，所以全村再難找到一頭有能力與狼搏鬥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讓人得到溫暖的動物，它們餓得昏昏的也還是看重情誼，這自然是值得頌揚的；但它們要是餓緊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輕自賤的目光吧——含滿了慚愧和自責，這就未必還是好品質。我徹底厭惡「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的理論。
人不是一輩子為了當兒子（或者孫子）的，此其一；人在數十萬年前已經超越了所有的動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醜母親就永遠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貧鬧革命原本是為了什麼呢？找遍陝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貧」這樣的詞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難中的別離，煎熬着的深情，大膽到無法無天的愛戀：「三天沒見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問遍。」「風塵塵不動樹梢梢擺，夢也夢不見你回來。」「白格生生蔓菁綠纓纓，大女子養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陝北出了個劉志丹，他帶上隊伍上橫山。」「洗了個手來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線。」「想你想得眼發花，土坷垃看成個棗紅馬。」「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過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藉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黃褐色的高原上順天遊蕩。在山裡受苦時，鄉親們愛聽我們講北京的事，聽得羨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讚嘆，便望那望不盡的山川溝壑，產生一些憧憬，說「咱這搭兒啥時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嘆一聲：「不比當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給忘球嘍。」於是繼續掄動起七八斤重的老钁，唱一聲：「六月里黃瓜下了架，巧口口那個說下哄人的話。」再唱一聲：「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說是了天上沒靈兒神，颳風了下雨是吼雷兒聲，我問你就知情是不知兒情……」
我們剛去的那年是個風調雨順的豐產年，可是公糧收得狠，前一年鬧災荒欠下的公糧還要補足，結果農民是豐產不豐收，我親眼見村里幾個最本分的漢子一入冬就帶着全家出門要飯去了。膽大又有心計的人就搞一點「投機倒把」，其實什麼投機倒把，無非是把自家捨不得吃的一點白面蒸成饃，拿到幾十里地外的車站去賣個高價，多換些玉米高粱回來，為此要冒坐大獄的危險。有手藝的人就在冬閒時出門耍手藝，木匠、石匠還有畫匠。我還做過幾天畫匠呢。外頭來的那些畫匠的技藝實在不宜恭維，我便自告奮勇為鄉親們畫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紅的漆，漆幹了在上面畫些花鳥魚蟲，再寫幾個吉利的字。外來的畫匠畫一對木箱要十幾塊錢，我只要主人頂我一天工，外加一頓雜麵條條兒。那時候真是饞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麼好吃的雜麵條條兒；山里挖來的小蒜搗爛，再加上一種叫作（弄不清是哪兩個字）的佐料，實在好吃得很。我的畫技還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鄉把我畫的木箱擔到集上賣，都賣了好價錢。畫了十幾對不能再畫了。大家都認為，畫一對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為貧下中農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擔到集上去賺錢就不是社會主義。我便再難吃上那熱熱的香香的雜麵條條兒了。
歷史總歸會記得，那塊古老的黃土地上曾經來過一群北京學生，他們在那兒干過一些好事，也助長過一些壞事。比如，我們激烈地反對過小隊分紅。關家莊占據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隊分紅試點，我們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慾，越大當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見共產主義的明天。誰料這樣搞的結果是把關家莊搞成全川最窮的村了。再比如，我們吆三喝四地批鬥過那些搞「投機倒把」或出門耍手藝賺錢的人，嚇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勁兒央告。還有，在「以糧為綱」的激勵下，知識青年帶頭把村裡的果樹都砍了，種糧食。果樹的主人躲在窯里流淚，真仿佛楊白勞再世又撞見了黃世仁。好在幾年後我們知道不能再那麼幹了，我們開始弄懂一些中國的事了。讀了些歷史也看見了些歷史，讀了些理論又親歷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樣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運和農民們的命運已經連在一起了，這是我們那幾屆「老插」得天獨厚之處，至少開始兩年我們差不多絕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將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孫了，誰處在這位置誰都會幡然醒悟，那樣干是沒有活路的。
當然，一有機會我們還是都飛了，飛回城，飛出國，飛得全世界都有。這現象說起來複雜，要想說清其中緣由，怕是得各門類學者合力去寫幾本大書。
1984年我在幾位作家朋友的幫助下又回了一趟陝北。因為政策的改善，關家莊的生活比十幾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說豐衣，錢也還是沒有幾個，但畢竟足食了。鄉親們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請我去吃飯，吃的都是白麵條條兒。我說我想吃雜麵條條兒。眾人說：「哎呀——，誰曉得你愛吃那號兒？」但是，農民們還是擔心，擔心政策變了還不是要受窮？擔心連遇災年還不是要挨餓？陝北，渾濁的黃河兩岸，赤裸的黃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飯。
那年我頭一次走了南泥灣。歌里唱她是「陝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認為是藝術誇張，但親臨其地一看，才知道當年寫歌詞的人都還沒學會說假話呢。那兒的山是綠的，水是清的，空氣也是濕潤的，川地里都種的水稻，汽車開一路，兩旁的樹叢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藥，隨時有野雞、野鴿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蓋因那滿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諳歷史的人告訴我，幾百年前的陝北莽莽蒼蒼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灣的地界，無邊無際又全是灼目的黃土了。我想，要是當年我們一來就開始種樹造林，現在的陝北已是一塊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樣，這高原早已變綠，黃河早已變清了。我想，眼下這條渾濁的河流，這片黃色的土地，難道是民族的驕傲嗎？其實是罪過，是恥辱。但是見過了南泥灣，心裡有了希望：種樹吧種樹吧種樹吧，把當年紅衛兵的熱情都用來種樹吧，讓祖國山河一片綠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貧窮的土地有個根本的變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說了。插隊的歲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說起來沒有個完。自己為自己蓋棺論定是件滑稽的事，歷史總歸要由後人去評說。再嘮叨兩句閒話作為結束語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灑在了黃土地上，怎麼辦？別着急，把浸了油的黃土都挖起來，放進鍋里重新熬；當年鄉親們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再有，現在流行「侃大山」一語，不知與我們當年的掏地有無關聯？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掄圓了钁頭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鬆軟；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過的。還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們十七八歲去插隊時，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說話，心裡騷騷動動的但都不敢說話，遠遠地望一回或偶爾說上一句半句，渾身熱熱的但還是不敢說下去；我們就是這樣走進了人生的。這些事夠後世的年輕人琢磨的，要是他們有興趣的話。
一九九二年[1]
作者簡介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國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於北京市。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維持生命。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自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46分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享年59歲。 2018年1月《史鐵生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全集共350萬字，按體裁分為各類小說、散文隨筆、劇本詩歌、書信、訪談等12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