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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中庸

 

 

 

中庸》是中國古代論述人生修養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學專著,是儒家經典之一,原屬《禮記》第三十一篇,相傳為戰國時期子思所作。其內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認為「至誠」則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並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過程和認識方法。宋代學者將《中庸》從《禮記》中抽出,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宋元以後,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中國古代教育和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主要注本有程顥《中庸義》、程頤《中庸解義》、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傳注》、戴震《中庸補註》、康有為《中庸注》、馬其昶《中庸誼詁》和胡懷琛《中庸淺說》等。

創作背景

《中庸》出自《禮記》,原本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禮記》原名《小戴禮記》,又名《小戴記》,據說是由漢宣帝時人戴聖根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而成。

宋代以前,學者皆主張《中庸》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子思所作。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復性書》:「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傳於孟軻。」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自宋代開始,有學者主張《中庸》是子思與秦漢之際的儒者雜述而成。如歐陽修《問進士策》:「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異乎聖人者,何也?」葉適《習學記言序目·文鑒三》:「漢人雖稱《中庸》是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於子思也。」清人認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別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錄》卷三中提出了三條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今人馮友蘭、錢穆、勞思光等亦從文獻、思想等方面論證《中庸》非子思所作。

以上兩種觀點各有依據。現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庸》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

作品鑑賞

整體賞析

內容結構

《中庸》一書,共三千五百多字,按照朱熹的分法,分三十三章,四大部分,傳的是自上古大聖以來的儒家道統心法,其內容涉及為人處世之道、德行標準及學習方式等諸多方面。第一章到第十九章的內容着重從多個角度論述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第二十章承上啟下,從魯哀公向孔子詢問處理政務的方法一事着手,通過孔子的回答指出了施行政事與加強人自身修養之間的密切關係,並進一步闡明天下通行的五項倫理關係、三種德行以及治理國家的九條原則。在此章的最後引出全書後半部分的核心「誠」,並強調要做到「誠」的五個具體方面。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的內容,便是圍繞「誠」來展開的。

《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是總綱,但這個總綱卻是子思表述出來的,並不是孔子原話。此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和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都是每個部分的綱領,但恰恰也都是子思說的,而引用的絕大部分孔子的原話,反而是用來解釋、例證這些綱領的。也就是說,如果援用「經—傳」的結構來理解,《中庸》里具有「經」的地位的話,都是子思說的;而孔子的話反而只有「傳」的地位。

思想體系

《中庸》所論乃天道、人道的最高深又最恆常的道理。中庸是循中和之道而為之。其通篇的主旨是論中和,探討致中和的方法。中和是宇宙的本來狀態。人的可教育,就在於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於致中和。 《中庸》開篇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貌似為「性、道、教」先下了定義,而實質是為《中庸》一書奠定了理論基礎。其認為自然授予人的本質就是人性,遵循人的本真善性就是道,修養本真善性就是教。道實質是遵循人的本真善性處理天、人大小事務的無聲、無息、無味、無色的一以貫之的自然法則。道即率性,率性就是自然、平常,平常之理即常規常理,自然的常規常理就是中,就是和。

《中庸》一書認為中和之道即天下根本之道,即天下平常、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的平常的中和之道對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以中和之道修養自己就是中庸。就《中庸》一書而論,可知中庸既是最高的大道境界,也是處理問題的最正確的思想方法。

《中庸》指出,用中和之道處理問題,不是一朝一夕之舉,而是時時、事事、處處都能自然符合中和之道,這才叫做中庸。舜能做到了「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這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只有顏回式的賢人才能「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即使能均平天下、能辭卻爵祿、能蹈白刃的人,也不等於能做到中庸。此三件大難之事,經過一時的努力,也可以成功。而中庸是時時自然地循行常理常道,凡事居於不偏,恆行天道。乍看無大難,但非終身修行中和大道而達精熟者、無絲毫私慾者,均不能大道中庸。此即聖賢所以為聖賢之依據。中庸指導下的做人之道、做人準則,是至強至剛之大道,並非柔弱之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中庸》指出,「道不遠人」,要在篤行不移。中庸之道廣大而隱微,普通百姓只要由衷修行亦可有所成就,但深入修養,即使聖賢亦有所不能之處。道可大可小,大到天下裝不下,小到不可分,既適合百姓所用,又適合聖賢所修。道本為常人辦常事所行常理,如脫離常理而求道,則為空道,則為不合實際之道。而修道之則就在常理常事之中。《中庸》引用《詩經·豳風·伐柯》詩句,說明用中庸的楷模就在心中,就在身邊,可是學起來還差得遠,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修養中庸之道,執行中庸之道的言行不可不嚴格謹慎,不可不努力。

《中庸》認為,需持續培養行大道之人,行大道之人需修養仁義禮智勇。《中庸》認為「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點就懂得了如何修身、修道了,那將自然會管理人、管理國家和諧天下了。一個管理國家、安定天下的人,修了道,要篤行,要事事處處系統而一貫地行道。《中庸》為此提出了治國安天下均需持之以恆的九方面:修身(修養自身)、尊賢(尊重賢人)、親親(愛護親族)、敬大臣(敬重大臣)、體群臣(體恤眾臣)、子庶民(愛護百姓)、來百工(勸勉各種工匠)、柔遠人(優待遠方來的客人)、懷諸侯(安撫諸侯)。這些做到了才算篤行中庸。

《中庸》云:「誠者……故時措之宜也。」中庸之要在於「誠」。《中庸》提出了「誠明」之論。其認為自然之誠,自然就明,這是天性。人為的使人明白誠,這就是教育。天道人性合而為一,化育相參就是誠。或雖偏於一隅,持一技之長而樂守不移者,亦可謂有誠。久而久之,大而廣之,自然近道。《中庸》一書並未對「誠」下明確的定義。綜觀《中庸》全書,當為修道之「透」意。「透」,即融會貫通,爐火純青的程度。至誠可以出神入化,精識萬事萬物之理。修中庸之道達到誠時,自然合乎萬物之道、萬時之道。無論萬事萬物如何變化,時間如何推移,大道總是適合其用、適得其宜。一貫的融通,道才能久遠適用,甚至可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天之所以為天,就在於天莊穆巋然、永不停止,就在於天永遠是誠、是純。賢人君子就應該秉承天道而行,「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能如此作為者就是當之無愧的賢人君子。當然,君子賢人還要做到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中庸》要人們不固守廢棄之事理,要因時而宜,又不要丟掉了基本遵循,即不要失去中庸之道。要包納多元思想,要寬容道不同者。這才是中庸之為大,得到君子胸懷之為廣。

《中庸》提倡人們以「中和」為本,各安本分,各負其責,「無過無不及」地忠於職守,不越規範,不犯上作亂,不標榜各自的勞績和功德,而默默地為自己修養中庸之德而欣慰,以此釀製天下的和諧與安康。《中庸》既是對為人處世的精闢總結,又體現了做人的規範與智慧,因此,它對於人們提高自己的行為修養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子思,魯國人,姓孔,名伋,孔子之孫,春秋戰國之際儒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歷史上稱之為「述聖」,他開創的學派被稱為「子思之儒」,與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其主要作品有《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1]==參考文獻=ref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