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足的世俗社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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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世俗研究前沿之作。揭示信仰迷思，為世俗幸福正名★
本書以丹麥和瑞典社會為主要研究對象。作者基於一年多的實地居住考察，深度訪談了近一百五十位不同年齡層次和教育背景的對象，得出一個核心觀點：宗教觀念淡薄的世俗社會不僅可能存在，而且完全可以做到溫文爾雅、令人愉悅，給人們帶來自足、幸福的生活。朱克曼認為，社會的高度發達與宗教並無關聯，宗教的影響可以為社會帶來醫療和教育的發展，但是同樣有可能帶來混亂、緊張和暴力。
名人評價
過去二十年的黃金時期，在世俗研究這個新興的領域，朱克曼一直身處前沿。從《自足的世俗社會》中，我們很容易看出箇中原因：行文精緻，引人入勝，既依靠深厚的學養，又不乏睿智的思想。這是典型的朱克曼式作品。
—— 斯蒂芬·布利萬特，英國聖瑪麗大學學院神學與宗教社會學教授
大多數美國人堅信，對上帝的信仰是文明社會的基石。《自足的世俗社會》表明，這無非是一種聽了讓人受用的美國式奇想。如果發現當今大多數丹麥人和瑞典人竟如此不受宗教之累，就連身處美國的無神論者也會感到驚訝吧。對另一種世俗現實的這一瞥，既令人謙卑，又鼓舞人心——來得太是時候了。朱克曼的研究確實不可或缺。
——薩姆·哈里斯 《紐約時報》
說到北歐，你可能會想到安徒生的童話，想到美人魚的故鄉，想到在各種發達程度、幸福指數和廉潔程度排行榜上，丹麥和瑞典總是位居前列，那裡似乎是一片無憂無慮的樂土。你可能想不到的是，那裡總體上是一個世俗社會，宗教信仰淡薄。那裡的多數國民雖不願自稱「無神論者」，卻也並不相信存在着一位人格神。他們可能會在教堂里舉行婚禮，但僅僅是儀式性的，是在遵循一種文化傳統。
的確，宗教有許多積極作用，比如提振人心、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教人寬厚仁愛；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極端的宗教勢力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製造着動亂、紛爭甚至殺伐。這本書並不是想說，沒有宗教信仰必然會使社會和諧、繁榮，而只是說，宗教的缺失並不構成障礙，由此否定了一種極端的說法：「沒有宗教信仰，社會必將滅亡。」
作者簡介
美國匹澤學院社會學教授、社會學系副主任，美國「世俗研究項目」創始主任。已出版著作多部，包括《何謂有道德》（2019）、《不信宗教的人》（2016）、《過世俗的生活》（2014）、《不再信仰》（2012）、《自足的世俗社會》（2008）等，編有《牛津世俗主義手冊》（2016）、《W.E.B.杜波依斯社會理論》（2004）等。
原文摘錄
在以宗教為榮的美國，槍支泛濫（尤其是手槍和半自動殺傷武器），刑法制度苛刻嚴厲，死刑每周都會實施，吸毒者被當成罪犯，數以百萬計的兒童和孕婦缺少基礎的醫療保障，數以百萬計的老人無依無靠，工人薪酬低廉、工時過長，精神病患者流落街頭、任其病情惡化，貧困率在工業化民主國家中處於最高水平。但是，在宗教氛圍淡薄的丹麥和瑞典—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是無神論的兩個國家—找不到槍支，刑法制度相當人性化，寬大而又具有修復功能，死刑早已被廢除，吸毒者被當成需要藥物和心理治療的人，男人、女人和兒童都有優良的醫療保障，老人受到精心照料，工人薪酬豐厚、工作量合理，精神病患者得到一流的治療，鄉村地區的貧困率在工業化民主國家中處於最低水平。我對此感到無比困惑。 儘管丹麥和瑞典屬於沒有強烈宗教信仰的社會，儘管丹麥人和瑞典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充滿理性且多疑，但他們並沒有對這個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鬼魂之類的東西並沒有從斯堪的納維亞文化中完全消失。然而，圍繞超自然現象的談話幾乎完全脫離了傳統的宗教世界觀。我採訪過的有點相信超自然現象或有所經歷的人，大多數不認為他們的經歷與上帝有任何關係，這種經歷也不會讓他們產生任何「宗教」感。他們稱這些經歷為有趣的、感人的或難忘的，把這些經歷界定為世上存在「其他東西」的例子，但很少把這些經歷描述為促使他們更加信奉基督教或更認真地看待上帝存在可能性的原因。
書評
是宗教現象，還是文化現象？
楊靖/文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社會學家菲爾·朱克曼近著《自足的世俗社會》（又名《沒有上帝的社會》）是向當代哲學大師德沃金致敬之作——大師生前最後一部著作《沒有上帝的宗教》（2013），重點探討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來宗教世俗化的進程。
在德沃金看來，世俗化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得西方社會逐步擺脫宗教文明秩序的桎梏；另一方面，也開啟了憂喜參半的西方社會現代化之旅。這一漫長的過程，歷經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次轉型，其中包括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啟蒙運動、（近）現代化及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變革。這一系列變革的實質在於打破權威和秩序，以理性戰勝迷信，以世俗取代神聖，從而實現主體和個性的解放——這也是現代化最本質的內涵。當然，上述變革也帶來負面影響，其直接後果之一是現代人變得越來越妄自尊大，以為憑藉理性可以征服世界，憑藉科學可以祛除人類所有疾病和煩惱，並能持續不斷保障社會進步和眾生幸福。然而，事實表明，科學與理性並不能包治百病，宗教與社會的關係也錯綜複雜，遠非「世俗化」一詞所能概括。
德沃金關於宗教與社會關係的探討，在朱克曼著作中得到更為具體的回應。在《自足的世俗社會》中，朱克曼重點考察以丹麥和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社會世俗化現象，同時也以相當筆墨將這一現象與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結進行對比。在作者的家鄉南加利福利亞，每三個戶外橫幅中至少有一個是有關「上帝、耶穌和《聖經》」的標語口號。在作者工作的亞利桑那圖森市（Tucson），城裡巨大的廣告牌林立，倡導人們要虔信上帝。除此而外，美國的廣播電視節目中與宗教相關的話題內容也層出不窮：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政客，都爭先恐後地公開表明甚至刻意強調其宗教信仰，而且美國民眾似乎很買賬。比如2004年，喬治·布什總統信誓旦旦地宣稱：他出兵伊拉克，是向上帝祈禱並與上帝商討的結果。不管真假，他的這一番「坦白」最終出人意料地贏得更多美國人的信任。在美國，常見的情形是，倘若一位政客想要取得成功，他/她不僅需要扮演定期去教堂的「虔信者」，還要時常向公眾證明自己的宗教虔誠。反之，一位無神論者若想在美國當選總統，其幾率一定跟「基地」組織成員不相上下。
跟美國不同，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朱克曼在此進行了長達14個月的「田野調查」——結果發現，這裡「一切都很安靜」：從來沒有發生全國性的「反同性戀權利」大遊行，沒有教堂現場安裝「耶穌的ATM」（為方便信徒刷信用卡捐資），沒有大名鼎鼎的布道牧師在廣播電台抨擊敗壞世風的「罪人」，也沒有政客宣稱他們競選公職是「出於上帝的旨意」。與「眾聲喧譁」的美國相比，這裡既沒有校董公開質疑進化論，沒有法官根據《聖經》來判案，也沒有大規模的反流產運動，更沒有家長遊說學校和市政委員會，要求從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清除《哈利·波特》。
作為美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朱克曼高度認同宗教在美國社會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並相信宗教理想可以有效地制衡狂熱的個人主義。在美國，教會通常是社區的服務中心，既提供諮詢服務，也是日托所。歷史地來看，教會為孩子創辦學校，為病人創立醫院，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所，在反對壓迫、完善法制、維護秩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正是這一切使得宗教信仰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公然抨擊宗教世俗化傾向也成為一些公眾人物和保守派人士高調的政治姿態。比如美國基督教聯盟的創建者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對世俗主義持強烈批判態度。他憂心忡忡地指出，宗教世俗化會慢慢地侵蝕社會的基礎——如果學校董事會一意推行違背宗教信仰的世俗學科（secular science）課程，上帝的懲罰必將降臨。他堅信如果一個社會缺乏宗教信仰，「結局將是暴政」。另一位代表人物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是一位成功的電視傳教者、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的創建人。福爾韋爾公然聲稱：正是那些推行世俗主義的美國人激怒了上帝，才導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上帝不會被嘲弄，」福爾韋爾在著名電視節目「700俱樂部」中斷言：「我堅信那些企圖把美國世俗化的教外人士、非法墮胎者、女權主義者以及男女同性戀者——我要指着你們的臉說——正是你們的推波助瀾才導致了恐怖襲擊的發生。」
在上述基督教保守派人士看來：如果一個社會不能領會上帝的重要性，它將走向奴役、種族屠殺和暴行；如果達爾文和進化論在一個國家被廣泛認可，道德誠信無疑將被拋棄。因此，一個沒有充分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社會，終將辜負上帝，成為不法分子肆意妄為的場所，並淪為暴力和犯罪的淵藪。
而朱克曼撰寫《自足的世俗社會》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作者在本書「引言」中所說，是「冷靜地反對這樣一種廣受吹捧的主張：沒有宗教信仰，社會註定滅亡」。朱克曼收集了大量數據，表明丹麥和瑞典是地球上宗教色彩最弱的國家，並用充足的證據證明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高品質生活。他的結論是，「社會沒有宗教信仰，也能運作良好，有所成就，構建和遵守健全的法律法規和倫理道德體系。」
在旅居期間，朱克曼就上帝、宗教、信仰等話題，對丹麥和瑞典的149位居民進行了採訪，其中若干採訪片段被收錄在書中。他說，尋找受訪者是一項「艱難的挑戰」，因為許多人堅稱自己關於宗教「無話可說」——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們既不信奉上帝，也很少關心死亡或生命的意義，並對這種缺乏宗教反省的現狀怡然自得。他們辨別誰是真正的基督徒，是通過特定的傳統和價值觀，而不是通過聖經、上帝或者繁瑣的宗教禮儀。當然，他們通常也遵守一些基督教傳統的文化禮儀，如洗禮、堅信禮和教堂婚禮，並認為基督教賦予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價值觀。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放棄了對於基督教超自然性的信仰——朱克曼將這種現象稱作「文化宗教」，並認為這種缺乏上帝概念的文化宗教對於造就兩國的繁榮富庶和社會穩定「意義重大」。
根據朱克曼的考察，從各個方面看，丹麥和瑞典都堪稱是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典範：這裡的社會和諧，犯罪率極低，而清廉指數全球最高；這裡教育體制完善，經濟發展穩健，人文氣息濃郁；並且，擁有包括免費醫療在內的全民共享的社會福利。根據伊拉斯謨（Erasmus）大學路德·費恩霍芬博士（Ruut Veenhoven）的採樣和計算結果，在全球91個國家地區中，人均幸福指數排名最高的國家是丹麥，而瑞典（以及挪威）等國則緊隨其後。
丹麥和瑞典為何能夠如此繁榮？普遍的看法可能與下列因素相關：他們人口規模較小，在過去數個世紀中與歐洲殖民大國往來貿易頻繁，以及他們致力於建立福利國家所做的不懈努力——這些因素，通過累進稅制將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安全保障系統融合在一起，成效卓著。然而，在朱克曼看來，這些只是一些顯而易見的表面現象。與之相關的更深層因素，很可能是它們獨特的氣質和特有的文化，例如他們對世俗的公平正義價值觀的強烈信仰。
依據各國在國內建立社會公平正義取得的成功，德國智庫漢斯-伯克勒爾基金會（Hans-Bockler-Stiftung）將各國進行了排名。不出意料的是，丹麥和瑞典這兩個宗教氛圍極其淡薄的國家，並列世界第一。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宗教化社會的巨大嘲諷：當他們堅信基本的價值觀和道德責任感——比如關心孤苦伶仃和貧病之人——必定蘊含在基督教（以及猶太教）等偉大宗教中時，他們從未意識到同情、善意、寬容、誠實等傳統宗教價值觀，當今已在丹麥瑞典等世俗化國家以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確立，並在全國範圍廣為推行。
進入現代社會，宗教並非社會生活的全部早已成為共識。從起源來看，宗教信仰最重要的來源，乃是出於人類對死亡的恐懼。誠如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言，「在所有的信教來源中，生命的最高和最終危機——死亡——最為重要。」因為人類註定要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下，因為所有享受生活的人同時也「害怕死亡的威脅」，所以人們轉向信仰宗教以尋求慰藉——正因為宗教消除了他們對「自己終將不復存在」揮之不去的恐懼，並給他們帶來了永生的希望。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話說，人類始終無法避免「死亡的痛苦之謎」——這一種恐懼導致人們產生出普遍的無助感，因此需要轉向宗教或上帝尋求慰藉。
然而，在漫長的人生中，對死亡的憂慮，並非如影隨形；換言之，信教只是人類生活的一小部分。憑藉理性的力量，人類很快將對於上帝的信仰發展成一種「超自然的補償」。從這個角度看，死亡並不具有任何神秘或宗教色彩。對於普通人而言，死後就表示一切都消失殆盡，而那本就是事物該有的樣子。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在名著《反抗死亡》（Denial of Death）中提出，反抗死亡和拒絕接受死亡是人類的共性嗎？顯然不是。我們是否有可能找到這樣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里，大多數人不那麼擔心死亡，他們接受死亡的必然性，而且不會因為知道自己總會死去而感到極其憂傷和絕望。朱克曼在丹麥和瑞典發現的宗教文化，便是最好的回答。
眾所周知，當代斯堪的納維亞人普遍不相信來世，但這並沒有表明他們高度絕望。相反，朱克曼所採訪的丹麥人和瑞典人多半感到幸福和滿足。他們通常過着一種富有成效、富有創造力、感到恬然自足的生活。他們會追求自己的事業：旅行、上網、建造房子、撫養孩子；他們參與各種活動，比如政治、藝術，以及慈善基金會，等等。當然，在受訪人群中，有些人患有抑鬱症、慢性疾病、以及其他心理疾病，並感到孤獨寂寞——沒有人會完全免於這些疾病和感受，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努力工作、熱愛生活，並竭力找尋生活的意義。
長期以來，對生命意義的擔憂，一直困擾着人類。如果人類只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和生物進化發展的產物，如果人類所處的這個世界只是各種物理特性的混合體，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結束，那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呢？伴隨着對於死亡的恐懼，有人爭辯說宗教的作用在於為「我們從何而來」、「生活的意義何在」等人生終極問題提供切實可行的答案。當然，千百萬人都渴望得到答案——他們也因此轉向宗教。但絕大數丹麥和瑞典人，並不做如斯之想。
在朱克曼採訪的人群中，有許多人非常直白地宣稱他們不相信生命存在終極意義。然而，又恰恰是這一群人安居樂業，悠閒自得，充分享受生活，根本不理會所謂人生價值和意義。這一規模達到數百萬人的世俗男女的存在不僅拓寬了世俗生活的範疇，也在世界範圍內樹立了另一種非宗教的生活方式。人類文明原本就是千姿百態，一個誕生於巴勒斯坦地區的地方性宗教，憑什麼必須取代其他文明形態？
在宗教氣息濃郁的國家如美國，貧富差距似乎並未由於上帝或《聖經》的諄諄教誨而減小，相反這一差距卻不斷拉大。而丹麥和瑞典兩國，不僅將財富分散到令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無法比擬的程度，而且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實實在在的福利更是高得驚人。如果一個人失業，他們不必擔憂失去醫保，也不必擔憂住房被沒收。無論多麼窮困潦倒，他們總能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甚至包括免費的職業培訓，直到他們重新上崗。這一種治國理政的思路，與傳統基督教仁愛、行善（施捨）的信條相比，無疑更為積極進取，也更行之有效。這也是朱克曼在本書結論部分的重大發現：丹麥和瑞典社會世俗化的背後，不乏宗教信仰力量的支撐。只不過，這種宗教信仰，與其說是一種宗教現象，不如說是一種文化現象。
當然，照評論家的看法，以上關于丹麥和瑞典經濟繁榮背後的原因探析儘管言之成理，但它也的確是朱克曼論述中最薄弱的一環。作為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朱克曼擅長問卷訪談和田野調查，然而他對於北歐國家的政權興替、宗教變遷等歷史文化背景缺乏理解，因此其立論大多基於當下的現狀，但缺乏縱深的思考。事實上，丹麥和瑞典等當今「高福利」國家的施政方針，都可以溯源自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路德宗傳統，沒有這些傳統的影響就沒有今日的繁榮。例如路德的天職觀可以視為就業權利理論的基礎——《聖經》中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路德宗教改革的出發點，而路德「信徒皆祭司」的主張更打破了人為設定的職業門檻和界限——換言之，正是新教路德宗職業道德觀的影響，才造就出新型的中產階級，而後者才是經濟繁榮的主要驅動力。或許只有透過世俗化的表象，方能洞穿其背後宗教文化的本質。像德沃金一樣，朱克曼提出了問題，但這一問題的答案，卻需要每一位讀者自己去尋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