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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公共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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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公共經濟學，。它把一些行為的概念（如：理性、啟發式、偏差等）應用於公共經濟領域，如計劃、預算、費用、稅收體系、貸款等。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學術界對行為公共經濟學的出現給予了支持。

發展進程

許多行為公共經濟學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當中，就列舉了一些可以論證他以經濟學觀察個人行為的一些心理學原則。這本書中的許多觀點和認識發展成為現代行為公共經濟學家的重要依據。「當人們從一個更好的環境跌落至更差的環境時，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會比人們從較差環境轉移至更好環境享受到的快樂程度要高」這便是「損失厭惡」。邊沁的效用理論形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他寫了許多關於效用的心理學原理的論文，其中一些從效用的心理學影響因素出發的研究才被人關注。埃奇沃斯（F.Edgeworth）的數學心理學介紹了他著名的「盒子」圖，討論了兩人談判結果。他所得出的社會效用模型表明，一個人的效用會被另外一個人的支付所影響。

學術界對行為公共經濟學的出現給予了支持，首先是經濟學家運用預期效用和貼現效用模型來描述在不確定環境下的決策制定。大約在1960年左右，認知心理學開始藉助一些科學設備獲知關於腦部的信息而成為一門顯學。這時期出現的一些研究集中在新古典主義概念中的效用最大化和行為主義的認知方面。與此同時，一些心理學家如W. Ed-wards、D.Luce、A. Tversky和D.Kahneman等人也將經濟學模型和心理學模型進行對比研究。最具有貢獻意義的研究是，Tversky&Kahneman（1974）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論文闡述，啟發式的捷徑判斷偏離了根據統計學原理推斷的可能性。而在隨後其1979年在《經濟計量學報》（ Econo-metrica）上發表的論文則以心理學原則為基礎，提出了「決策制定是存在風險的」，並且作為一個公理替代了預期效用。

具有里程碑的事件發生在1986年，在芝加哥大學召開的經濟學研究會議上，會議論文多數都運用了心理學的方法和理論來解決經濟學問題。10年後，《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一個關於行為經濟學的專刊。早期的行為公共經濟學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研究主線：（1）識別規範假設或模型。經濟學家經常用如貝葉斯更新，預期效用和貼現效用。（2）識別異常。即揭示假設或模型的差異，仔細的排除替代的解釋，如混同或交易成本問題。（3）使用思考創建替代的理論和概括現有的模型。（4）使用行為假設從第三步獲取提示，並且進行檢驗，進一步構建公共行為的經濟學模型。

研究方法與基本工具

實驗方法在行為公共經濟學發展的初期階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對於傳統標準方法而言，實驗控制更有利於對行為方式的解釋。例如，「最後通牒」討價還價實驗中，匿名的實驗參與者經常會放棄大量的貨幣獎勵並且最終一無所獲（ Camerer&Thaler，1995）。在類似的一些實驗研究中，當我們討論諸如法律案例、高費用的離婚進程、勞動糾紛時，就很難判定對提供物的拒絕到底是重複博弈中聲譽建立、代理問題、還是對非公平對待的一種抗議的表達。在一些實驗中，很好的檢驗了個體的判斷失誤，從而避免心理學實驗影響價格和市場供給數量。實驗室對這些研究來說很有效，因為個體的和市場水平的數據可以被大量的觀測到（ Camerer，1987；Ganguly，Kagel&Moser，2000）.

儘管行為公共經濟學家一開始比較依賴實驗方法，但是很大程度上，還是與實驗經濟學存在較大差異（I_oewenstein，1999）。行為公共經濟學家更多的認為他們的研究基礎不在於方法的選擇。因為行為公共經濟學雖然使用一些研究工具和方法，但是不局限於此，更多的是運用心理學的視角來討論一些公共經濟學的問題。行為公共經濟學家會比較關注人口統計因素、自我報告、反應時間和其他的認知測量。並且對實驗的環境控制也非常關注，因為在行為公共經濟學研究者的眼中，環境的變化會對決策的制定過程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Goldstein&We-ber，1995； Loewenstein，2001）.

總而言之，行為公共經濟學家聚焦於將心理學現實主義和經濟學運用在公共問題研究過程之中，通過在實驗室之外的實證研究和拓寬實驗室研究中的方法來提升研究成效。隨着行為經濟學研究的發展，行為公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多的超越了實驗研究的領域，開始更為廣泛地運用經濟學的常用研究方法與工具。如運用現場數據、現場實驗、計算機仿真、腦部掃描技術等。

研究範疇

福利政策分析

福利政策分析主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1）公共政策究竟怎樣影響着每個人的福利；（2）個人福利如何整合成社會整體福利。新古典經濟學對福利政策的分析認為，通過檢驗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個人的偏好排序較好界定，可用做福利評價的基礎，即每一個體擁有一貫的偏好；每個人的偏好排序是一系列關於生命條件的消費路徑；在一定的時間和自然情景下，生命周期內的消費個體的排序被限制；個體總是會從可行方案之中選擇最為喜愛的替代方案（Bernheim&Rangel，2005）.

假設將福利標準看作是基於機會而不是分配，就避免了將福利測評的方法簡單化，利用那些沒有經過檢測的假設進行系統的行為觀察。Gul&Pesendorfer（2001）認為如果將偏好定義為分配和選擇集的話，就可以對一定範圍的迷惑行為進行觀察。選擇那些吸引人的方案，如果可能損害人類共同利益，那麼人們會傾向較小的選擇集。涉及到社會偏好，人們渴望遵循群體標準，厭惡不平等。行為經濟學家認為偏好不僅是個人的消費約束，而且還應考慮社會產出、其他人的消費約束等方面。

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個人偏好及其消費路徑是不會改變的嗎？行為異同因素使得這一假設不成立。顯而易見，隨着時間的推移，往往存在與先前承諾不一致的矛盾。一個標準的戰略模型需要賦予個體在不同的時間點擁有不同的生命周期行為偏好（O』Donoghue&Rabin，2001）。而一個人的生命周期偏好也會隨着自然狀態的變化而變化。

顯示性偏好理論認為人們會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但因為不存在什麼客觀的方法對自我興趣行為進行評價，就很難說明個人行為是否與其自身興趣相反（Gul&Pesendorfer，2004）。選擇和偏好不一致情形的存在，是因為個人選擇可能很明顯違背他個人的興趣。考慮特定的情景，公共政策對福利的影響也會受到顯示性偏好假設放鬆的影響。行為公共經濟學支持政府為實現財產權、糾正市場失靈或實現資源再配置而干預自由市場，也同意運用縮減規模、降低失誤率等一些新的方法改善福利。

成癮行為政策

成癮物質的消費帶來了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影響着社會經濟階層、公民甚至是國家。雖然有許多調節成癮物質消費行為的政策，如，徵稅、對康復項目進行補貼、司法補償、刑事處罰、產品禁令，但也是鞭長莫及。新古典主義的理性成癮理論認為，糾正二度抽煙、防止信息失真等成癮物質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干預是有效的。在Bernheim&Ran-gel（ 2004）提出的成癮模型中，政策干預在失誤頻數、失誤後果等能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是合理的。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神經科學理論對成癮的研究都是基於「快樂原則」。研究認為，人們開始使用藥物來達到某種快樂，而不管這種藥物是否會使他們產生依賴性而變得墮落。這些享樂的特性容易被併入到標準的消費者選擇模型中。過去的十幾年，一些新的科學研究開始出現，主要考慮成癮的自然屬性。發現成癮並不能簡單地歸為具有快樂效應的物質帶來的享樂主義。成癮物質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神經系統學習的機能，導致一些特別的學習過程發生錯誤。

Bernheim&Rangel（2004）的成癮分析說明人們在既定偏好下做出優化選擇，優化選擇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引發系統性誤差的事件，可能性會隨着替代品的使用而變化。經過致癮物質的反覆刺激，用藥者具有驚人的前瞻性和複雜性，大腦會因過去用藥的體驗而高估下一次用藥帶來的快感。 成癮是大腦中的變化，而不是簡單的身體依賴，它會導致控制能力減弱，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渴望和衝動。隨着對成癮生物越來越多的了解，科學家們在禁毒政策制定方面發揮着積極作用。神經科學的發展在更大的程度上將幫助公共醫療機構針對具體成癮行為確定具體的治療方法。通過採用合理的量刑方案和定製的康複方案，法律界人士可以制定禁毒的公共政策和法案，這種方法有更強的實用性，同時也降低了監禁成本（Eagleman&Correro，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