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治國安邦·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一·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二·一]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二·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二·十九]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二·二十一]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 『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六·二]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八·十八]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八·二十]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十一·二十五]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十二·十一]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十二·十四]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十二·十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十二·十八]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十三·一]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十三·二]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十三·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十三·四]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十三·六]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十三·七]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十三·十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十三·十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十三·十四]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十三·十五]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十三·十六]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十三·十七]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十四·八] 子曰：「為命： 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十四·二十一]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十四·二十二]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十五·五]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十六·一]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十六·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十八·十]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十九·十九]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鑑賞
孔子同耶穌一樣，都以拯救世人為己任，但是，後者主要是拯救世人的靈魂，而前者不僅要拯救世人的靈魂，而且還力圖幫助他們擺脫戰亂、苛政和貧困之苦。耶穌是通過宗教手段來救世，而孔子更多地通過政治、經濟和教育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我們看到，《論語》保留了許多他關於治國安邦的理論和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學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德治國的理念。這一理念並不是像有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只是一般地強調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實際上孔子是以它來概括他自己對治理國家和社會的一些根本問題的許多真知灼見，它包含了非常豐富而深刻的政治思想。
首先，以德治國就是無為而治。對此孔子有一明確的講法。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於地球來說，北辰是不動的，但是群星卻圍繞着它而布列。北辰的隱喻確立了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和作用，它表明君主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應當是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心，是國家統一的象徵。他主要是發揮精神引導者的示範作用，對朝政不能事事干預，獨斷專行。孔子曾經以舜為例加以說明：「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就是莊重地坐在天子之位上，這就是天子的職責!
第二，君主統治的根本基礎是人民的信任。孔子雖然不懂得人民主權論的道理，但是根據民本思想，認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夠保住政權，才有資格治理國家。孔子曾經說過，政治上的頭等大事有三件： 即糧食充足，軍備充足，人民信任，如果萬不得已不能兼顧，首先要去掉的是軍備;如果還必須去掉一項，那只能是糧食，以保留人民的信任。他的理由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就是說，沒有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國家政權就會崩潰，社會就會陷於混亂。此外，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任何政治舉措都會受到他們的懷疑，就很難貫徹實行，所以他說沒有取得百姓的信任就役使他們，百姓就會以為是虐待他們(《子張》)。
第三，要以德治國，以取得百姓的信任，就要實行仁政，這要求管理國家的人「節用而愛人」，實行惠民政策，他認為鄭國傑出的政治家子產在這方面就是一個榜樣，說他「其養民也惠」(《公冶長》)。政府要採取各種措施，讓百姓過上穩定祥和富足的生活。還要「使民以時」，不要頻繁地擾民和勞民，對百姓不能徵收過高的賦稅。此外還要省刑罰，不輕易殺人。孔子指出「寬則得眾」(《堯曰》)，即得到百姓的擁護。在他看來，只有靠實行仁政，而不是靠武力和征服，才能出現「近者說(同「悅」)，遠者來」的局面。
第四，重用賢人，罷斥奸邪。孔子認為用人是否得當，對於治亂有決定意義。因此不能用人唯親，而要唯才是舉。他用周武王的話語來強調這條政治原則： 我雖然有同姓親戚，但是不如有仁德的人(見《堯曰》)。在孔子看來，賢人在群眾中享有威望，任用賢人、罷黜邪惡的人在政治上能夠贏得人心，所以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不僅如此，重用賢人還能改變社會和官場的風氣，使那些本來為非作歹之人也會改惡從善，這就是他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顏淵》)一語的意思。
第五，治國理政者在推行政令和道德準則方面要以身作則，做出榜樣，孔子把這看成是能否成功地治理國家的關鍵所在。按照他的看法，朝政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要糾正朝廷中和社會上的錯誤傾向，因此執政者首先自己要走正道，如此他的話才有說服力，他發布的政令才會通行無阻。他曾對魯國的宰相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統治者自己行為不端，他怎能糾正臣下和百姓的錯誤的行為呢?所以他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孔子看來，統治者只要自己的言語行為合於正道，政令暢通，上下同心同德，同舟共濟，治理國家自然就不會有什麼困難了。
第六，政府應在全社會大力開展道德教育，用高尚的思想來引導民眾，提高他們的精神素質。孔子認為這樣做比行政命令和刑罰能更有效地防止犯罪，更有利於形成和諧的社會秩序。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不是貶低政令和法律的作用，而是反對像法家那樣一味推崇刑罰。孔子深信通過說服教育以增強人們的道德意識和為善的自覺性要比採取強迫和壓服的辦法更可取。他認為法令和刑罰能使百姓產生畏懼，但並不能在百姓心中鑄起一道防止犯罪的堤壩。法治可以使百姓不敢做壞事，卻難使百姓有知恥之心。一旦情況有變，外在強制性的規範就不起作用了。然而德治能使百姓有知恥之心，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
治國安邦不僅要以卓越的精神價值來統帥一切，而且還要大力解決民生問題。孔子在追溯自古以來中國的優良政治傳統的時候，指出政治上最重大的兩件事是「民、食」(《堯曰》)。孔子在周遊列國的路上同弟子的對話中也表達了同樣思想。到了衛國，孔子看到那裡人口眾多，不僅感嘆說：「庶矣哉!」為他趕車的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道：「富之。」(《子路》)由此可見百姓的民生問題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據多麼重要的地位。他還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提出要使國家長治久安，就要解決貧富相差過於懸殊的問題。他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在社會生產能力低下的古代社會，均貧富的思想是緩和社會矛盾的良策。不然窮人和富人的關係不和諧，產生矛盾和衝突，就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他對於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來增加權貴財富的一切行為都堅決加以譴責。魯國的執政季氏比周朝的公侯更加富有，他的弟子冉有居然還為之聚斂財富，平時做事一直非常溫和的孔子知道這事後，非常憤怒，公開宣布他不再是自己的學生，並呼籲他的弟子們鳴鼓而攻之。這表現了他對於劫貧益富行為的極端厭惡、痛恨的情感。
禮制也是孔子所推崇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基本手段。禮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它規定了不同的地位的人應當享有的權利和待遇，以及在各種場合的行為方式。然而，禮通過各種各樣的禮儀活動，以及與音樂和舞蹈相配合，能夠在人們心中激發一種虔敬的感情，促使人們相互熱愛和尊敬，相互謙讓。《論語》中「禮之用，和為貴」(《學而》)一句就揭示了禮的這種作用。在孔子看來，這種作用在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消弭爭奪、衝突方面比以暴力為後盾的強制性的命令和刑罰更為有效，而且合乎人道。所以他說： 能按照禮讓的精神來治國，那還有什麼困難呢?(見《里仁》)
雖然孔子的許多政治理念在當時沒有得到實施，但是他的以德治國的觀念、仁政學說和重視民生的思想對於中國古代政治和社會的進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當今社會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