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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
天津市委書記
出生 1906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政治家
知名於 第3、5、6界全國政協常委

黎玉(1906-1986) 又名李興唐山西崞縣(今原平)人。原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唐山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農業機械部(後為第8機械工業部)第1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農業機械部顧問、黨組成員。第3、5、6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生平事跡

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任中共北平市委職工部部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中共唐山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在山東領導抗日武裝鬥爭。黎玉長期擔任山東黨的主要領導,為開創山東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黎玉:黎玉(左二)與陳毅(左三)等新四軍幹部。

解放戰爭中,為保衛和建設山東解放區,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作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經濟得到迅速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市委秘書長,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第8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農機部副部長。

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三、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86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1]

早年經歷

黎玉1906年5月12日生於山西省崞縣陳趙野莊 (今山西省原平市大牛店鎮東野莊)。兒時在家鄉讀私塾後讀小學,考入崞縣中學後,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黎玉在崞中組織領導學生上街遊行,下鄉宣傳,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活動。在學校,他和同學們組織成立了"讀書會"、"協進社",辦牆報、搞專欄宣傳進步思想;在校辦刊物《撼陰報》上撰寫進步文章,同時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這使黎玉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1926年7月,中共崞縣中學地下黨支部建立。黎玉於這年9月經劉保粹馮漢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春,黎玉、李毓珍等按照上級指示以個人身份同時加入國民黨。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又被推舉為國民黨崞縣黨部常委和學生會主席,同年7月黎玉任崞縣中學黨支部書記。

1928年3月,黎玉組織中學黨支部進行校內外活動,引起地方當局的密切注意,被"國民黨崞縣清黨委員會"將地下黨員黎玉等7人開除出國民黨黨籍並逮捕關押在太原第一監獄。1929年4月黎玉被保釋回家,同年,黎玉考入北平大學法政學院。在北平大學法政學院黎玉幾經周折,終於被中共法政學院黨支部接受了組織關係。黎玉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繼續投身於革命事業。

大革命時期

1930年10月至1931年初,黎玉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員會書記、職工部長。其後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中共河北省石家莊中心縣委書記,直中特委書記。

1933年春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負責重建被破壞的唐山黨組織。1934年初領導了震驚中外的開灤五礦總同盟3萬餘人反帝大罷工。後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視員,直南特委書記,冀魯豫邊特委書記。

1936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東,恢復和重建屢遭敵人嚴重破壞的中共山東省委,任省委書記。抗日戰爭前夕,在山東省委被叛徒出賣,遭到破壞後,黎玉轉入山東濟南,靠拉黃包車做掩護從事黨的地下領導工作,成為恢復和重建山東地下的黨的元勛。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後,黎玉領導山東省委發動山東各地的抗日武裝起義,並親自領導了徂徠山起義,兼任起義部隊政委。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八路軍山東縱隊政委。

1939年夏,齊魯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裝部隊,總兵力達七萬人。一是由原地方起義武裝為基礎,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任縱隊指揮,黎玉任政治委員,轄八個支隊,活躍在魯中、魯南及膠東地區,兵力4萬餘人;二是由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第一二九師津浦支隊為基礎,組成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

肖華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開創了冀魯邊平原根據地,控制了15個縣的地域,兵力2萬多人;三是第一一五師師部及第六八五團。由代師長陳光、政治委員羅榮桓率領,與地方武裝合編後為蘇魯豫抗日支隊,兵力8000人左右。

1940年,任山東戰時工作執行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領導山東縱隊與進入山東的八路軍115師部隊並肩戰鬥,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和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

中央軍委針對山東人多槍多,發展潛力比較大的特點,要求山東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爭取在1940年內,將八路軍正規部隊和骨幹游擊隊發展到15萬人槍,地方武裝達100萬以上,以便及時向華中推進。

為達到這個目標,黎玉和徐向前朱瑞羅榮桓張經武等一起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第一,抓部隊質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師是從山西進入山東的,大部分幹部是經過長征的紅軍戰士,在羅榮桓的率領下,軍政素質、管理教育、戰鬥作風等方面都繼承了紅軍的光榮傳統,是一支戰鬥力很強的部隊。但由於新成份大量湧入,條件艱苦、戰鬥頻繁,也使部隊面臨如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問題。

山東縱隊是黎玉領導的山東地下黨自力更生,土生士長發展起來的,部隊擴充快與幹部培養訓練跟不上的矛盾比較突出,在政治工作、黨的建設、組織紀律等方面都有不盡人意之處。為促進山東兩支主力部隊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採取了幹部和戰鬥骨幹互相交流的辦法。

第一一五師2000多名戰鬥骨幹調到山東縱隊;黎玉領導的山東縱隊為保證第一一五師完成繁重的作戰任務,一次就撥給他們3萬多人槍。兩支部隊互相交流,並注重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達到了迅速提高質量、增進了解,共同戰鬥的目的。到1940年上半年,山東縱隊由2.5萬人猛增到5.1萬人,第一一五師1940年初為5.8萬人,到9月份就發展到7萬多人。

黎玉對山東縱隊實施整編整訓,將所屬部隊正式編為五個旅,四個支隊,可謂邁開了正規化的步伐。千萬百計改善八路軍的物資供給。老八路剛到山東時,由於政權建設是個薄弱的環節,7萬大軍的物資供給極匱賈乏。後來,由於黎玉任的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實際上行使山東省政府的職權)主任委員,工作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籌糧、籌款、做軍衣做軍鞋支援八路軍,供給比過去改善了。

據不完全統計,山東軍民從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進行大小戰鬥2000多次,斃傷俘日軍松井山村中將以下近2萬名,偽軍2.5萬餘名,破壞公路1.2萬公里,鐵路500公里,擊落敵機3架,擊毀敵艦一艘、汽艇7隻,擊毀汽車86輛、火車頭36個、列車車廂162節。這些勝利顯示了山東軍民的頑強戰鬥意志,使日寇的"新掃蕩"屢遭慘敗。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和軍委決定,山東分局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四人組成,朱瑞為書記。將山東縱隊及一一五師兩軍政委員會合組為一個軍政委員會,羅榮桓任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黎玉就是在抗戰的艱苦環境中與徐向前、羅榮桓等共同開闢和鞏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1943年起任山東軍區副政委、山東戰時行政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副書記。

1944年至1945年,協助羅榮桓領導山東軍民對日偽軍進行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解放了除濟南、青島等少數大城市以外的山東廣大地區。

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做出了新四軍北移山東的戰略決策,並在1945年12月將山東分局改組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由饒漱石任書記,黎玉任副書記。饒漱石到山東不久,即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參加軍調部工作,後又赴東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東。

在饒漱石離開山東期間,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書記和山東省政府主席,黎玉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共華東中央局關於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指示》(簡稱"九一指示")和《山東省政府實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山東省土地改革暫行條例》,領導了山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黎玉領導的山東土改運動卻成了饒漱石批判他的突破口。

1947年1月,饒漱石回到山東,開始主持華東局工作。為了達到在山東稱王稱霸的目的,饒漱石和康生勾結在一起,將矛頭指向了以黎玉為代表的山東地方幹部。

1946年底,根據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毛澤東產生了將《五四指示》中"區別對待"的政策,改變為"平分土地"的想法。當時在延安的康生,獲悉了毛澤東的這個想法,為了批判黎玉及山東地方幹部,饒漱石和康生決定將黎玉主持制定的《九一指示》作為突破口。

饒漱石和康生一到山東,就說《九一指示》是錯的,說山東黨是"富農黨",山東土改搞的是"富農路線"。黎玉不同意饒漱石的看法,當面質問饒漱石,說:"過去白區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農路線'整人;蘇區土改中反對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人,也是以反'富農路線'為口號的。你們說山東搞得是'富農路線',那麼,你說的這個'富農路線'究竟是什麼?"但在饒漱石的主持下,華東局還是在1946年2月21日發出了《關於目前貫徹土地改革、土地複查並突擊春耕的指示》(亦稱《二二一指示》)。《二二一指示》正式把山東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點誇大為"富農路線"傾向,並要求糾正。

接着,在五、六、七三個月,華東局又連續發出了一系列反對"富農路線"的指示。在1946年7月7日華東局發出《關於山東土改複查新指示》(亦稱《七七指示》)後,山東土改的"左"傾錯誤發展到高峰。《七七指示》全盤否定了根據《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認為《九一指示》"採取了與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針路線來作為土改的指導原則",存在着3點原則上的錯誤:方針上的非階級路線,執行方法上的非群眾路線,領導上的自滿自足放鬆土改,造成山東土改在新區大部流於形式,不能形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七七指示》還宣布停止執行山東省政府的土地法令,重新作了13條規定。

在山東土改問題上打開突破口後,饒漱石、康生就將矛頭指向了黎玉。6月下旬,中共中央華東局在饒漱石的主持下,在諸城縣壽塔寺召開擴大會議,開始對黎玉以在土改中推行"富農路線"的罪名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會後發出的《七七指示》中,饒漱石說:"黎玉同志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富農路線的表現:"就是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農自耕地未動,幹部與軍工烈屬普遍多分土地,多得果實。" 實際上,《九一指示》是完全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的。所以說,黎玉在山東進行的土地改革絕不能被說成是"富農路線"。

壽塔寺擴大會議後,華東局在饒漱石的主持下,又連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黎玉進行批判。饒漱石、康生又先後給黎玉扣上了"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全盤否定山東工作的巨大成績,否定黎玉等對山東黨、山東省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的重要貢獻。

面對饒漱石的無端指責,林浩等許多被"搬了石頭"的山東地方幹部要求黎玉堅決頂住,甚至要求黎玉到中央把官司打清楚,而不要和稀泥。但黎玉只是在華東局負責人的小組會議上進行過申辯,在公開場合,反而違心地作了檢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 。

黎玉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後來回憶說:"首先,是戰爭大局的要求。當時,正值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關係到全國戰局勝敗的關鍵時刻,必須全力以赴共同對敵,不允許我們內部有任何摩擦產生;第二,我當時擔任華東局副書記、山東省主席、新四軍副政委,山東野戰軍政委(以後是華東軍區副政委)併兼管財政、糧秣、支前等多項工作,我只能從一切服從戰爭,服從領導班子的穩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第三,我長期在山東工作,山東的同志對我更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會直接影響下級的情緒;第四,饒漱石對我的批判並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們根本不講道理。我也曾幾次試圖在華東局小組會上通過說明、解釋、交流思想來達到互相了解、團結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絕了。在那種特定環境下,如果我公開和他們鬥爭,勢必會引起從上至下的內部鬥爭,甚至導致山東和華中兩個地區間幹部的對立。毫無疑問,這將會對戰爭極為不利,必定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古人有"相忍為國"的道理,我為了避免內部分裂,確保戰爭的勝利,也只有犧牲個人以維護黨的最大利益。"

就這樣,在"一切為了勝利"的大局下,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為代價,以犧牲自己和一大批老部下的政治生命為代價,保證了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

大魯南會議後,黎玉除分管的支援前線工作外,其他的事情都被迫停止了。但在"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的大局下,黎玉積極工作,沒有怨言,盡一切所能組織山東民眾支援前線,表現了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的堅強黨性。

歷史證明了黎玉為山東解放戰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據《山東黨史資料》1985年第2期《山東人民支援解放戰爭的調查報告》一文的記載,解放戰爭期間,山東解放區共發動4次參軍運動,參軍人數達58.9萬多人;從濟南戰役戰役開始到寧、滬、杭戰役結束,山東解放區共出動民工173萬多人,牲口5萬多頭,大車2.5萬多輛,小車41萬多輛,挑子14萬多副,共運送糧食8億多斤,被服36萬多件,其他物資5300多萬斤。[2]

建國以後

1953年調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

1954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959年起任農業機械部(後為第8機械工業部)第1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8年起任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農業機械部顧問、黨組成員。他是第3、5、6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86年5月30日病逝於北京。

沉冤得雪

建國後,黎玉始終背負着這一沉重的歷史包袱。直到1986年3月,在逝世前不久,黎玉才收到了中共中央為其在1948年所受錯誤批判進行平反的通知。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覆山東省委,同意山東省委關於對華東局1948年對黎玉所作錯誤結論進行平反的報告,撤消華東局擴大會議《關於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中對黎玉、林浩所作的錯誤結論部分,為黎玉恢復政治名譽。黎玉所受的冤屈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評判。在有生之年,黎玉再次感受到黨的溫暖。在得知中央的平反通知時,病重中的黎玉感謝黨終於了此一案。[3]

主要著作

1946年9月21日 《目前時局與我們的任務------在山東軍區幹部會議上的報告》

1981年12月15日 《山東黨組織的恢復與重建》

1985年8月26日 《山東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全國政協召集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O周年各界人士、港澳同胞座談會的演講》

1986年8月25日 《山東人民武裝起義與山東縱隊的建立與發展》

人物評價

黎玉長期擔任山東黨的主要領導,在黎玉指導下,山東省委先後建立了魯西北特委、魯東工委、魯北特委、淄博礦區特委、調整了萊蕪縣委,恢復了膠東特委,使山東黨的組織在原有基礎上得到迅速發展和壯大。

抗戰時他負責山東省戰時推行委員會的工作,實際行使省政府職權,為山東抗日民主政權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作為羅榮桓同志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勇挑重擔,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鍥而不捨的精神,為開創山東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戰爭中,為保衛和建設山東解放區,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作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經濟得到迅速發展。

由於受到1948年山東土地改革時期不公正批判和處理的影響,黎玉在上海"三反"運動中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2月29日被公開宣布撤銷上海市委秘書長等職務,降為上海市委勞動工資處處長。

儘管如此,他堅持共產黨員的黨性,仍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擔的工作,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1953年,黎玉調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並先後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農業機械部、第八機械工業部第一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等職務,為實現我國機械工業"從修配到製造"的發展作出貢獻。

黎玉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六十年如一日。1986年初在他病危之際,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關心,專程到醫院看望慰問。同年3月,中共中央撤銷了華東局1948年對黎玉所作的錯誤結論,給予平反,為黎玉恢復政治名譽,使黎玉生前感受到黨中央的溫暖。

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對黎玉在60年前在上海被撤職一案進行了複查,作出《關於撤銷在"三反"運動中給予黎玉同志撤銷職務處分決定的批覆》,撤銷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關於給予黎玉同志撤銷職務處分的決定,恢復其政治名譽。

"從無巧語驚高座,休將高位論英雄"。黎玉的一生是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一生,儘管他多次受到衝擊,但他始終相信黨、相信人民,為革命和建設事業殫精竭慮、死而後已。歷史是公正的,人民不會忘記。

1986年5月30日凌晨,黎玉在北京逝世。

黎玉逝世後,新華社發了《黎玉同志生平》一文,高度評價了黎玉的一生。文章在介紹了黎玉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作的貢獻後說:"黎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堅持黨性,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剛直不阿;他工作嚴肅認真,精明幹練,吃苦耐勞;他生活儉樸,平易近人,聯繫群眾,團結同志;他嚴以律己,也嚴格要求親屬和子女,對不正之風深惡痛絕。"

文章認為,黎玉同志的逝世,是黨和人民的損失。文章要求大家學習黎玉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學習他學無止境,窮原竟委的學習態度;學習他六十年如一日任勞任怨為黨工作的革命精神。[4]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