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6日 蘇聯製造伊犁、塔城暴亂事件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蘇聯製造伊犁塔城暴亂 |
 |
1962年4月16日 蘇聯製造伊犁、塔城暴亂事件1962年春夏，正值中蘇關係緊張之際，中國西北邊疆的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及所屬塔城地區，發生了大規模邊民逃往蘇聯的所謂伊塔事件，6萬多中國邊境居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非法越過邊境前往蘇聯。在此期間，5月29日，煽惑、裹脅邊民出走的少數壞人還煽動群眾，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寧市衝擊州人民委員會，圍攻伊犁區黨委，進行打、砸、搶活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伊塔事件。[1]
造成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今天我們一探究竟！
蘇聯在新疆的影響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位於新疆的北疆地區，其西北、東北分別與原蘇聯的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以及蒙古國為界。1954年11月，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區成立，後改區為州，行政區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專區和直屬奎屯市共24個縣市，並代管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
蘇聯對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可以遠溯至沙俄時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過迫使清政府簽訂《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貿易圈、通商免稅、設立領事館、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將其經濟勢力迅速擴展至中國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後，沙皇政府通過與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界約，侵吞了中國西部邊疆的大片領土。
沙皇的軍隊還曾於1871年進犯伊犁，而且駐軍固爾扎(今伊寧市)達十年之久。沙俄的這種侵略行徑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區歷史上的民族遷徙和分離。1881年2月《中俄伊犁條約》簽訂前後，由於沙俄政府的策劃和裹脅，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時，該地區13萬餘中國維吾爾、回、哈薩克等族居民，已有7萬人左右「遷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內，伊犁各族民眾被脅遷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達十餘萬人。
由此，伊犁境內的各民族，特別是哈薩克、柯爾克孜、維吾爾等民族，與沙俄境內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緣上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有着共同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在經濟、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長期並且是極為緊密的聯繫。
造成蘇聯這種影響的原因
上述這種狀況，為以後蘇聯在新疆，特別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基礎。
首先，蘇聯長期以來關注新疆，雖然其政策時有變化，但始終不忘對新疆，特別是對伊犁施加政治影響。
從20世紀20年代起，由於斯大林在對外戰略上基本繼承了老沙皇實行地域擴張、建立緩衝地帶的傳統做法，蘇聯繼續加強了對中國新疆的滲透；並在30年代中期，通過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權，排除以往英、日等國在新疆的影響，把新疆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初戰失利，盛世才轉而投靠蔣介石，採取種種措施迫使蘇聯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
但隨歐洲戰場的局勢發生根本性轉變，1944年夏，蘇聯又開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醞釀與中國進行建立友好同盟關係的談判時，一方面向蔣介石做出某種友好的表示，特別是表明蘇聯不支持中共的立場，一方面為在談判桌上取得預想的收穫，於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區策動和支持少數民族反對漢族政府的武裝暴動。
三區革命時期，蘇聯對伊、塔、阿地區的政治、軍事控制十分明顯。蘇方不僅掌握着三區的政權機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派人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或顧問，而且還在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中大量發展情報人員，秘密收集各種情報；三區民族軍內部自1944年至1946年，排以上的軍官均由蘇方配備。
1945年8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蘇聯為進一步加強對新疆的控制和影響，放棄支持新疆建立獨立國家的方針，在幕後導演了三區政府與國民黨新疆政府的和平談判，促成了1946年6月和平條款的簽字。此後，蘇聯雖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蘇聯在三區政府部門的官員、顧問以及軍隊的軍官等，但卻將大量情報人員和秘密警察派進該地區的軍政各部門，建立了軍事情報組織。
蘇聯不僅保持了對該地區的緊密控制，而且還絕對排斥各種外來勢力的滲透。三區依然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以致1947年一批漢族革命者進入伊犁時，感覺就像到了外國，到了蘇聯一樣，「蘇聯領事館實際上決定着那裡的一切」。
1949年初，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蘇聯為保證其在華利益，再次調整對新疆的政策，建議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領新疆，並在新疆和平解放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結果是，斯大林在與新中國的對話中，依然保留了對新疆問題的發言權。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蘇兩國談判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期間，蘇聯在最後階段要求中國簽訂了一個《補充協定》，其意圖是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國勢力，以此消除西方勢力對中國新疆和東北的滲透，從而在20世紀50年代，鞏固和加強了蘇聯在新疆的影晌及特殊地位。
其次，蘇聯通過發展蘇新貿易和蘇僑企業，不斷加強對新疆的經濟滲透和經濟影響。
在盛世才統治時期，蘇聯與新疆的貿易有了長足發展。據蘇聯海關的統計數字，1934年新疆對蘇聯出口貨物為594.5萬盧布，從蘇聯進口貨物為473.0萬盧布，到1941年分別增長到4370.0萬盧布和4709.7萬盧布，七年中雙方貿易總額增長了近八倍。
儘管由於蘇德戰爭爆發和盛世才實行反蘇政策，蘇聯對新疆的經濟影響曾一度跌落，但以後不久，隨着三區革命爆發和蘇聯勢力捲土重來，蘇聯在新疆，特別是伊犁，再次加緊經濟滲透。在鼓動並援助三區革命鬥爭和建設的同時，蘇聯開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種商貿公司和情報機構，搜集經濟情報，壟斷市場，進而掌握了三區的經濟命脈。
以致新疆和平解放後，蘇聯駐迪化領事館竟一再建議中國政府將新疆省會確定為伊寧。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經濟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蘇新貿易的發展」，而伊寧是「蘇新貿易的重要通道」。到1949年，蘇新貿易總額仍保持在7200萬盧布，「當時新疆幾乎所有的工業用品都是從蘇聯進口的」。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
此外，伊犁蘇僑企業的發展也加深了蘇聯對那裡的經濟影響全國解放後，當地的蘇僑協會不斷開辦工商企業。據不完全統計，至1958年，伊、塔、阿地區蘇僑協會開辦的工商企業，資金即達270萬元。蘇僑協會的商貿組織相當龐大，在解放初期，僅伊犁的機構即有職員百餘人，並在烏魯木齊、蘭州、上海等地設有商業代辦處。這些企業占有與蘇聯外貿機構直接訂貨和貿易往來的便利條件，在當地商業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幾乎壟斷了伊寧市場。顯然，這樣一支實力雄厚的經濟力量，必定會對當地人民的經濟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蘇聯對新疆，特別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響。
如果說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可以因政策改變而消除，那麼思想文化的影響則是難以揮之即去的。蘇聯對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突出表現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在伊犁地區，從三區革命時期起，中小學少數民族學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蘇聯版本的教科書。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後繼續沿襲下來。1950年3月，賽福鼎參加中蘇條約談判回國途經阿拉木圖時，曾要求蘇方為新疆少數民族提供中小學課本。
蘇聯即把他們的學生課本直接翻印後交給中方，而通用的蘇聯課本上寫着「祖國是蘇聯」、「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說成是「東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區少數民族的中小學生上學伊始，實際上接受的即是蘇聯的國民教育。這種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換。
由於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極少，致使伊犁等地區的民族群眾在既不懂漢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書報的情況下，只有去看蘇聯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報紙雜誌。塔城地區直至1959年，還有蘇聯的書報、雜誌68種。
此外，在50年代，蘇聯方面還通過新疆各地的蘇僑協會，利用各種手段大力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強對中國邊民灌輸「蘇聯優越」的思想。蘇僑協會並開辦蘇僑學校，建立青年夜校，組織蘇籍幹部學習蘇聯的報刊文件和國家建設的方針政策，等等，加強對蘇僑青年、幹部的思想控制。
如此十餘年蘇聯教育和思想文化宣傳的結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區少數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蘇聯、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國是什麼國家、北京是哪個國家的首都；在25歲以上的知識分子中，許多人認為「蘇聯是自己的祖國」，而「中國是自己的第二祖國」；在民族幹部和群眾中還有人說：「中國沒有烏孜別克族，我是蘇聯人，我的黨是蘇聯共產黨，我的祖國是蘇聯，我要回蘇聯去。」
這種對祖國觀念混亂、淡薄的狀況，致使伊犁州黨政領導機構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後對全州進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講「一個黨——中國共產黨，一個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愛祖國的宣傳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國的領土，維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國的少數民族之一，不是蘇聯人；宣傳祖國的偉大和做中國人的光榮。
在新疆的蘇聯僑民
蘇聯對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響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恢復二三十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蘇聯居民的國籍，同時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間大量發展蘇聯僑民。
最初來到新疆的蘇聯僑民，主要有兩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逃亡的白俄敗兵和難民；一是在蘇聯30年代驅逐富農時期不堪忍受全盤集體化的農民。中國當地政府向這些蘇僑發放了僑民證，承認其歸化中國，稱為歸化族。
戰後，蘇聯急需補充在戰爭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損失。1945年1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關於恢復旅居滿洲的原俄羅斯國國民以及失去蘇聯國籍人員為蘇聯公民」的命令，並宣布此項命令也適用於新疆和上海。
1946年2月1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發出布告稱：
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國和蘇聯國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復甦聯國籍；在中國境內的原白俄僑民，均有恢復甦聯國籍的權利。
此文稿張貼後，前往登記的人即絡繹不絕。
不久，蘇聯又延長人籍登記日期，特別是策動哈薩克、維吾爾和塔塔爾族人加入蘇籍，並許諾加入蘇籍者每月發給布匹一丈六尺，津貼若干元，還可免費看蘇聯電影。
此後蘇聯僑民人數大量增長。1945年11月，據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管理局關於旅居新疆俄羅斯僑民的調查報告說，當時在新疆省居住的俄僑有2.5萬人。據中國檔案記載的蘇聯領事館發放的護照號碼統計：
1946年發展蘇僑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萬人，1948年至1949年更猛增為4萬人。到新疆解放前夕，據蘇聯駐伊犁領事對鄧力群所言，當地的蘇僑及其家屬已發展至6.5萬戶，共20餘萬人。
1953年，新疆外事機構對全疆蘇僑情況進行了一次調查，伊犁地區的調查結果為：
伊、塔、個專區共有蘇僑86757人。1954年遣返蘇僑工作開始後至1959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蘇132873人，其中蘇僑86890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蘇僑在此期間沒有發展，應該已全部遣返完畢。但根據後來的統計，1960年至1963年，全州仍有蘇僑11310人。
當發現蘇聯在中國人中間非法發展蘇僑的活動後，1955年7月12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何偉曾與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進行過協商，並達成協議：
蘇聯暫緩在新疆為來自蘇聯的少數民族人員恢復甦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處又與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卡贊斯基達成協議，規定蘇聯在中國人中發放蘇聯護照須有當地政府公安機關的證明。
蘇聯在新疆的鼓動
1958年下半年以後，中蘇雙方經過在長波電台和共同潛艇艦隊，炮擊金門、馬祖，中印邊境衝突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碰撞，中蘇兩黨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線、外交方針上的分歧逐步發展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全部召回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8月，蘇聯邊防人員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中蘇有爭議地區驅趕中國邊民，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兩國的邊境糾紛隨之肇始。
在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這個大背景下，蘇聯對中國新疆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與中方協商、配合安排遣僑事務，轉變為積極插手這項工作。
1961年以來，特別是蘇共二十二大後，蘇聯僑民不但自己加緊要求去蘇，而且還在社會上鼓動其他人員申請到蘇聯去。蘇聯領事館通過蘇僑協會非法發展僑民的活動也更加積極。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區政府方面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徹底解決新疆的蘇籍幹部問題，本着爭取他們退出蘇籍留下工作、對堅持回國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蘇籍幹部進行動員。由於多數人仍然要求回蘇，公安部門隨即陸續給一些人發了出境簽證。但是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卻突然改變了過去的方針，對這些人多方阻撓，勸他們不要急於退職，並給市公安局打電話，表示蘇方不能發給他們入境簽證。
同期，蘇聯駐新疆的兩個領事館，即駐烏魯木齊和伊寧領館雖然同意蘇籍幹部加入中國籍長期留在中國工作，但在具體受理蘇籍幹部退籍的問題時卻設法留難，多方了解中國處理蘇籍幹部的方針，試圖在此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以使中方作出讓步，允許蘇籍幹部繼續留在中國的國家機關中。
此期蘇聯政策發生上述變化，應該說是別有所圖的。畢竟，在中國的黨政軍機構中保留有蘇籍幹部，有利於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和控制。伊犁地區有不少隱瞞自己蘇僑身份的幹部經常與蘇聯領事館聯繫，匯報中方內部情況，提供各種情報，包括中共中央絕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幹警還秘密領取蘇聯領事館的工薪。
伊塔事件的經過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蘇聯駐伊寧領事館副領事季托夫(又譯迪道夫)、秘書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後6次到塔城專區進行非法活動，共接見當地居民4743人次。特別是1962年4月4日，季托夫抵達塔城，一反以往先到當地政府拜會的常規，徑往蘇僑協會接見居民並鼓動說：哈族人總是要回去的，你們國家不阻擋的話，你就跑。
季托夫在5天時間裡接見與蘇僑有親屬關係的中國公民1573人次，並有意將7日約見的人推遲到8日下午接見，待人員集合至500餘人時，即不經當地政府許可就擅自召開大會，煽動群眾外逃蘇聯；又授意蘇僑代表在他走後散布「你們跑我不干涉，你們自己負責」等語。
此間，季托夫曾經巴克圖往返蘇聯兩次進行聯繫。季托夫走後不久塔城地區即有數百人聯名上書，申請去蘇；成批自稱是蘇僑的人到政府請願，要求去蘇；甚至揚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緒得到渲染，形成一種輿論氣候，邊民非法越境去蘇行動隨即開始。從4月中旬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區參加外逃的總人數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蘇的有61361人。
據伊塔事件後逃蘇被蘇軍捕獲的人回來反映，蘇方對他們說：
「你們中國哈族從伊犁、塔城、阿勒泰過來不少人，原因是我們從多處開了邊界口子。現在我們上級通知我們，邊界暫時關閉，可能是你們中國政府提出了不滿的意見。」
邊民越境事件發生後，伊犁州各級黨委迅速動員各方面力量，深入邊境地區，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的教育和勸阻工作。
5月29日上午，伊寧市客運站聚集了數百名群眾，等候買票去霍城。當蘇聯領館的汽車經過時，副領事季托夫等人探頭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聲呼喊「我們掌柜的來了」。
下午，由於車輛不足，車站暫停售票。未購到車票的人聚集達一千餘人，人聲鼎沸，秩序混亂，發生了毆打客運站幹部，圍逼前來處理問題的州長開證明去蘇的情況。即之，聚集車站的群眾分三路進發，前往州人委、區黨委和蘇聯領事館。面對要求去蘇的中國邊民，蘇領事塔查爾金別有用心地說：
「我們不管賣票，賣票是中國政府的事情，我們只辦理回蘇的手續。」
進一步激化矛盾，使這部分人全部轉往州人委和區黨委。是晚6時許，在一些壞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蘇聯護照或自稱蘇僑的人的煽動下，群眾沖、砸了州人委和區黨委。
直接參與這次行動的蘇僑有45人。在5·29事件中，鬧事者曾三次到蘇聯領事館匯報情況和請示辦法，蘇方均把他們推到中國政府方面，一再重申說：如中國政府同意，就讓他們去蘇聯。促使這些人更堅決地向當地政府鬧事，強迫地方領導人寫出准許他們去蘇的命令書等等。蘇領事、副領事、秘書等還接見了鬧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領館門前的鬧事群眾。此外，衝擊州人委的人有重點地專門搶奪外事分處的文件檔案，事後的次日，蘇領館秘書不經中方許可即帶了一些郵袋回國。
5月30日，在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下，蘇聯邊防軍被迫停止接運伊犁外逃居民，封鎖了邊界。事件發生後，新疆自治區黨委也迅速加強了伊犁全州的邊防機構。從1962年4月至8月，增設邊防站58個，並由生產建設兵團新設了一批國營農場，以加強邊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邊民的外逃行動基本被制止。
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據自治區的有關命令和規定，劃定了邊境禁區、邊境管理縣和管理區。伊犁、塔城地區邊民大規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