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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伊斯雷尔·爱泼斯坦</big>'''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 [[ 宋庆龄 ]] 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人物简介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犹太裔中国人，中文名艾培，记者、作家。
爱泼斯坦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信仰 [[ 马克思 ]] 列宁主义。他被中国官方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原《中国建设》）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职。
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以及30余万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见证中国》。[1]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是宋最信赖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而独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
这位86岁高龄的新闻前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人钦佩。他所说的“你的文章”，是指去年发表的《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一文，而他，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犹太人。
<big>中国从不“排犹”</big>
[[File: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jpg|缩略图|左|[https://p1.ssl.qhmsg.com/t019b33ff87b1765ea1.jpg 原图链接] [https://baike.so.com/doc/2805667-2961253.html 来自360百科]]]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 [[ 马可·波罗 ]] 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这家人人口很简单，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年才刚刚5岁。这一家人虽然人口简单，但迁徙之路却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big>天津犹太人的昔日生活</big>
[[File:伊斯雷尔·爱泼斯坦2.jpg|缩略图|右|[https://p1.ssl.qhmsg.com/t016a401d493ea5480a.jpg 原图链接] [https://baike.so.com/doc/2805667-2961253.html 来自360百科]]]
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上，爱泼斯坦这样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犹太人生活：
“天津犹太人基本的经济来源是做皮毛及肠衣生意。犹太采购员为犹太公司从乡下中国批发商那里买来产品，再由公司将产品出口到纽约、伦敦和莱比锡。还有一些犹太小零售商为采购员寻找货源，以此来赚取微薄的佣金。做这些国际贸易的犹太商人，资产雄厚的通过外资银行往来货款，小商人就直接通过犹太人开办的小储蓄信贷所。犹太人受雇于西方大企业，这些企业只当他们为当地雇员，而不是本国雇员，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拿到的钱只有西方雇员的四分之三，回家探亲也没有任何资助。
“天津的俄国犹太人最常去的聚会场所是犹太俱乐部（坐落于和平区曲阜道，原建筑已拆除），在那里能够阅读到图书馆订阅的数十种当地和国外报纸。当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犹太人聚在一起收听一台短波收音机，到公告栏浏览一天两次更新的路透社新闻。俱乐部大厅用来庆祝节日，开音乐会，上演歌剧和公众讨论。犹太人在俱乐部吃喝、交谈、玩牌和下象棋，还能够上不同的短期培训班。我就曾经在那里听过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学做讲师的犹太人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京津泰晤士报馆坐落于现在的解放路，利顺德饭店以北，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地下室作印刷厂，上边是编辑部。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
1933年末或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出来?书名叫《远东战线》，作者是埃德加·斯诺。读着读着，爱泼斯坦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会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度过。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西北之行是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些照片和手稿后来轰动了世界。与斯诺的交往，决定了爱泼斯坦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
[[File:伊斯雷尔·爱泼斯坦3.png|缩略图|左|[https://p1.ssl.qhmsg.com/t019ac949b85aeb8364.png 原图链接] [https://baike.so.com/doc/2805667-2961253.html 来自360百科]]]
<big>在抗日战争烽火中</big>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
爱泼斯坦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并将他们转移出去。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有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
爱泼斯坦是著名记者、作家，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他对中国人民有真挚的感情，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big>保盟共事宋庆龄</big>
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是宋庆龄邀请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和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big>突破封锁访延安</big>
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big>致力传播新中国</big>
[[File:伊斯雷尔·爱泼斯坦4.jpg|缩略图|右|[https://p1.ssl.qhmsg.com/t01c89136b7caa6725d.jpg 原图链接] [https://baike.so.com/doc/2805667-2961253.html 来自360百科]]]
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妻子邱茉莉主办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他们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为《今日中国》），为执行编辑。后于1979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总编辑，至今还是刊物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语种文版的综合性月刊，他为这本杂志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动乱期间，也蒙受过冤屈，被囚禁狱中五年，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初，获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为记者，他仍然追踪与记录新中国和世界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