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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9月14日)，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胡休伦，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1921年毕业后在南达科他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1]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1948年出版《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与赖肖尔和Albert M. Craig合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临终前两天将《China :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从左至右: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5]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

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与一般民众不挂钩，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环，应当肯定。

来昆明没几天就掌握了情况，毕竟是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不简单。

费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庆上任。1945年底又来过一次昆明，当时美国驻昆领事费尔·斯普鲁斯曾邀请闻一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费正清也在座。他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半年后被杀害作了这样的评论:"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他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闻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战结束后费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学，一面教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从他1932年首次来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据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当影响。

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

(资料来源:国际汉学漫步 [专著] / 李学勤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册(885页) ; 20cm)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