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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時代 ====

馬勒在學生時代迷戀[[瓦格納]]的音樂，後來成為了瓦格納[[樂劇]]的詮釋者之一

伯恩哈德·馬勒支援其兒子走上音樂道路，同意他報考[[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維也納音樂學院]]。年輕的古斯塔夫被著名鋼琴家{{link-en|朱利亞斯·艾普斯坦|Julius Epstein}}看中，於1875—76年被錄取。在艾普斯坦的指導下，他在鋼琴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並在開頭兩年裡拿了獎。最後一年他改為專攻作曲<ref name= Sadie506>Sadie, p. 506</ref><ref>Mitchell, Vol. I pp. 33–38</ref>，但習作很少有存留下來的，大多都被馬勒本人因為不滿意而丟棄。他甚至曾將一份交響音樂期末作品的稿子毀掉，因為這作品被當時權威的總監輕薄地拒絕<ref name="Blaukopf30" />。馬勒最早的指揮經歷可能是領導學生樂團，儘管據說他在學校樂團裡的主要工作不過是當打擊樂手<ref name="B33" />。歌曲作家[[胡戈·沃爾夫]]曾是馬勒的同學，二者關係甚好，但沃爾夫由於違紀而被開除。馬勒有時也做逾矩之事，但因為寫了改過書才免遭同樣命運<ref name="Blaukopf30">Blaukopf, p. 30–31</ref>。

====布達佩斯====

1888年馬勒來到布達佩斯時，發現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與德奧文化傳統的擁護者之間發生著衝突。在歌劇院，以音樂總監桑多·厄克爾（Sandor Erkel）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往曲目單裡放了關於匈牙利歷史的劇碼，以及本土的民間歌劇。馬勒履職時，文化開放派占了上風<ref name="Franklin5">{{cite web |last= Franklin |first= Peter |editor-first= Laura (ed.) |editor-last= Macy |title= Mahler, Gustav |url =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public/ |publisher= Oxford Music Online |year= 2007 |accessdate= 21 February 2010}} (5. Budapest 1888–91)</ref>。馬勒意識到雙方的立場不和，自己也謹慎行事，直到1889年才公開露面，演出的是匈牙利語版的《[[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ref name= Sadie509>Sadie, pp. 508–09</ref>。但還未等他將“指環”聯劇排完，保守派就提出應該增加匈牙利本土色彩的作品。為了豐富非德國的曲目，馬勒去了趟義大利，發現了[[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ref name= Franklin5/> 。

====維也納====

在等待[[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的正式任命期間，馬勒與音樂學院前總監的兒子[[約瑟夫·黑爾梅斯伯格]]和權威的瓦格納指揮[[漢斯·裡希特]]合作<ref>De La Grange, Vol. 2 p. 20</ref>。裡希特事先並未被告知馬勒即將上任，因此馬勒向裡希特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表達了他對前輩的尊敬之情。之後兩人雖然分歧巨大，但從未公開交惡<ref>de La Grange, Vol. 2 pp. 20–21</ref>。

雖然有這樣多成功的演出，馬勒在維也納的日子並不平順。他與演奏者、歌唱家和管理層衝突不斷，他戲劇化和專制的指揮風格也讓樂隊成員怨聲載道<ref>de La Grange, Vol. 2 pp. 130–31 and 630–31</ref>。1903年12月，舞臺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反抗活動，而馬勒回絕了他們提的要求，認為他們是受極端人士操縱<ref>de La Grange, Vol. 2 pp. 632–34.</ref>。劇場之外，維也納社會上反猶的情緒也不曾間斷攻擊，並在1907年在媒體上發起攻勢，意圖彈劾馬勒<ref name= Carr150>Carr, pp. 150–51</ref>。馬勒此時已經與歌劇院的管理者發生了不合，原因是他在自己音樂上消耗的時間過多。

在維也納期間，從1898年到1901年，馬勒還擔任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指揮。1898年，樂團音樂委員會一致通過決議，選擇馬勒作為裡希特的接任者<ref>de La Grange, Vol 2 p. 116</ref>。外界對此並非沒有異議，有人懷疑非德國人的馬勒是否有能力“捍衛德國音樂”<ref name= DLG117>de La Grange, Vol. 2 p. 117</ref>。馬勒上任後的第一個演出季，票房有顯著提高，但樂隊成員不滿馬勒改編名作的習慣，以及對他們已經爛熟的曲目增加額外排練<ref name= Franklin7/>。1899年樂團甚至要求裡希特回來，最終無果。馬勒在1900年帶著樂團去參加了[[1900年世界博覽會|巴黎世博會]]。在巴黎的音樂會是商業上的失敗，馬勒甚至連回程路費都無法支付，不得不向銀行世家[[羅斯柴爾德家族]]借錢<ref name= Carr87>Carr, pp. 87–94</ref><ref>de La Grange, Vol. 2 pp. 263–64</ref>。1901年4月，馬勒因為自己健康狀況不佳，也厭倦了抱怨和不滿，遂辭去了指揮職位。三年間他指揮了80多部作品的演出，並推廣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作曲家，比如[[赫爾曼·格茨]]、[[威廉·金茨爾]]和[[勞倫佐·佩羅西]]<ref name= Carr87/>。

1893年馬勒在上奧地利地區[[阿特湖畔施泰因巴赫|施泰因巴赫]]的[[阿特湖]]邊購下了一處夏居。雖然之後居所常有變動，但是“平時指揮，夏天創作”的方式維持了一輩子。在少年魔號的影響下，馬勒在斯坦巴赫寫出了一系列的歌曲，以及《[[第2號交響曲_(馬勒)|第二交響曲]]》和《[[第3號交響曲_(馬勒)|第三交響曲]]》<ref name="Franklin6" />。

在維也納歌劇院和愛樂樂團的雙重責任讓馬勒傾注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但1899年他又恢復了作曲。在維也納的剩下的幾年，尤其是作曲家的多產期。在結束了最後的《少年魔號》歌曲後，他開始了《[[第4號交響曲_(馬勒)|第四交響曲]]》的創作；次年該作品完成。此時馬勒在奧地利[[克恩頓州]]的[[韋爾特湖]]邊的麥爾尼格（Maiernigg）附近購下了另一處作曲小屋<ref>Blaukopf, p. 137</ref>。在這間小屋裡，馬勒創作了被後人稱為“中期”或“後少年魔號時期”的作品<ref name="Cooke71">Cooke, pp. 71–94</ref>：1901至1904年間，他為[[呂克特]]的十首詩配了音樂，其中的五首被稱作《[[呂克特之歌]]》，另五首則構成了《[[悼亡兒之歌]]》；1901至1905年間，馬勒在此寫作《[[第5號交響曲_(馬勒)|第五]]》《[[第6號交響曲_(馬勒)|第六]]》《[[第7號交響曲_(馬勒)|第七]]》三部純器樂交響曲；1906年，馬勒在廢寢忘食的八周間完成了他宏偉的《[[第8號交響曲_(馬勒)|第八交響曲]]》<ref name="Sadie510">Sadie, pp. 510–11</ref><ref>Carr, p.148</ref>。

=== 逝世 ===

1910年夏，馬勒完成了《[[第10號交響曲_(馬勒)|第十交響曲]]》的柔板樂章，以及另外四個樂章的草稿<ref>Blaukopf, p. 254</ref><ref>Cooke, pp. 118–19</ref>，當年他已遭逢嚴重的心絞痛威脅。11月，他和阿爾瑪回到紐約，馬勒又開始籌畫指揮連續65場的演出。耶誕節期間，馬勒患上了喉痛，久治不癒。1911年2月21日，高燒的馬勒堅持要完成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是連續演出的第48場次，同時不幸地，亦是他生前最後一次登臺演出<ref>Blaukopf, p. 233</ref>。在臥床數周後，最終他被診斷出患有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此病的存活率幾乎為零。他的高燒不退則是急性鏈球菌感染所造成的結果，醫生建議他到當時的細菌研究重鎮巴黎尋求治療。馬勒並沒有放棄希望，他依然談論著恢復演出季，並一直關注阿爾瑪創作的歌曲公演<ref>Carr, p. 214</ref>。4月8日，馬勒一家與長期照顧的護士乘船回到歐洲。在巴黎，馬勒的病情沒有好轉，他作出了返回家鄉的決定。5月11日，馬勒一行到達維也納，並於一週後病逝<ref>Carr, pp. 215–20</ref>。

1911年5月22日，遵其生前囑咐，馬勒下葬于維也納格林清（Grinzing）墓園，阿爾瑪由於身體原因未能出席。葬禮上出現了許多知名人物，包括[[勳伯格]]、[[布魯諾·瓦爾特]]、[[古斯塔夫·克裡姆特|克裡姆特]]，以及許多重要歐洲歌劇院的代表。勳伯格獻上的花圈上稱他是“神聖的古斯塔夫·馬勒”<ref>Carr, pp. 2–3</ref>。《[[紐約時報]]》報導了馬勒的死訊，稱之為“當今最為高大的音樂形象之一”，但對其交響作品的評價僅限於長度非凡這一點，並且還將其《[[第2號交響曲 (馬勒)|第二交響曲]]》的長度誇大到了“兩小時四十分鐘”<ref>{{cite news |title = Gustav Mahler Dies in Vienna |work = [[The New York Times]] |date= 18 May 1908 |url =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arts/105027769.pdf|accessdate= 21 March 2010}}</ref>，在倫敦，《[[泰晤士報]]》稱他“在指揮方面的造詣，除裡赫特之外，無人能及”，並說其交響曲“無疑是有趣的，有著現代樂隊獨特的豐滿音效，旋律簡樸以至粗俗”，不過表示“現在來評判其價值還為時過早”。<ref>Mitchell, Vol. II pp. 413–15</ref>

不少分析家都將馬勒的創作生涯分成三個明顯階段：一個很長的“第一階段（早期）”，由1880年的《[[悲嘆之歌]]》到1901年“《少年魔號》時期”結束為止。在“第二階段（中期）”，創作更為集中，至1907年前往紐約為止。“第三階段（晚期）”較短，包括去世前的幾部哀歌式作品。<ref>Cooke, p. 27, p. 71, p. 103</ref>

早期的主要作品是前四部交響曲、歌曲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和一系列其它歌曲（《[[少年魔號]]》占主導地位）<ref name="Cooke27">Cooke, p.27</ref>。在這一階段，歌曲和交響曲關係甚密切，交響作品也具有標題性。馬勒曾給其[[第1號交響曲 (馬勒)|第一]]、[[第2號交響曲 (馬勒)|第二]]、[[第3號交響曲 (馬勒)|第三]]部交響曲寫下詳細的說明文字，但之後都棄而不用<ref>Cooke, p. 34</ref>。《[[第4號交響曲 (馬勒)|第四交響曲]]》的樂章也曾有標題<ref>de La Grange, Vol. 2 pp. 757–59</ref>。

=== 體裁 ===

除了青年時期的一些佚作之外，馬勒基本上只創作[[交響曲]]和[[藝術歌曲|歌曲]]，並將此二者糅合在了一起。馬勒音樂中歌曲與交響曲的結合，在庫克看來，是有機的：“他的歌曲很自然地成長為交響曲樂章”<ref>Cooke, p. 43</ref>。其《第一交響曲》就已經與《孤獨旅者之歌》產生了聯繫。到了之後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交響曲，與歌曲集“少年魔號”之間的這種聯繫就更為顯著：《第二交響曲》第三樂章[[諧謔曲]]來源於同一時期所作的諷刺歌曲“聖安東尼給魚傳道”，第四樂章則取自歌曲“原光”。另一首歌曲“天國的生活”成為了《第三交響曲》中的要素和《第四交響曲》的內核，後者的末樂章幾乎完全是這首歌曲的翻版。<ref>Mitchell, Vol II p. 136</ref>

=== 風格 ===

伯恩斯坦認為，馬勒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關乎矛盾的，馬勒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既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既有信仰又是懷疑論者；既天真又世故；既是波希米亞人又以維也納為家；既是浮士德式的哲學家又是東方神秘主義者。然而，主要的衝突產生於一個處於世紀之交時代的西方人和他的精神生活之間。從這一對立中產生了存在於馬勒的音樂中的那一長串數不勝數的矛盾對比——全部那些反義詞的清單。這樣的衝突與矛盾，由兩類相對的情感表達：上升的旋律、精緻的和聲抒發了強烈的渴望，不協和、扭曲、詭異的音響則代表了苦難和絕望。

馬勒曾對[[西貝柳斯]]說過，“交響曲要像世界一樣包囊萬物。”<ref>Mitchell, Vol. II p. 286</ref>在其作品中，這一信條也有所體現：馬勒的音樂素材來源十分廣闊，鳥鳴和牛鈴象徵自然與田園，喧鬧的進行曲、街頭曲調和鄉間舞蹈象徵已經逝去的童年世界。馬勒的獨特之處還在於時常插入的“粗俗樂段”，給嚴肅的氛圍帶來了荒誕感；例如《第五交響曲》的葬禮進行曲中突然進入的流行俗曲。有時這些曲調也會變身為華麗的、莊嚴的布魯克納式高潮，並被馬勒用來象徵希望，或衝突的解決<ref>Cooke, pp. 16–17</ref>。馬勒也意識到了這些特出之處，如對《第三交響曲》中諧謔曲的評價：“這是有史以來最喧鬧，也同時是最悲劇的樂章……好像大自然也開始做起鬼臉，伸出舌頭。”<ref>de La Grange, Vol. 2 p. 179</ref>

=== 評價 ===

==== 生前 ====

馬勒的朋友阿德勒（Guido Adler）計算稱，馬勒在世時，其作品在歐洲、俄國和美洲演出逾260場，尤以《第四交響曲》61場演出為最多（不含歌曲）<ref name= "Carr221">Carr, pp. 221–24</ref>。馬勒的作品在其生前吸引了廣泛的注意力，但贊許不多。其《第一交響曲》首演後很多年，評論家和公眾還感到無法接受，稱之為“新紀元-{zh:裡; zh-hans:裡; zh-hant:裡}-最無聊的交響作品”。《第二交響曲“復活”》評價稍好，被和[[孟德爾松|-{zh:孟德爾松; zh-hans:孟德爾松; zh-hant:孟德爾頌}-]]的同類作品相比。<ref>de La Grange, Vol. 2 p. 99, p. 140</ref>馬勒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擔任總監的一段時期，由於保守媒體的反猶情緒，相當受排擠，以至於其《第三交響曲》雖然比較成功，但還被罵為“寫出這種東西的人應該被放到牢裡待幾年”<ref>de La Grange Vol. 3 pp. 68–69</ref>。

馬勒對後世影響相當深遠。其最初的追隨者包括[[勳伯格]]、[[貝爾格]]、[[韋伯恩]]，此三人創立了[[第二維也納樂派]]<ref>Schonberg, pp. 256–58</ref>。馬勒的音樂也影響他們後來向[[無調性音樂]]的轉變。儘管馬勒個人反對無調性音樂，但對於勳伯格的作品以及其大膽的原創性，還是進行了鮮明的辯護。勳伯格的絃樂四重奏首演時，據說馬勒差點與搗亂者進行肢體衝突<ref>de La Grange, Vol 3 pp. 608–09</ref>。此外，勳伯格的[[作品號|Op.]] 24《小夜曲》，貝爾格的《為樂隊而作的三首樂曲》和韋伯恩的《六首樂曲》中，都能找到馬勒《[[第7號交響曲 (馬勒)|第七交響曲]]》的影響<ref>Carr, p. 105</ref>。

其它受馬勒影響的作曲家包括[[科普蘭]]、[[貝裡奧]]、[[肖斯塔科維奇]]和[[布裡頓]]<ref name= M373>Mitchell, Vol. II pp. 373–74</ref>。鋼琴家兼指揮家[[阿什肯納齊|-{zh:阿什肯納齊; zh-hans:阿什肯納齊; zh-hant:阿胥肯納吉; zh-hk:阿殊堅納西}-]]在談到馬勒與肖斯塔科維奇時說，二者的聯繫“緊密而顯著”，他們都表現了“個人與醜惡世界的抗爭”<ref>{{cite news |last= Kozinn |first= Allan |title= Ashkenazy Mining A Mahler Vein |work = [[The New York Times]] |issue = 3 February 1989 |url = http://www.nytimes.com/1989/02/03/arts/ashkenazy-mining-a-mahler-vein.html?pagewanted=1 |accessdate = 6 April 2010}}</ref>。評論家米切爾（Mitchell）在關於布裡頓《[[大提琴交響曲]]》首樂章的評論中強調道“這種令人眩目的透明感和配器手法，是馬勒曾精心籌畫並建立的”，並說“即使馬勒自己的音樂沒有存留，他依然在後人的繼承中得到永生”<ref name="M373" />。

== 代表作品 ==

# :學生時期交響曲

# :北歐交響曲

# :A小調交響曲

# :D大調第一交響曲「泰坦」

# :c小調第二交響曲「復活」

# :d小調第三交響曲

# :G大調第四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