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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 [[ 毛泽东 ]] 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红旗》这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1963年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 [[ 重庆 ]] 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 [[ 李井泉 ]] ，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