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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 [[ 陶铸 ]] 电话说， [[ 邓小平 ]] 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 [[ 邓小平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

1963年7月8日， [[ 廖志高 ]] 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 [[ 日本 ]] 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 [[ 鲁迅 ]] 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