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p style="text-indent:2em;">1923年底，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影片宣扬“平民教育”在[[“从善惩恶”]]、改良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为摆脱文明戏的桎梏，对电影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作了一次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在20年代的中后期，他的创作十分旺盛，本着“为弱者鸣不平”的创作主张，相继拍摄了一批妇女题材的影片，诸如《玉梨魂》、[[《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二八佳人》、[[《小情人》]]等。

<p style="text-indent:2em;">[[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开展，在党的电影小组的团结与帮助下，他被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成为“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了”。1933年，他在《明星月报》上发表了[[《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明确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三反主义]]”创作原则。同年，他编导的影片《姊妹花》，在公映后引起轰动，是他代表作。<ref>[https://www.iqiyi.com/w_19s9a5v1hh.html 【湃乐思编导艺考-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上（1），爱奇艺 2019-05-17] </ref>

<p style="text-indent:2em;">1902年的一天，这所由英籍犹太人嘉道里创办，座落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兼收中外人士子弟的育才书院，突然爆发了一场小小的“学潮”：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童，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轰地拥向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体罚。原来，在一向以教学严谨著称的育才书院，“体罚”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天上课时洋先生又要体罚一个小学生，不料却遭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学生的反对。这个看上去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学生从座位上挺身站起，责问老师：“先生对我们讲授‘[[平等、自由、博爱’]]的道理，可为什么常常体罚学生呢？难道这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吗？”一句话，问得老师满脸通红。洋先生转向全班学生：“这位同学袒护犯错误的同学，大家说，这样做对不对？”平日里对体罚早就愤愤然敢怒不敢言的学生以沉默作答。“下课！我要向校长反映……。”[[恼羞成怒]]的洋先生夹起皮包冲出教室。见这阵势，那责问老师的学生索性大声问同学们“我们也找校长，要求取消体罚，好不好？”“好！”

<p style="text-indent:2em;">在校长室，这位洋先生和学生们形成尖锐对峙。育才书院创办以来破天荒的一场“学潮”，就这样发生了。

<p style="text-indent:2em;">几天后，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植善]]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郑重宣布：“从今往后，本校取消体罚。”这个带头反对体罚的学生，顿时成了同学心目中的“英雄”。老师们也对这个善于运用学到的知识反对不合理现象的学生，有了深刻印象。这个学生不是别人，就是14岁的少年郑正秋。可是，小正秋的父亲郑让卿听说了这件事，却勃然大怒：“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师长，这还了得！混蛋！”郑让卿越想越生气：当初花大钱把孩子送进育才书院，原想受些洋教育，将来做生意好和租界的洋人打交道，谁知教出个目无尊长的“逆种”！这种书不能再读了，还是早点到生意场中去磨炼。主意已定，任凭郑正秋怎样哭诉哀求，郑让卿都不让[[小正秋]]再跨进他视为“虎狼”的育才书院校门了。

<p style="text-indent:2em;">郑让卿，[[广东潮阳成田上盐汀村]]人。他以光绪间顺天府试进士第三十一名的资格，当过江浙盐运使，后调任三穗知府。他的父亲郑介臣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之际来沪经商，开了家郑洽记土栈（鸦片批发栈）而成巨富，早年上海潮州会馆发起人之一。郑让卿是他第二个、也是最聪明能干的儿子。郑让卿三十岁上久婚无子，经友人介绍，在众多候选的男孩中选中他认为将来会大有出息的一个，抱进家门为[[螟蛉子]]（义子）。时值秋高气爽，因取名正秋，又按潮阳老家的排行，为孩子取字“芳泽”。这个生于1888年12月24日的上海小男孩，从此入了[[广东潮阳]]籍，在优裕的官商家庭中生活成长。

<p style="text-indent:2em;">小正秋3岁了。为了“让孩子认得老家”，母亲张太夫人带正秋回到上盐汀村祖居。老家美丽的田园风光，生活风情，[[婚丧习俗]]，家祠私塾的学习经历，以至独具特色的潮州音乐，潮州戏曲，处处令小正秋既新鲜，又激动，留下一生难以忘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