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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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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偶尔,这位面部线条一直显得很硬朗的老人也会流露出那么一丝疲惫和倦怠,“时间不够用啊”。她的声音有些虚弱,“我心里明白,这个岁数,马上就干不动了,这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拉响警报的人===
 
<p style="text-indent:2em;">“老奶奶,你想不清楚、竟想出艾滋病来了,咱这哪会有这个病啊!”1996年,已经退休的高耀洁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了一位女病人,极度消瘦、高烧不退,皮肤出现暗紫色斑点。她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艾滋病”的介绍,好像有点症状比较类似,但她刚一提出自己的怀疑,便有年轻的医生不假思索地否定。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艾滋离自己太远太远。
 
<p style="text-indent:2em;">这位病人后来被确诊,此前她曾接受过输血。“开始不相信是[[中国]]的事。”像许多人一样,高耀洁起初也怀疑病人或病人的丈夫“作风”不好。“抓她爱人来查,抓小孩,一下查了十来个”,病人的爱人很不高兴,但还是接受了检查,结果都是阴性,[[高耀洁]]才相信病人是通过输血感染的。
 
<p style="text-indent:2em;">高耀洁遇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实际上也给她自己一个小小的教育:原来对艾滋病,自己也有许多偏见与误解。这年秋天,她开始把从各种资料上看到的知识摘下来,自费编印预防艾滋病的小知识。此后的二三年间,陆陆续续散发到[[河南]]许多地方。
 
 
<p style="text-indent:2em;">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寄给她的信,信上寥寥数语,却明确告知一个信息:最近在上[[蔡县]]文楼村里,有很多艾滋病人。近似于一种本能,她立即警觉起来。 其实在此两个月之前,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桂希恩已经“注意”到了文楼村。他的一个河南籍学生告诉他,家乡流行一种怪病,夺去很多人生命,希望他能帮助看一下。桂希恩后来确认,“怪病”实际上是艾滋病,当时他已发现了数百名艾滋病携带者,都是90年代初在河南盛行的“血浆经济”的牺牲品。
 
<p style="text-indent:2em;">接到信后,高耀洁马上找了一位记者,于1999年9月第一次去文楼村。知道她是医生,当时的情况还不像后来那么紧张。一个叫吴拢的28岁女子扯了扯她的手:“俺给你煮花生吃吧”,然后一拐一拐地进屋去了。下个月再去,吴拢已经死了。她和丈夫是在卖血时认识而结婚的,小两口、老两口,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当地人都知道谁家是。走了十几家,拍门都是,没几家好人家。”“难受啊!同样是命,来人世一场,咋就过成这样呢?”老人想不明白,回到家躺在床上,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着。
 
<p style="text-indent:2em;">贫穷迫使这些村民靠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暂时的财富,钱还没在他们手上捂热几年,更大的灾难不仅将原来的那些血汗钱席卷一空,更将一个个家庭彻彻底底地摧毁。11月,高耀洁联系到12位艾滋病人,过春节前,她给其中的8位每人寄了100元钱,让他们好好过年。谁知半个月后,她收到了四张退款单,写的都是“收款人已死”。“生命真脆弱啊!(当时)说话响当当的,说死就死了。”
 
<p style="text-indent:2em;">经常深入艾滋病疫区,高耀洁见到了太多的苦难和悲剧。2001年3月,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高耀洁写信,希望能见一面,“我赶到村子里,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我嚎啕大哭”。老人起初有些难以接受,不过到了今天,对艾滋村来说,死亡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现实。最多的一次是看到一个村一天有9户艾滋病人出殡。“死了就死了,都有点麻木了,也没那么难受了。”老人长长叹了口气,好一阵沉默。最早认识的那拨艾滋病人,她一口气能说上二十几个人的名字,“现在那拨人都不找我了,死了,成一杯黄土了……”
 
<p style="text-indent:2em;">时间长了,一些艾滋病人也知道了高耀洁。他们知道,没人管他们,但这个老太太至少会提供帮助。“那会我当家,钱都大把大把地花出去了。他们一来、一哭,至少给50元、100元,刚走一拨又来一拨,几千块钱转眼就没了。”这几年在外面挣的稿费、讲课费之类的,全都贴了进去。一些记者也找到高耀洁,希望她能帮助探访艾滋村的真实情况,[[高耀洁]]从不拒绝这样的请求,尽管有时对她这样一位近八旬的老人实在困难。
 
<p style="text-indent:2em;">2001年3月29日早上5点,高耀洁便来到火车站,准备打开一个新疫区。上午10点便到了[[驻马店]],再换乘汽车去新蔡,结果路上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堵车。和她同去的两名年轻人憋闷得受不了,挤到窗前,一翻身跳了下去,可苦了70多岁的老人,呆在车里挤不出去,连气都透不上。从早上10点一直在车里堵到晚上8点半,连口水都没喝,等到了驻马店时腿都肿到膝盖了。
 
<p style="text-indent:2em;">渐渐地,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渐渐被外界所知。她也渐渐成了一些人眼里特别不受欢迎的人。原本预订好的一场“防艾知识”讲座,因为“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名艾滋病人”而被取消;一位摄影记者偷偷跑到尉氏县拍照,马上有人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跟摄影记者“串通”,让她把胶卷要出来。在艾滋疫情与数字仍与“政治”挂钩的时候,高耀洁曾面临很多难以言说的压力。有人说,河南的脸就被她给丢了,“安徽、湖北也有艾滋村,但那里人聪明,不闹,没有[[高耀洁]]!”高耀洁知道自己是个“有争议”的人,但她说:“我干的事,老百姓支持,只要他们支持,我就干下去。”
 
<p style="text-indent:2em;">如今,高耀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已经被“认可”的老疫区不去,“我要‘打’新疫区”。的确,每一次下疫区调查都有点“打”游击的意味。一次,听说尉氏县某地三个乡疫情都很严重,高耀洁带了两个年轻的记者去了。一进村,村干部并不直接撵她,而是客气地表示要用车送她回郑州。“俺告诉他们要去开封,俺娘家在那儿。”三个人上了车,走到离开封还有45里地的时候,“俺跟车上说,到了!”两个男记者跟着一起下了车。三个人在5块钱一晚上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人把还在酣睡的两个年轻人叫醒,“走,咱再回尉氏!”经验丰富的老太太知道谁是最可能的知情者,在以一顿饭“收买”了一个三轮车夫后,他们坐着小车歪歪扭扭地进了村。结果,一下子走了七个村,每个村都有十几家已感染上艾滋。一个被捂得很紧的县就这样被“炸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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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尉氏之战”是高耀洁的得意之作,但并不是每次都这样顺利。“新蔡、项城没打开,还要再打。”她像一个指挥官一样,给自己布置着任务,“有时这也像赌博一样,你去十次,未必能捞住一次。没人帮忙,进不去;进去也找不着,找着也不说。”老人自己也承认,很多是靠钱砸出来的,一个新疫点没有一两千块是根本打不开的。
 
<p style="text-indent:2em;">到哪儿去,[[高耀洁]]都能跟当地的司机关系成了“铁杆”。有一次,她和同去的人雇了一个车,拉着满满几箱东西去疫区,沿路不停地发放。路上只听到司机给家人打电话,偷偷说,“拉了一群精神病,净把东西往外扔”。跟着他们走了一天下来,司机终于明白他们的用意,执意以少收50元钱表达自己的敬意。 “我的想法是,死的时候最好不要有‘隔夜食’。”这是高耀洁的看法。近几年在国际上获得的几笔奖金,她都用在宣传艾滋病知识的印刷上,“这些钱花完了是胜利,花不出去是失败”。高耀洁一再这样说,全然不顾自己现在还住在儿子的房子里。原来“像贫民窟”一样的旧房拆迁了,要再迁回去得拿出17万元,老伴很是发愁,但高耀洁压根儿就不想这些事。
 
<p style="text-indent:2em;">叫高耀洁不管闲事,似乎是件太难的事。1982年,[[高耀洁]]收了一个叫[[马淑蛾]]的病人(老人的记性很好,对年份和人名记得特别清楚),得了颗粒细胞癌。她刚刚和村里的一个人订了婚,对方给了马父500块彩礼钱,未婚夫想让老丈人再从中借出200块钱给未婚妻看病,哪知老丈人竟不舍得。“我问他你咋不给?他说留钱给他儿娶媳妇,一问,他儿才13岁,可把我恼死了!”高耀洁“威胁”马父,不出钱就去妇联告他,马父说:“这是俺闺女不是你闺女!”趁着高耀洁出去开会时,把女儿领跑了。高耀洁一气之下找到省妇联,省找到市、县妇联。三个妇联主任找到马淑蛾家,坐在那儿不走,“高老师可给我缠死了”。老头无奈,出钱给闺女治了病。几年之后,高家来了几位特殊客人——马父带着女儿、女婿、外孙来看高耀洁了。进门就说:“高老师,你闺女看你来了。”高耀洁还没忘“报复”他:“你不说那是你闺女不是俺闺女嘛?”
 
<p style="text-indent:2em;">“那时候,我是很单纯地同情她们,觉得治好病是医生的天职。”从很小时候,高耀洁的儿子郭锄非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家贼难防”,“家贼”不是别人,正是[[高耀洁]],“家里的东西经常找不着,都是她送人了。亲戚、朋友、素不相识的,在医院门口看谁可怜交不起看病钱、没饭吃的,她就给人送,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一辈子!”
===非“贤妻良母”的高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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