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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

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背景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即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起因

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共产党的目的是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等多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起义"。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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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成功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改编部队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干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庆祝胜利

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转移部队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寻乌县)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1927年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部队会合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今揭东县玉湖镇)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县城汤坑镇)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今揭东县玉湖镇汾水村，村内建有汾水战役纪念碑)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

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

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兴奋，始终保持着高涨情绪，保卫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当时我在警卫队当班长。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二十五师和九军教导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到达武平，起义军从福建武平的东留乡撤出了战斗后，东江特委的罗屏汉、潘秉星与古柏一起和交通员李大添经寻乌剑溪往闽西的武平接应到起义部队，他们把起义部队经寻乌剑溪的山区小道胜利带到了会昌的筠门岭，最后到达了安远的天心镇。

朱德和陈毅在天心作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整训(南昌起义纪念馆有大型雕塑记载这一史实)。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江西会昌县委编著的《群英荟萃会昌》一书中第8页，关于朱德和陈毅带领起义军经过武平东留乡和寻乌剑溪乡的记载是这样的:"10月中旬，起义军击退敌人追击后退入赣南的寻乌县剑溪乡，18日进入会昌的筠门岭，10月21日到达安远的天心镇、后至信丰，月底到达大余"。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南康时还剩下一千多人，到达大庾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乃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湖南到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曲折历程

惊心动魄，一波三折：南昌起义的策划过程

1927年7月中旬，在汪精卫背叛革命的严峻时刻，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据此，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北伐战争中曾与党有密切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特派常委李立三率领秘书长邓中夏、中央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去九江筹划其事。其时由共产党员领导和接受共产党影响的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等，以及拟议联合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均驻扎在南昌和九江铁路沿线。但是，李立三等人在九江发现，张发奎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不仅公开支持汪精卫“分共”，并且要求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于是他们与也在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7月20日，李立三就此写信向中央汇报，提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当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受着党很大影响），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李立三、邓中夏随即向时在庐山的鲍罗庭及瞿秋白、张太雷介绍情况。鲍罗庭沉默不语没有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同。瞿秋白立即动身前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同时，谭平山把该计划告诉在九江的贺龙，得到贺龙热烈赞同。

中共中央采纳了李立三等人的建议，决定抛开张发奎，单独举行起义。７月24日或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具体领导这次起义。据此，许多党的干部和受党影响的军队纷纷向南昌集中。

27日，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进驻南昌，以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为起义指挥中心，并立即按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委书记，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等为前委委员，筹划起义。

几乎与此同时，张发奎根据汪精卫意见，决定解决叶挺、贺龙所部。他一面电令叶挺、贺龙所部集结德安待命，一面密谋以召集叶挺、贺龙到庐山开会名义，解除他们的兵权。时任张发奎所部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后，以与叶挺、贺龙九江市区甘棠湖游湖的名义，向叶、贺告知了张发奎的阴谋。贺龙、叶挺商定应对之策：不去庐山开会，不执行张发奎将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部队立即向南昌开进。7月26日至27日，贺龙、叶挺率所部先后抵达南昌。

起义最初定为7月28日，但因部队刚刚抵达，准备工作来不及展开，所以7月27日，前委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改在7月30日。28日，周恩来当面向贺龙介绍了举行起义的计划，征求贺龙的意见，并任命贺龙为此次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听了，感激万分，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但在其时，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险些使起义夭折。共产国际的指示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作为共产国际下级的中共中央，为此派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这个指示。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向前委会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后强调：“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但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认为，“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由此，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还为此拍了桌子。20多年之后，周恩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李立三、谭平山等也十分气愤。谭平山曾表示如张国焘阻止起义就干掉他，被周恩来严厉地制止了。但30日起义的计划因此无法实施。

这时，形势十分紧急。张发奎获知叶、贺部队动向后，在7月29日与汪精卫、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针对南昌形势的反共会议。他们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并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逮捕在该军任职的共产党员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叶剑英立即把这些情况告知恽代英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连夜从庐山赶到南昌向前委会报告情况。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前委会多数人的强烈要求，张国焘终于表示：鉴于南昌的实际情况，暴动计划不能改变，个人同意举行暴动，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中央和共产国际说明。31日，前委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

势如破竹，荡气回肠：南昌起义成功

7月31日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的决定。按照起义指挥部的部署，当天下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公安局长的朱德，利用出身滇军的关系，设宴款待时在南昌的滇军第三军的两个团长，随后又约他们打牌，意图是拖住他俩，配合起义。当晚，二十军云南籍副营长赵福生接到起义命令后，偷偷跑去向同是云南籍的、朱德宴请的那两个团长告密。这两个团长立即离去。朱德迅速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举行。

8月１日２时，随着三声信号枪响，起义军向南昌城内外的守敌发起猛攻。此时，江西省主席、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率军在外，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第六、第九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

贺龙和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两个团攻打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的精锐部队，事先又获得了那个叛变副营长的密告，做了应战准备。战斗异常激烈，敌人集中火力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第一团团长刘达五带着队伍，利用民房，攀登占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最后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在清理俘虏时，抓住并枪毙了叛变的副营长赵福生。

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第七十二团进攻驻在天主教堂、匡庐中学和贡院的敌人。七十二团事先仔细调查了解了敌情和地形，因此战斗比较顺利。该团团长廖运泽回忆说：“我按原部署带领第七十二团以演习夜间行军的方式，接近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驻地，突然夺取该部卫兵的武器。迅速冲进第二十四团的营房。因为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着席子睡在院子内，他们仓促应战，很快就被全部缴械。”七十一团的战斗也比较顺利，时任该团连长的萧克回忆说：“三营攻打天主堂，我们二营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部缴械了。”

二十军教导团、第二师和第十一军第十师一部迅速包围了小营盘和大营盘。大营盘守军一个团慌慌张张抵抗一阵，因无法突围逃跑，只好放下武器。起义军冲入敌另一个团驻扎的小营盘，大部分敌人大喊着：“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就交了枪。在城北牛行火车站，第二十军第三团第三营营长王炳南听到枪声，迅速将在敌人宿舍外埋伏妥当的部队展开，敌人睡得迷迷糊糊就交了枪。

经过4个小时战斗，至天亮时已将南昌城守敌肃清。南昌起义取得了成功。

其时，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驻在九江至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周恩来临去南昌前，指示聂荣臻等人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由于当时二十五师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泄密，于是周恩来同聂荣臻约定，南昌起义一开始，立刻放一列空火车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据此乘车开往南昌。南昌起义的当天下午，如约向九江方向发了一列空车。经过精心筹备的聂荣臻等立即行动。聂荣臻回忆说：“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了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立刻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党的基础比较雄厚，“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团长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团的基础比较差”，但该团侦察连长是共产党员，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共产党员的努力，扩大了南昌起义的成果。

纪念

纪念日

1933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8月1日开展纪念活动。中央政府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在红军成立纪念日期间，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决议如下:

• 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1933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领导南昌起义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 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 在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乡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内务部共同管理之下及在乡苏维埃政府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193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八一"反帝反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号召"全体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拥护我们百战百胜的红军，慰劳我们红军的家属。"同时，要求红军在"新的战争中，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锻炼我们自己，解除敌人的武装，武装我们自己，使我们铁的红军在不断的胜利中日益壮大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决定，中央苏区全面开展纪念"八一"活动。红军各部队加强军政训练，特别是对红军官兵进行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的再教育，增强官兵的政治责任感。全国总工会发布文件，号召苏区工人突击赶制3万双布草鞋慰问红军。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号召共青团员，积极参加红军和开展慰问红军活动。少共苏区中央局号召青年妇女，突击做1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来纪念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江西省委、福建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也相继作出布置，要求各县委做好"八一"慰问工作。苏区广大人民在县、区、乡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组织下，纷纷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

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1949年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坐落在南昌市中山路380号，占地面积5903平方米。这里原为江西大旅社，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江西大旅社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多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致力于馆藏文物的征集和研究，不断丰富馆藏文物，同时对总指挥部旧址进行了维修和翻新，对现有陈列进行了更新、改进。运用高科技手段，采用声、光、电同步进行的大型沙盘模型，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八一起义的战斗过程;运用多媒体影视合成景像，生动地再现了"朱德施计"的故事情节;运用电动图表、绘画、雕塑等现代化手段，丰富了整个大厅的陈列内容，新的陈列和复原陈列相结合，更富有生动性和教育性。

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军70周年前夕题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7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石刻作为陈列的序幕 。

不熄的火种

"八一"南昌起义无疑是光辉的，然而历史绝非影视作品中那样浪漫，起义部队面临了巨大的困境。1927年9月，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主力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率领，南下广东潮汕，朱德率部留守阻敌。

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者。他们或是共产党员，或只是旧军人，在起义失败后，脱离了起义部队。叛变与倒戈，令起义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蔡廷锴被人所知，一是因为他率领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上海力抗日寇，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但很少有人知道，1927年的南昌起义部队中，也站着高大魁梧的蔡廷锴--任起义军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

蔡廷锴是个作战勇猛的优秀军人，但他参加南昌起义却并不是自愿的。当起义部队南下途经贤县时，蔡廷锴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了起义军。蔡廷锴率部出走使起义部队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相比蔡廷锴的出走，欧震的阵前倒戈更加致命。1927年9月，起义军退至广东潮汕，蒋介石麾下干将薛岳率部协同粤军第11师陈济棠部阻击起义军。双方在汤坑展开了激战。尽管后来汤坑之战鲜有记述，但这场战斗在南昌起义的历史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义部队奋勇作战，将薛岳部4个团击溃，包围了薛岳的师指挥部，眼看就要全歼薛岳部。千钧一发之时，起义军叶挺部的营长欧震叛变，率部在阵前倒戈。薛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向叶挺的起义军发动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的失利，使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被彻底击碎。

10月3日的流沙会议，是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他正发高烧，郭沫若回忆说，当时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将起义战败的原因作了简单的总结。

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解释，叶挺这里所谓的流寇，是指开展游击战。血性贺龙慨叹:"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正在大家表态时，哨兵发现敌人尖兵，于是会议草草收场，众人分头撤退。混乱中，抬周恩来的担架队员也乘机溜走，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了叶挺和聂荣臻，3人仅有的武器只是叶挺的一支小手枪。3人搭上一条小船，艰难地漂到了香港。

起义失败了，但它留下的火种却并未熄灭。保留下火种的关键人物是朱德!

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的地位并不显赫。那时，朱德手下兵不过500，顶多算一个营，比起叶挺、贺龙来相差甚远。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朱德的部队已损兵过半，这时又传来南下部队失败的消息，部队军心涣散，各级领导纷纷离队。营长、连长更是成群结伙地拉着部队开小差，留下的人纷纷提出解散队伍，隐蔽起来。

那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镇定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的干部战士。在最困难、最无望而最容易动摇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他的主要助手是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

部队被改编成一个纵队，共800人。

这支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基础，战斗力核心。800人中，走出朱德元帅、陈毅元帅、粟裕大将等一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流名将，南昌起义的火种由此不灭。

意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政治追求和决心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国民党的背叛和屠杀，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在血流成河、革命垂败之际，南昌起义用具体的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继续革命的信念，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宗旨和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第二，它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南昌起义用武装起义的形式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它如一声春雷，震撼大地，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

第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叶剑英虽未直接参加起义，但为起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0名大将中的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卓越功勋的叶挺、彭湃、恽代英、廖干吾等，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产生如此多的将帅之星，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正因南昌起义的重大作用，1933年７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四，起义军余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下失败后，起义军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闽、赣、粤边，相继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加强了党的领导，部队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其后，举行湘南年关起义，扩大军队达万人，继而向井冈山进发，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央苏区红四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和开辟土地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是: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地领导战争和创立军队;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国民政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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