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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钱钟书 著，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于北京，系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除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图书外，还先后使用过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艺术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4至1979）、外国文学出版社[1]（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类文艺图书[2]。
内容简介
本书是宋诗选本的经典。选诗极有特色，注释翔实。书前有序言，每一诗人前有小传。作者高屋建瓴地对宋代诗人的个性以及宋诗的渊源发展、成败得失，乃至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梳理。全书旁征博引，语妙天下。
前言/序言
序
关于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讲了一些；关于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在所选作品的注释里也讲了一些。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几点。
一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郝经：《陵川文集》卷十《温公画象》，赵汸：《东山先生存稿》卷一《观舆图有感》第四首自注。)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剑南诗稿》卷十二）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曾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五十四载吴伸《万言书》里还引了宋太祖那句话来劝宋高宗不要“止如东晋之南据”。）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费疏》）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宋初有人在诗里感慨说，年成随你多么丰收，大多数人还不免穷饿：“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 （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卷《悯农》）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实，人民负担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选的唐庚《讯囚》诗就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官小吏都是盗窃人民“膏血”的贼。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国际的矛盾而抵触得愈加厉害；宋人跟辽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输的，打仗要军费，打败仗要赔款买和，朝廷只有从人民身上去榨取这些开销，例如所选的王安石《河北民》诗就透露这一点，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两首诗更说得明白：“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 “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 （《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处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题黎芳洲诗集》引了这两句，还说：“所谓长歌之哀非耶?”）
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单就下面选的作品而论，也可以看见几种不同的方式。
下面选了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参看亚理士多德《诗学》第1451(乙)、1460(乙)。《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麑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但是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的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的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例如《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六十八载杨造《乞罢和议疏》讲到沦陷的人民，就说：“窃恐岁月之久，人心懈怠。”）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参看辛启泰辑《稼轩集钞存》卷一《乾道乙酉进美芹十论》里《观衅》第三）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的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
下面选了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释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这是又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虽然跟直接感慨时事的诗两样，但是诗里的思想感情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像一首咏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帮助读者知人论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里面说：“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求长年！” （《<浮溪集>拾遗》卷三）这首诗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时候作的，（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六）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讽喻就跟萧立之诗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谈之类的长诗、邹浩的《悼陈生》，（《道乡集》卷二）诗很笨拙，但是叙述的可以说是宋版的桃花源。（这桩奇闻当时颇为流传，例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就有详细的叙述，还说：“又闻舒信道尝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南宋初康兴之《昨梦录》记杨可试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大穴”，内有“大聚落”，可供隐居，也正是桃花源的变相。）有个宁波人陈生，搭海船上南通泰县一带，被暴风吹到蓬莱峰，看见山里修仙的“处士”，是唐末避乱来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谁氏?’语罢默默如盲聋”；这位陈生住了一程子，又想应举做官——“书生名利浃肌骨，尘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个处士用缩地法送他回去，谁知道“还家妻子久黄壤，单形双影反匆匆”，陈生就变成疯子。邹浩从他的朋友章潜那里听到这桩奇闻，觉得秦始皇汉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陈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两莫遂，我虽忘情亦欷歔；仲尼之门非所议，率然作诗记其事。”邹浩作这首诗的时候，宋徽宗还没有即位，假如他听到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释教，以他那样一个援佛入儒的道学先生，感触准会不同，也许借题发挥，不仅说“非所议”了。邹浩死在靖康之变以前，设想他多活几年，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痛，又听得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样一个气骨颇硬的人，感触准会不同，也许他的“欷歔”就要亲切一点了。只要看陆游，他处在南宋的偏安局里面，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剑南诗稿》卷二十三《书陶靖节桃源诗后》：“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何况连残山剩水那种托足之地都遭剥夺的萧立之呢?
……
有两部比较流行的书似乎这里非讲一下不可：吴之振等的《宋诗钞》和厉鹗等的《宋诗纪事》。这两部书规模很大，用处也不小，只是我们用它们的时候，心里得作几分保留。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据说是吃了钞手偷懒的亏，他“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钞之；吏钞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参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据说是吃了钞手太卖力气的亏，是向人家借了书来选的，因为这些不是自己的书，他“不着笔，又不用签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选者，令小胥钞，胥于掐痕侵他幅，亦并钞，牧翁不复省视。”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四上。在书本上掐指甲痕，以为这样可以有痕无迹，看来是明代流行的习惯，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三就讲起过。）在《宋诗钞》的誊写过程里是否发生这类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对于卷帙繁多的别集，它一般都从前面的部分抄得多，从后面的部分抄得很草率。例如只钞了刘克庄《后村居士诗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钞。老去才退诚然是文学史上的普通现象，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后来往往是作品有名全亏作者的招牌；但是《宋诗钞》在“凡例”里就声明“宽以存之”，对一个人的早期作品也收得很滥，所以那种前详后略的钞选不会包含什么批判。其次，它的许多“小序”也引人误会，例如开卷第一篇把王禹偁说得仿佛他不是在西昆体流行以前早已成家的；在钞选的诗里还偶然制造了混淆，例如把张耒《柯山集》卷十《有感》第三首钞在苏舜钦名下，题目改为《田家词》。管庭芬的《〈宋诗钞〉补》直接从有些别集里采取了作品，但是时常暗暗把《宋诗纪事》和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来凑数。例如《〈南阳集〉补钞》出于《宋诗纪事》卷十七，《<玉楮集)钞》完全根据《宋百家诗存》卷十二。至于《宋诗纪事》呢，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着作。有些书籍它没有采用到，有些书籍它采用得没有彻底，有些书籍它说采用了而其实只是不可靠的转引，这许多都不必说。有两点是该讲的：第一，开错了书名，例如卷四十七把称引尤袤诗句的《诚斋诗话》误作《后村诗话》，害得《常州先哲遗书》里的《〈梁溪集〉补遗》以讹传讹；第二，删改原诗，例如卷七和卷三十三分别从《宋文鉴》里引了孙仅《勘书》诗和潘大临《春日书怀》诗，但是我们寻出《宋文鉴》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里这两首诗来一对，发现《宋诗纪事》所载各个短了两联。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是部错误百出的书，把唐代王绩(改名王阗)和张碧的诗补在卷四十三和卷八十八里，把金国麻革的诗补在卷三十九里，卷二王嗣宗《思归》就是《宋诗纪事》卷二的王嗣宗“题关右寺壁”，卷三十一张袁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四十六张表臣的诗，卷五十六危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五十六危稹的诗，诸如此类大约都属于作者自夸的补漏百余家里面的（《仪顾堂题跋》卷十三《(宋诗纪事)跋》。）。虽然这样，它毕竟也供给些难得的材料。在一篇古代诗人的事迹考里，有位大批评家说自己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倒也干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谢，因为他读过了这些东西就免得别人再费力去读（莱辛(Lessing)“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见彼得森(J．Petersen)与欧尔斯好森(w．v．O lshausen)合编《莱辛集》第13册，第396页，参看泼朗脱尔(Call Prantl)的经典着作《逻辑学史》(Geschichte der Logik)第四册序文，第3页。）。我们未必可以轻心大意，完全信任吴之振、厉鹗等人的正确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们看过的书。不过，没有他们的着作，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我也愉快地向几位师友致谢。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提示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诸位同志的不厌麻烦的帮助，我在书籍的参考里就会更加疏漏。希望他们接受我的言轻意重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