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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詩選注》，錢鍾書 著，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於北京，系國家級專業文學出版機構。除用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圖書外，還先後使用過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藝術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國戲劇出版社（1954至1979）、外國文學出版社[1]（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類文藝圖書[2]。
內容簡介
本書是宋詩選本的經典。選詩極有特色，注釋翔實。書前有序言，每一詩人前有小傳。作者高屋建瓴地對宋代詩人的個性以及宋詩的淵源發展、成敗得失，乃至古典詩歌的基本理論進行了精彩的點評和梳理。全書旁徵博引，語妙天下。
前言/序言
序
關於宋代詩歌的主要變化和流派，所選各個詩人的簡評里講了一些；關於詩歌反映的歷史情況，在所選作品的注釋里也講了一些。這裡不再重複，只補充幾點。
一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郝經：《陵川文集》卷十《溫公畫象》，趙汸：《東山先生存稿》卷一《觀輿圖有感》第四首自注。)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游的一個詩題：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劍南詩稿》卷十二）宋太祖知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曾把南唐吞併，而也只能在他那張臥榻上做陸游的這場仲夏夜夢。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五十四載吳伸《萬言書》里還引了宋太祖那句話來勸宋高宗不要「止如東晉之南據」。）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復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費疏》）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費」條）宋初有人在詩里感慨說，年成隨你多麼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窮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 （張詠：《乖崖先生文集》卷《憫農》）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國內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牴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只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這一點，而李覯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 「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為備，執事彼何人……」 （《李直講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北宋中葉以後，內憂處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裡。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里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隨着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題黎芳洲詩集》引了這兩句，還說：「所謂長歌之哀非耶?」）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裡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里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注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札子》來印證詩里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惟一衡量。也許史料里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里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麼，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注釋里所引的李復《兵饋行》。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里來鑑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范成大的《州橋》，注釋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里寫的事情在當時並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參看亞理士多德《詩學》第1451(乙)、1460(乙)。《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鉏麑自殺以前的獨白，古來好些讀者都覺得離奇難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為既然是獨白，「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鈔》卷一《鉏麑論》)。但是對於《長恨歌》故事裡「夜半無人私語」那樁情節，似乎還沒有人死心眼的問「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或者殺風景的指斥「臨邛道士」編造謊話。）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趕早恢復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例如《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六十八載楊造《乞罷和議疏》講到淪陷的人民，就說：「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里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於理智的記憶。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從韓元吉的記載里，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裡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參看辛啟泰輯《稼軒集鈔存》卷一《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里《觀釁》第三）范成大的詩就是加強的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裡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為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隱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這是又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詠懷古蹟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里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標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裡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 （《<浮溪集>拾遺》卷三）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六）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諷喻就跟蕭立之詩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道鄉集》卷二）詩很笨拙，但是敘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這樁奇聞當時頗為流傳，例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就有詳細的敘述，還說：「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南宋初康興之《昨夢錄》記楊可試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大穴」，內有「大聚落」，可供隱居，也正是桃花源的變相。）有個寧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被暴風吹到蓬萊峰，看見山里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消息：「『於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程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浹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雙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裡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欷歔；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設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欷歔」就要親切一點了。只要看陸游，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裡面，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劍南詩稿》卷二十三《書陶靖節桃源詩後》：「寄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獨為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何況連殘山剩水那種托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
有兩部比較流行的書似乎這裡非講一下不可：吳之振等的《宋詩鈔》和厲鶚等的《宋詩紀事》。這兩部書規模很大，用處也不小，只是我們用它們的時候，心裡得作幾分保留。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據說是吃了鈔手偷懶的虧，他「擇善者簽帖其上，令吏鈔之；吏鈔書字多，輒移荊公所取長詩簽，置所不取小詩上，荊公性忽略，不復更視」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參看周煇《清波雜誌》卷八。）；錢謙益的《列朝詩集》據說是吃了鈔手太賣力氣的虧，是向人家借了書來選的，因為這些不是自己的書，他「不着筆，又不用簽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選者，令小胥鈔，胥於掐痕侵他幅，亦並鈔，牧翁不復省視。」 （閻若璩：《潛邱札記》卷四上。在書本上掐指甲痕，以為這樣可以有痕無跡，看來是明代流行的習慣，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三就講起過。）在《宋詩鈔》的謄寫過程里是否發生這類事情，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注意到一點：對於卷帙繁多的別集，它一般都從前面的部分抄得多，從後面的部分抄得很草率。例如只鈔了劉克莊《後村居士詩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鈔。老去才退誠然是文學史上的普通現象，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後來往往是作品有名全虧作者的招牌；但是《宋詩鈔》在「凡例」里就聲明「寬以存之」，對一個人的早期作品也收得很濫，所以那種前詳後略的鈔選不會包含什麼批判。其次，它的許多「小序」也引人誤會，例如開卷第一篇把王禹偁說得仿佛他不是在西崑體流行以前早已成家的；在鈔選的詩里還偶然製造了混淆，例如把張耒《柯山集》卷十《有感》第三首鈔在蘇舜欽名下，題目改為《田家詞》。管庭芬的《〈宋詩鈔〉補》直接從有些別集裡採取了作品，但是時常暗暗把《宋詩紀事》和曹庭棟《宋百家詩存》來湊數。例如《〈南陽集〉補鈔》出於《宋詩紀事》卷十七，《<玉楮集)鈔》完全根據《宋百家詩存》卷十二。至於《宋詩紀事》呢，不用說是部淵博偉大的着作。有些書籍它沒有採用到，有些書籍它採用得沒有徹底，有些書籍它說採用了而其實只是不可靠的轉引，這許多都不必說。有兩點是該講的：第一，開錯了書名，例如卷四十七把稱引尤袤詩句的《誠齋詩話》誤作《後村詩話》，害得《常州先哲遺書》里的《〈梁溪集〉補遺》以訛傳訛；第二，刪改原詩，例如卷七和卷三十三分別從《宋文鑒》里引了孫僅《勘書》詩和潘大臨《春日書懷》詩，但是我們尋出《宋文鑒》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里這兩首詩來一對，發現《宋詩紀事》所載各個短了兩聯。陸心源的《〈宋詩紀事〉補遺》是部錯誤百出的書，把唐代王績(改名王闐)和張碧的詩補在卷四十三和卷八十八里，把金國麻革的詩補在卷三十九里，卷二王嗣宗《思歸》就是《宋詩紀事》卷二的王嗣宗「題關右寺壁」，卷三十一張袁臣的詩就是「宋詩紀事」卷四十六張表臣的詩，卷五十六危正的詩就是《宋詩紀事》卷五十六危稹的詩，諸如此類大約都屬於作者自誇的補漏百餘家裡面的（《儀顧堂題跋》卷十三《(宋詩紀事)跋》。）。雖然這樣，它畢竟也供給些難得的材料。在一篇古代詩人的事跡考里，有位大批評家說自己讀了許多無用之書，倒也幹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謝，因為他讀過了這些東西就免得別人再費力去讀（萊辛(Lessing)「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見彼得森(J．Petersen)與歐爾斯好森(w．v．O lshausen)合編《萊辛集》第13冊，第396頁，參看潑朗脫爾(Call Prantl)的經典着作《邏輯學史》(Geschichte der Logik)第四冊序文，第3頁。）。我們未必可以輕心大意，完全信任吳之振、厲鶚等人的正確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們看過的書。不過，沒有他們的着作，我們的研究就要困難得多。不說別的，他們至少開出了一張宋代詩人的詳細名單，指示了無數探討的線索，這就省掉我們不少心力，值得我們深深感謝。
我也愉快地向幾位師友致謝。假如沒有鄭振鐸同志的指示，我不會擔任這樣一項工作；假如沒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提示和王伯祥同志的審訂，我在作品的選擇和注釋里還要多些錯誤；假如沒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諸位同志的不厭麻煩的幫助，我在書籍的參考里就會更加疏漏。希望他們接受我的言輕意重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