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字孝达，又字香涛或香严，自号抱冰老人，晚年号无竞居士。其名字或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清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张氏博闻强记，治学以通经致用为主，喜好研究当时政治，关心国际情势。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目录
生平简介
从“清流”派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
同治二年(1863)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成为众人瞩目的“探花”郎，从此步入政坛。六年(1867)，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旋授湖北学政，在武昌设经心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奉派为四川乡试主考官；不久授四川学政，在成都设尊经书院，并建图书馆，名曰尊经阁。光绪二年至七年(1876~1881)任校理、司业、洗马、倚讲、侍读等职，光绪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抚；十年(1884)，任两广总督，先后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制铁局、织布局，修铁路，从“清流”派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
所著〔劝学篇〕中，主张人才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方能蔚为国用
十五年(1889)调湖广总督；四年后，兼署湖北巡抚，创设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武备学堂。二十一年(1895)，任两江总督；组织“江南自强军”，普设军事、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等学堂。不久，仍返两湖任职；广设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两级师范学堂、实业学堂。
清末，中日甲午之战后，学术界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者颇众，而张氏尤为个中翘楚。1898年春，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主张人才应是兼治中学与西学的，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学者须于中学基础之上，复精通西方的法制、技艺及学识，方能蔚为国用。
义和团事件发生后，与各参与国谋和成，因功而加太子太保
二十六年(1900)，兼署湖北提督；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曾会同刘坤一、李鸿章等，共同与外国领事订定保护我国东南地区之约定。翌年，与各参与国谋和成，因功而加太子太保。二十八年(1902)，再署两江总督。次年，奉命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等会同商订〔奏定学堂章程〕或称〔癸卯学堂章程〕，而之洞实主其事。
授军机大臣，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
1906年，年高老迈的张之洞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后被擢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站在了晚清权力的最中心，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尽管此时已经是“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但张之洞仍尽心竭力，试图力挽危局。
三十三年(1907)，返北京任军机大臣，管理学部事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实录馆总裁。
贡献
宣统元年(1909)，病卒，谥号文襄。享年七十三岁。 张氏从政四十馀年，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导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广设学校，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为清末满汉大臣中思想较为开明者。 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
遗著
〔𬨎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广雅碎金〕、〔抱冰堂集奏议〕等书。
《𬨎轩语》
为张之洞所撰，全书分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三部分。语行篇从德行、人品等方面对学子提出要求；语学篇从通经、读史等方面论述为学之道；语文篇分时文、诗赋等，强调读书宜求善本。[1]
《书目答问》
为张之洞所撰，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此书驭繁就简，慎择约取，著录历代流传至今的重要典籍两千二百馀种。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外，另设丛书、别录两部，是对传统分类法的突破。其中，《四库全书》所未收者占十之三四，重要书目下作按语，附有初学读本，方便读者略识门径。张之洞在给王懿荣的书札中谈及此书说：“其去取分类，即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 其《书目答问》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导引、规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知识世界轰毁前夜的读书生活和思想塑造，使得以传统经学为主体构筑起的学术世界，在晚清仍然相对稳固地运行著它的轨迹，从而也使得《书目答问》在社会性与学术性这两方面达成了完美的一致。[2]
《𬨎轩语》与《书目答问》均由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组织编纂与刊刻，对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影响深远。刊刻之初，张之洞致函京师密友，告以任上编纂两书，其中《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而《𬨎轩语》“真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可是，学界长期以来著重关注两书在学术文化方面的成就，将张之洞当年的自评视为谦辞，较少深入探讨两书关系学政“职司所在”的深意，以及所谓“公牍”的实际内涵。
《劝学篇》
《劝学篇》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全书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这里的所谓“本”，亦即所谓“中体”，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所谓“通”，亦即所谓“用”，是指有关富国强兵的工商学校报馆练兵矿物铁路诸事。
在《序》中，张之洞对这本4万字的《劝学篇》的写作目的和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并说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于矫正新旧两派的极端做法，企图以折衷调和的态度与精神，寻找新旧两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中体西用”——道德是传统文化的内核，是核心内容，西方科学是手段。
全书24篇之义括之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所谓知耻知惧，是要以明晓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为忧惧，发愤自励，卧薪尝胆，以防止中国亡国灭种丧教。所谓知变，即要知道“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所谓知要，即“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所谓知本，就是“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以为“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
影响
《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一部教育名著，除了上述历史原因和学术意义外，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思想与措施，是值得介绍的。例如，张之洞极力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这一主张对清末留学运动的勃兴确实起了推动作用。又如，张之洞主张“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学校是养才重地，而人才是国家之本，因此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必以学有初基”。他规定大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要求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所有这些，均对清末书院改学堂运动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劝学篇》不仅受清廷的重视，而且也受外国传教士的赏识，美国传教士渥内基(Samuel Wood Bridge)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3]
文革中张之洞墓被掘出土时面如活人
核心提示：造反派用铁锤砸钢焊打开棺木。只见张之洞面如活人，几缕银髯飘洒胸前，头戴官帽，嘴含一个大珠子，身上盖了六七层被。随葬品有一把小梳子，一块怀表，一架眼镜，两个鼻烟壶，砚台、珍珠、金银、字画等珍贵文物四十馀件。“全身是完整的，皮肉干白，贴在骨头上，衣服见风后就成了布片，到处飘散。”南关村农民张执信，清晰地记得他看到张之洞尸体时的情景。
99年前张之洞逝世时，绝对不会想到，其尸骨的命途，比与他气息相融的晚清更加多舛和吊诡。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尸骨不断被大时代的风潮所侵扰，一次次被掘出又重新安葬。
不出意外的话，2008年10月4日，停放在河北南皮县烈士陵园一年多的张之洞尸骨，将被安葬到筹建中的墓地。这片墓地，本是张之洞最初安息的地方。
99年前他逝世时，绝对不会想到，其尸骨的命途，比与他气息相融的晚清更加多舛和吊诡。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尸骨不断被大时代的风潮所侵扰，一次次被掘出又重新安葬。而这一次，已经是他的第四次葬礼。
归葬
郁郁苍苍的园林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
这是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十五日，长子张权等奉灵柩回家乡河北南皮，用了一年多时间准备墓碑、墓志铭、石相生等下葬所用事物。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合葬在南皮县双庙村张氏坟场。
墓地占地近百亩，坟墓封土约3米高，底部直径近7米，四通大碑立在墓前。遗爱碑为门生故吏捐资所建，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在这堆名字里，包括了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和中共的元老之一董必武。诸多亲朋门生、王公大臣从京城赶来送葬。就在这次隆重的葬礼举行之际，张之洞的声誉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顶峰。
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据张氏墓园的守墓人多年后回忆，张家坟场也曾屡遭劫难，其他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部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著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当地研究资料称，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占领了南皮县，张之洞的坟墓也未遭破坏，十分洁静，来此凭吊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刻石林立，堪称碑林”，墓园里的松柏、杨柳、白杨等纵横交错，“遮天蔽日”，“老鸹喜鹊成千上万，赶都赶不走”。
掘墓
转折来自于1950年代。1956年，牟安世著《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称，“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藉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随著洋务派整体评价的走低，张之洞也未能幸免，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擎”一转变为“洋奴”、“卖国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数十年间涉及张之洞的20多篇论文，绝大多数是“文革”期间由厂矿工人理论组或大专院校工农兵学员所写的批判文章。
张之洞的形像在当时越来越低，墓地不但再见不到凭吊者，反而日渐遭到侵坏。“大跃进”时期，南皮县搞大炼钢铁，砍光了墓地周边的树，只剩下坟冢、墓碑和东倒西歪的石相生，一片凋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