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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应
政治、社会活动家
出生 1904年6月27日
国籍 中國
职业 政治、社会活动家
知名作品 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
担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
曾任南昌大学总务长。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江西省安福县人。解放后,彭文应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被打为右派张春桥曾化名常孰,写文章《质问彭文应》。在毛泽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上海会议讲话中,彭文应被毛点名。他是文革后未获得平反的右派之一。1962年12月15日病逝。

个人履历

彭文应(1904.6.27—1962.12.15),江西省安福县寮塘乡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五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1]

人物生平

13岁时考入留美预科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

1925年毕业后,以公费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政治硕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组织中国学生发表声明,写文章,抗议日本侵华,呼吁国人团结抗日。

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担任教授,并担任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1935年,彭文应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

1938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等组织,曾担任《民主》、《宪政》半月刊主编。“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并随宋庆龄进行爱国入狱斗争。

上海沦陷后,彭文应赴江西,任《前方日报》主笔,在此期间,曾任江西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省立永修高级农林学校校长,南昌大学教授、总务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彭文应回到上海,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由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投入民主运动。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时,彭文应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主任委员,领导民盟上海地下组织进行民主斗争。

1949年5月初,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四处躲避,迎来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6月至8月彭文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应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工委副主任委员。

1951年10起彭文应历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委,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受批判,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

1958年4月,彭文应所担职务均被撤销,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拒不认错。

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文革时期被掘墓。

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

1989年民盟中央召开《纪念彭文应诞辰85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了彭文应的一生,“彭文应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

详细介绍

解放前

190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的一个家境清贫的小学教员家庭。1917年夏,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二千多人的会考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名。他们二人与另一位同乡罗隆基后来被国人称为“安福三杰”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学业优秀, 思想进步,先后赴美留学,罗、王获博士、彭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三人积极投入各项爱国政治活动,活跃在中国政坛。在1957年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极右分子”。

彭文应在1932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等担任教授,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彭文应挺身而出,随同宋庆龄等组织营救,同宋庆龄一起赴苏州监狱,主动要求陪同七君子坐牢。[2]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府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四九年易帜前夕, 地下市支部几位领导人被列入暗杀名单,汤恩伯下令捕杀史良和彭文应。他在申江医院被追捕,躲至屋顶后化妆逃脱,死里逃生。但被抄了家,财物搜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赶出家门。

自三十年代起,彭文应积极跟随中共,反对进攻“苏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1939年在南昌因抨击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险遭不测。后来周恩来专程前往彭文应担任总主笔、王造时任社长的《前方日报社》慰问,紧握着彭文应的手说:“彭先生,我代表党向你表示感谢”。

三十年代初某日,彭文应在沪去探望一位朋友。正言谈间,忽有一位仪表非凡的不速之客来访。见室内有人,不肯进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谈。友人匆忙走入卧室翻箱倒柜寻找什么。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换眼色,但未经友人介绍不敢招呼。过了几分钟,友人急步走入房间,对彭说,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自已的钱和钥匙都被太太带上街去了,问彭身上有钱吗?彭文应立即倾其所有交给朋友,二人都未点数便交给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后才告之,来人正是通缉要犯周恩来。当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须行贿可免送警备司令部。据彭回忆,钱并不多,相当人民币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一次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认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彭正惊愕,周向他回忆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毅走来,周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嘱咐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 陈毅调京后,彭去北京开会,曾被邀请至陈毅家便饭,欢谈甚久。

解放后

彭文应并未把这段往事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他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是中共不可多得的诤友和帮手。他正是以这种磊落的心态参加“助党整风”运动的,不料最终惹祸上身。

上海的反右运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点名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化名“常孰”,在1957年7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的文章,组织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围攻彭文应。同时在上海市人代会,民盟市委和其它地方也对彭文应进行攻击。把他善意的意见歪曲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彭文应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会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他作了两个半小时的发言,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会上有人把他喻为“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种种“检查”中,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文应不领这份情,继续坚持自已的主张,“负隅顽抗”。发誓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当年在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 很少有彭文应这样的顽固分子。在上层爱国人士中更加少有。他“拒不低头认罪”的态度,激怒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这便是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原因。

彭文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保留盟籍,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五十五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儿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厕所搭床睡觉。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的学生,1957年7月19日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时,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届时彭正被批斗,不让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杀,才十九岁。

在如此凶险的处境中,中共统战部的官员和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到他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后,有一位统战部官员规劝说,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在原则问题上,彭文应的信念异常坚定,坚持“……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他背负着极右分子的沉重的枷锁, 在家破人亡的绝境中,仍不放弃言责。于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秉书直言上万字,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3]

就在同一个1962年的12月15日, 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败血症,抢救无效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时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彭文应虽然是政治学硕士,但因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的心思更加转向了研究科学,从事发明创造。

他曾研究过糙米问题,呼吁人们吃糙米以增加维生素B1。为此,他还专门请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的老友王造时,替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有关的参考书。

1958年下半年,当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区劳动时,彭文应也奉命去了。但他声明在先:“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到了农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良农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应专程赶赴上海市航道局,说是要提“合理化建议”。他拿出一张图纸,图上画着长长的“列车船”。他解释说:“采用‘列车船’运输,可以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航道局工作人员觉得他的建议颇有可取之处,尤其认为他关心国家建设的热情可嘉,于是问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但彭文应不愿告诉他们,留下那张“列车图”便默默地走了。

实际上,彭文应此时早已没有工作单位了,只是一位在家闲居的人。不过,他总是闲不住。除了以上创造发明外,他曾设计过“保温饭盒”,以使建筑工人、地质队员、农民在野外工作时能吃上热饭;也设计过“钩搭砖”,砖上有钩,以节省灰浆,增强牢度;还设计过“两面裤”,可供两面穿,既节省布料,使用寿命也比原来长 1倍……

彭文应想以他的创造发明来造福人民,造福国家。

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亡后,彭文应明显地衰老了。1962年 11月,彭文应的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送他到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多多关照。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问候。

此时,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经救治,他的生命仅仅延续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58岁。

当彭文应隐隐感到时日无多之际,曾经连续熬夜,在 1962年写就一份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他用满腔热血发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彭文应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当“文革”狂澜突起后,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彭文应同志诞辰 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在发言中表示:“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专程赴沪出席会议,并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等人发表了讲话,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政治名誉。

评价

他的老同学潘大逵先生在《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中回忆道:“30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位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个人作品

给青年

立志不怕大,做事不怕小。着眼不怕高,着手不怕低。

头脑不怕冷,心脏不怕热。胆量不怕大,心思不怕细。

赴义不怕前,享乐不怕后。工作不怕重,报酬不怕轻。

反对不怕有,赞成不怕无。成功不怕退,失败不怕进。

主张不怕硬,应付不怕软。内心不怕方,外表不怕圆。

交友不怕多,知心不怕少。责己不怕重,责人不怕轻。

说话不怕少,做事不怕多。语言不怕浅,意义不怕深。

改过不怕快,进步不怕慢。道德不怕旧,思想不怕新。

经验不怕早,事业不怕迟。成功不怕迟,准备不怕早。

参考资料

  1. 彭文应, 名人简历,
  2. 彭文应, 名人简历,
  3. 彭文应, 名人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