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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孝莊靠哪些大臣助子登基?

福林

來自網絡的圖片

揭秘孝莊靠哪些大臣助子登基?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突然病逝。皇太極死後,其弟睿親王多爾袞與皇長子肅親王豪格爭位激烈,相持不下,一時出現繼統危機。以孝莊為核心的崇德後宮作為皇權的代表者,與兩黃旗重臣圖賴索尼鰲拜等人聯合,迫使多爾袞、豪格做出讓步。八月十四日,諸王大臣於崇政殿定議,由年僅六歲的皇九子福臨即皇帝位,45歲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與32歲的多爾袞共同輔理國政。[1]

繼統危機的解決過程中,弱女子孝莊究竟如何幫助兒子福臨登上皇位?在這段歷史中,在關注孝莊與多爾袞之間的「感情」而外,兩黃旗大臣應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力量。

從繼統危機發生乃至解決,兩黃旗大臣始終表現出參議皇嗣人選的主動性,令人刮目。

皇太極剛剛去世,兩黃旗主要大臣「圖爾格、索尼、圖賴、錫翰、鞏阿岱、鰲拜、譚泰、塔瞻八人,往肅王(豪格)家中,言欲立肅王為君,以上(福臨)為太子,私相計議。」(《清世祖實錄》卷37,順治五年三月己亥。)可見,兩黃旗內部已形成一支主張立帝之子的中堅力量。 八月十四日會議前夕,即「太宗崩後五日,睿親王多爾袞詣三官廟,召索尼議冊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清史稿》卷249,《列傳》36,《索尼》。)明確表示應立帝之子。而多爾袞身為親王,這一屈躬摸底之舉,亦從反面證明兩黃旗大臣的態度很受重視。

八月十四日「黎明,兩黃旗大臣盟於大清門,令兩旗巴牙喇兵張弓挾矢,環立宮殿,率以詣崇政殿。」造成先聲奪人之勢。會議開始後,索尼與鰲拜「首言立皇子,睿親王令暫退。」(《清史稿》卷249,《列傳》36,《索尼》。)接着,議立豪格、多爾袞、多鐸、代善的方案先後出台,各方不能達成一致。在陷入僵局的關鍵時刻,兩黃旗大臣「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此前,豪格已表示「『福小德薄,非所堪當』,固辭退去。」這時,代善以老病為由抽身離開會場,阿濟格「隨而出」,多鐸「默無一言」。多爾袞見自立無望,迫於兩黃旗大臣的壓力,提出「當立帝之三子(編者註:第三子為第九子之誤)。而年歲幼稚,八高山軍兵,吾與右真王(濟爾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即歸政。」((朝鮮)《瀋陽狀啟》,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遼寧大學歷史系清初史料叢刊本,第514頁。)這一建議為與會者接受,從而為皇太極死後皇權交接的順利完成,鋪平道路。還應看到,此次會議最後議定福臨為皇位繼承人時,六位實力最強、最有發言權的親王、郡王中,竟有三人(豪格、代善、阿濟格)於中途退出會場,這是與議立皇太極為嗣汗時迴然不同的情況,說明鬥爭的複雜性與激烈程度,都超出前者。

會議之後,索尼與譚泰等共六位兩黃旗大臣「盟於三官廟,誓輔幼主,六人如一體。」(《清史稿》卷249,《列傳》36,《索尼》。)不久,碩托、阿達禮等人擁立多爾袞的密謀暴露。《清世祖實錄》卷1,崇德八年八月丁丑。八月二十二日,兩黃旗大臣、侍衛共210人「盟誓天地」,效忠幼主,「如效先帝時」,不得「諂事諸王」,「結黨謀逆。」(《清世祖實錄》卷1,崇德八年八月癸未。)

按照八王共治制所規定的汗位推選制原則,議定新帝,乃宗室諸王份內之事,因此,議立皇太極為嗣汗時,八旗大臣並無發言權。八月十四日會議上,諸王宗室,特別是爵位最高的四位親王、兩位郡王本應是主角,參加會議的兩黃旗大臣,只應充任陪襯角色,遵諸王旨意行事,唯前者馬首是瞻。但是,恰恰相反,兩黃旗大臣不僅於會前以武力示威,會議伊始先聲奪人,當眾人之議「未及歸一」時,兩黃旗大臣再次挺身而出,慷慨陳詞,表達立帝之子的堅定決心,從而迫使多爾袞提出上述方案。解決繼統危機的全過程中,兩黃旗大臣作為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始終居於主動地位,在關鍵時刻起到重要作用。兩黃旗大臣這種反客為主、敢於公開與諸王抗爭的表現,與其身份不相符合,在後金歷史上從未曾有。

兩黃旗乃皇帝自將之旗,兩黃旗大臣的切身利益,與崇德皇權休戚相關。繼統危機中,兩黃旗大臣之所以能與崇德後宮的主張相一致,捨棄豪格,力主立福臨為帝,很大程度上是為維護其既得利益這一動機所驅使。如果豪格稱帝,正藍旗的地位將大大上升,這對兩黃旗大臣極為不利,只有福臨繼位,才能避免這一結果。

下述情況,從另一角度反映出兩黃旗大臣的重要作用。

當多爾袞拒絕阿濟格和多鐸的勸請後,阿濟格和多鐸曾一語道破多爾袞之顧慮所在:「汝不即位,莫非畏兩黃旗大臣乎?」(《清世祖實錄》卷63,順治九年三月癸已。)

繼統危機解決後,豪格曾對人說:「固山額真譚泰、護軍統領圖賴、啟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碩睿親王。」「和碩睿親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壽幾何,而能終其事乎?設不克終事,爾時以異姓之人主國政,可乎?」(《清世祖實錄》卷4,順治元年四月戊午。)豪格因未能繼承帝位,牢騷滿腹,認為多爾袞是因得到兩黃旗的支持,才登上攝政之位;並預言如果多爾袞英年早逝,兩黃旗大臣將繼而代之。

豪格的上述看法,反映出兩個重要事實。其一,經過皇太極的多次懲治,八旗旗主、諸王貝勒普遍受到貶抑,惟有皇太極獨尊,凌駕諸王之上,而諸王貝勒的權勢,皆不足以與皇權相抗衡。其二,與崇德皇權的發展同步,兩黃旗因是「皇上旗份」,實力不斷增長。繼統危機中,無論何人,必須同兩黃旗大臣聯合,實質上也是藉助皇權的力量,方有可能在這場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豪格正因失去兩黃旗大臣支持,成為角逐中的失敗者。痛定思痛之後,他才有此認識,為時晚矣。多爾袞也主要由於未能獲得兩黃旗大臣的支持,被迫退出皇位之爭。

兩黃旗大臣能夠在繼統危機的解決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是崇德皇權已較為集中,皇權基礎較為牢固的體現,同時,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依據八旗制度,八旗大臣是各旗旗主的家僕屬人,與旗主之間具有隸屬關係,上下尊卑分明,不可逾越。兩黃旗大臣亦無例外。兩黃旗旗主皇太極去世後,兩黃旗大臣的家僕屬人身份,並未改變。

兩黃旗大臣的權勢來自皇權,必須以皇權為依恃,皇太極在世時如此,其死後亦然。否則,解決繼統危機過程中,他們就不可能與諸王相抗衡,並為諸王所畏懼,甚至被認為有「主國政」之勢。

質言之,皇太極暴卒後,兩黃旗大臣惟有以清皇室為靠山,在其支持下,才能採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動。在皇太極未立儲嗣而亡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與皇權關係最為緊密,並在某種意義上講可以代表皇權者,非皇太極妻室,即崇德後宮莫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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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