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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因应第二次中日战争局势发展,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1]。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葬身火海,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

目录

背景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保卫战失利后,武汉沦陷。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1月8日,日本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中央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由李宗仁最早提出,其在抗战之初即发表“焦土抗战论”等论述),以为积极防御。

11月12日上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湖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12日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张治中在核定计划时指示:“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计划明确要求:“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起因

天心阁失火说

张治中并与酆、徐二人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

11月13日凌晨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各条街巷,高压水龙头喷射出一条条油龙。霎时间,城内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狰狞狡笑,烈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11月13日凌晨,张治中接到副官报告:“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张治中开始电话还打得通,后来就打不通了。

译电错误说

11月10日日军攻陷湖南之岳阳,2天后,11月12日当天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结果因为当时国民革命军通讯困难,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

长沙警备司令部、长沙市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10多万国军正规部队严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线并非易事。所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的命令。首先获得此讯息的长沙民兵自卫队,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便擅自放火。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消防及警务人员见状也已撤离长沙,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放了,换成汽油。于是中方将领发现后,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造成文夕大火。

影响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2]。长沙作为中国少数几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随着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勉强抵挡日军攻势。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成为了一片废墟。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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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