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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会议概述

召开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

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1]

会议内容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

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自己决定。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认真地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少数人有一些不同意见:(1)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现在战局很严重,应该早出兵,对我们政治影响好。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蒋介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用心。(2)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陕甘宁边区不留兵。这种主张对蒋介石袭击共产党军队后方的阴谋警惕不足。(3)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这种主张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识不足。(4)关于对国民党的估计问题。有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作用,而对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认识不足。

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他着重指出: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会议决定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

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2]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决定》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决定》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所以,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决定》强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要保持警惕性,红军的活动主要由共产党决定。《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军委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会议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3]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主要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内容总结

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

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4]

历史意义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

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指明了方向。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5]

洛川会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