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

原圖鏈接陳垣：廣東新會棠下石頭人。中國宗教史研究巨匠。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廣東新會棠下石頭人。中國宗教史研究巨匠，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與錢穆、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

陳垣
陳垣當選國會議員留影
出生	1880年11月12日 清朝廣東省新會縣
逝世	1971年6月21日(1971-06-21)（90歲）
職業	歷史學家 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 輔仁大學校長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所長

生平簡介

原圖鏈接陳垣：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

陳垣十二歲時在學館閱讀張之洞《書目答問》，並攻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應科舉不第。

1905年在廣州與潘達微、何劍士、鄭侶泉、黃少梅(畫家)等人創辦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鼓吹革命思想。

1907年考取博濟醫學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於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

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

1921年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後覺政治腐敗，留居北京，從事歷史研究與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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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垣以《元也里可溫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相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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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垣於1926年任輔仁大學校長。

1939年初，在故宮古物陳列所發現《嘉興藏》，與《嘉興藏目錄》對校，發現木忞的《北游集》，自此重視和尚語錄，撰《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陳垣發現《舊五代史》輯本傳寫脫誤，因撰《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曰：「一百五十年來，學者承誦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 陳垣還曾與胡適論楊守敬《水經註疏》的成書年代，胡適於1948年8月14日寫成《跋楊守敬論水經注案的手札兩封》，陳垣則認定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四月，當時還沒有《水經註疏》。

1950年12月8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響應三視教育運動。文章指出：「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1951年11月，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1952年院系調整中天主教輔仁大學大部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後，他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195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於文化大革命，陳垣幾次被抄家，差點因為和劉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並且被逼寫了幾次檢討悔過書張貼於北師大，而後遭到軟禁。

1971年卒於家中。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鑑胡注表微》等。

陳垣的學生有姚從吾、黃現璠、鄭天挺、方國瑜、蔡尚思、鄧廣銘、單士元、柴德賡、白壽彝、牟潤孫、趙光賢、陳述、啟功、史念海、周祖謨、劉乃和、史樹青等。2002年9月8日，陳垣全身銅像在北京師範大學落成。

主要成就

學術成果

陳垣在元史、歷史文獻學、宗教史等領域皆有精深研究，給我們留下了十幾種專著、百餘篇論文的豐富遺產。特別是他的宗教史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對已消亡的外來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賜樂業教做過專門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的興起和流傳寫過不少論著；對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撰有專書。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宗教史研究

人們都稱陳垣先生是宗教史專家，這是事實，他幾乎是沒有一門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外，他還有《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著作。

「古教四考」使陳垣登上史壇，走向世界，也為民國學術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光彩一筆。

《元也里可溫教考》，1917年5月寫成，曾經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總稱。過去以為此教資料多在海外，而本國典籍無征。該文則專以漢文史料進行研究，除《元史》外，還利用了地方志、金石錄、書畫譜等60多種材料，論證了隱晦七八百年，無人能道的也里可溫教。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1919年11月寫成。開封一賜樂業教即猶太教。該教在明清時所立的三篇碑文，對其何時傳至中國，說法不同。陳垣用種種方法證明開封猶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漢文典籍對猶太教的記載始見於《元史》，元以前無征。文中還詳細考證了該教與回教之異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經文的內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國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傳入中國，頗見優禮。唐時外來宗教，除火祆教外，還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種。回教在唐代未盛，記載尚少；其餘三教，因都來自波斯，唐宋學者分辨不清，記載每有錯誤。清代學者如錢大昕等也常把它們混為一談。此文除敘火祆教的起源、興衰外，還將典籍上三教混同記載的錯誤一一指出，予以辯證。

《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年寫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創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雜而成。陳垣取敦煌摩尼教經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於唐武周長壽二載（694年）傳入中國及其歷唐、宋、元、明數朝在中國流行的情況。

「古教四考」陸續出版後，好評鵲起。加上稍後問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基督教入華史略》等論著，這些以宗教史研究來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是陳垣對民國學術的重大貢獻，也是使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推陳出新，與國際漢學界接軌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校勘學研究

陳垣在研究歷史文獻的時候，非常注重於研究目錄校勘和工具書的使用。

目錄學是搞學問的門徑，是掌握書目、書的內容、版本以及相關書目的一門學問。一個人要搞學問，必須掌握目錄學。

陳先生在年輕的時候，就熟讀了《四庫全書提要》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四庫提要》對清朝搞學問的人來說，確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對每本書都作了介紹，對初學者幫助很大，今天也還要好好利用。張之洞《書目答問》寫於光緒元年（1875年），陳先生把這兩本書讀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學生好好去讀。

陳先生辛亥革命後到了北京，曾花很長時間研究《四庫全書》。他寫過兩本書。一是《四庫書名錄》，一是《四庫撰人錄》。他研究《四庫》與別人不同，別人只是要看什麼書到《四庫》中去找，他卻是研究《四庫全書》收編的書是如何寫成的，它有哪些版本。

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由於資料特別豐富，頭緒也特別多，單靠腦子記不行，必須依靠工具書，學會利用工具書。陳先生對這方面很重視，作出不少成績。

陳先生髮表的重要工具書是《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閏表》。陳先生這兩本工具書解決了中國史上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是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所不可缺少的。

陳先生編寫這本書，花費很多精力，他後來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飯，就是因為當時一天到晚坐在那裡廢寢忘食地算曆法搞成了胃病。

陳先生還著有《史諱舉例》。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的特點，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諱。陳先生精心研究，總結出幾種方法，弄清了在什麼情況下是如何避諱的。在該書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國歷代的避諱表，每一朝避什麼，如何避。這是每一個中國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知識。因為中國古書上避諱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學，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也就弄不清。

此外，他為了研究元史，還編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錄。這書稿沒有印，北京圖書館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冊府元龜》時，一開始就先作有關《冊府元龜》的工具書，然後再動手研究。

文獻學研究

文獻學在陳垣的學術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為現代歷史文獻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在版本、目錄、校勘等領域的著作，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重要參考書目。

清朝校勘學家很多，《書目答間》後面就列有校勘學家類目。但清代的校勘學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對一對，只有像王念孫、段玉裁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較高明的校勘學家。

校勘學到陳垣先生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把校勘學總結出一些經驗和規律，寫了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1959年中華書局重印，改名為《校勘學釋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歷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話寫的，很難懂，《四庫全書》沒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書，由於它錯誤很多，而且錯得離奇，陳先生就以故宮中發現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據其他書籍，來校對流行的沈刻《元典章》，發現錯誤一萬二千多條。他將其中的一千多條加以歸納、整理，找出錯誤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他使學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見哪些情況，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簡單羅列若干條，而是附有說明，最後總結出四種方法，加以綜合運用。

第一種是對校法。陳先生說，對校法一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放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祛，然後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種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搞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吳縝《新唐書糾謬》、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都是用這種方法。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第三種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可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第四種是理校選。「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祛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較高，用理校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後來發見的原本相同。

陳先生總結前人與自己工作的經驗，提出這四種方祛，綜合運用，基本上解決了校勘學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寫有《四庫提要中的周亮工》、《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等書。

元史研究

清朝學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間，邵遠平著《元史類編》，要把元史重新改編。乾隆間，錢大昕編撰《元史氏族表》與《元史藝文志》，對元史很有研究。鴉片戰爭前後，魏源編了《元史新編》，以後，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編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後繼續的，到後來更發展到對西北史地的研究。

陳垣先生研究元史與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關元朝民族的歷史與元朝宗教的歷史的資料，進行研究，參考了二百多種書，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

元朝把人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陳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這些人在元朝進入中國後，如何被漢族同化了的。

陳先生撰《元西域人華化考》用力很大，他採用新的方法，集中問題，深入研究，作為舊史學家進行考證工作，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陳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認為它保存了原來的材料，沒有擅自改動，所以把它作為史料來看還是有用的。當然，研究元史，不能僅靠它，還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們研究歷史，不能只用史部的書，經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應加以利用。

陳先生著作目錄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溫教考》，雖然這是研究宗教的，但實際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

日本研究元史的學者，對陳先生很欽佩，他們承認《元西域人華化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這兩本書日本人是搞不出的。

著作書目

《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一集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補》八卷

《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第二集

《史諱舉例》八卷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清初僧諍記》三卷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吳漁山生平、湯若望與木陳忞等論著共79篇，包括一些專著的摘錄。）

《陳垣史源學雜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垣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1995年）

《陳垣來往書信集》（陳智超編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單行本

《校勘學釋例》（即收入《叢刻》中的《元典章校補釋例》，中華書局1959年）

《釋氏疑年錄》（中華書局1964年）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2000年）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中華書局1962年，198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史諱舉例》（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學出版社1959年，中華書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紀史學名著叢書」2000年）

《通鑑胡注表微》（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1997年）

《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1999年）

《時事畫報》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封面

《時事畫報》出世之際，正值清末國祚疲敝、存亡懸於一線的多事之秋。隨著反清反帝鬥爭日益洶湧，開風氣、啟民智的需求愈發迫切，20世紀初中國近代新聞出版業呈現出勃興態勢。據統計，僅在廣州十八甫一帶，辛亥革命前後就有140多種報刊在此發行或遷來此地。

　　為喚起底層大眾的救亡意識，上海的《俄事警聞》、香港的《中國日報》等進步刊物，不約而同地開始以詼諧文字、歌謠、雜俎、漫畫來譏刺時政。至此，曾是古代文人「漫筆」、「戲作」的傳統「諧畫」，從書齋走向街頭，逐漸演變成為具有清晰而強烈的政治指向的現代漫畫。

　　李偉銘、陳平原等學者曾指出，位處輿論環境相對寬鬆、又是中西文化交匯鋒線的嶺南地區，加之主創者多為直接介入革命行動的新型知識分子，《時事畫報》不但開廣東畫報之先河，且在草創之初就確立了「以革命思想入畫」的方針，力戒早期畫報「墮於風流自賞」的「惡習」，一躍成為晚清畫報中政治上最為激進、革命色彩最為濃烈者之一，風行海內外。

　　作為一家地方性報刊，《時事畫報》發行站點遍布國內以及海外華人區，包括東京、舊金山、檀香山、逞邏、安南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時事畫報》所刊載的《廿載繁華夢》(黃世仲撰)等小說被陳平原教授譽為「晚清小說中的佼佼者」。其所記錄的生菜大會、土地誕等民間習俗，以及開設的「南音」、「粵謳」等欄目，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程美寶看來，則提供了難得的、生動的地方民俗及戲劇研究史料。

　廣州美術學院蔡濤副研究員認為，以潘達微、何劍士、高劍父等為代表的畫報編輯，集藝術家的敏感直覺和經驗、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良知和擔當，以及革命者的抱負和襟懷於一身，他們把強烈的參與政治變革的願望付諸辦報等現代傳播手段，充分利用畫報這種「新媒體」的傳媒特性，宣傳政治理念和新知識，對普通民眾進行啟蒙。就視覺風格的開創性而言，作為中國時政漫畫的先驅者，何劍士表現尤為惹眼，其作品將批判的機鋒指向政壇昏聵與社會積弊，創造出了屬於那個特定時期的、奇絕詭異的畫風。

　　同時，黃大德、李煥真等廣州文化研究學者亦認為，以潘達微、何劍士為代表的傑出報人、漫畫家，是掀起中國新漫畫運動第一次高潮的重要人物，是策劃者、發動者，也是傑出的創作者。他們的作品在20世紀中國現代漫畫史上佔著極其重要的開篇第一頁。而他們的美育實踐，對廣東清末美術力量打破師承、地域的派系，實現大整合、大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學者李偉銘曾作過一番精闢的總結：「《時事畫報》為我們重新描繪近代中國文明進化的圖景——特別是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從傳統的'士'的角色轉化為大眾社會生活中的一員，以及一向囿於書齋一隅的詩詞歌賦和繪畫，如何經歷了歐風美雨的洗禮和時代風雲的激盪，在追求實用、趨近大眾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價值和功能的蛻變，提供了一個相當有效的視角。」

在當局打壓之下，《時事畫報》輾轉穗港，幾經中斷、復刊、易名出版，於1913年停刊。以潘達微、何劍士為代表的《時事畫報》諸君，一直積極致力於美育推廣及社會改良活動。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走過北京師範大學東門，有一座大廈，叫勵耘學苑。「勵耘」二字取自北師大原校長陳垣先生的「勵耘書屋」。

陳垣沒有受過正規的史學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奮，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國際地位還很低的時期，他就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世界級學者之一，與王國維齊名。上世紀30年代以後，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有些被翻譯為英、日文，在美國、德國、日本出版。毛澤東主席稱他是國寶。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從事教學74年，教過私塾、小學、中學、大學。他任大學校長46年，為祖國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才，桃李滿天下。他對教學極端負責，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創立了不少新課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在政治上與時俱進的人物，青年時代就投身反清鬥爭，一生與時俱進，1959年，以79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學界評價

《元西域人華化考》公開發表之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的轟動。蔡元培稱此書為「石破天驚」之作。

1922年胡適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1933年4月15日，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據梁宗岱說，他在一次聚集了舊都名流學者和歐美人士的歡迎伯希和宴會上擔任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

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說：「陳垣氏為現在支那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支那雖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

陳寅恪在序文中評論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又說：「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

傅斯年說：「幸中國遺訓不絕，經典猶在，靜庵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陳垣）鷹揚河朔於後。」

黃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談及當世史學鉅子，近百年來橫絕一世者，實為門下一人（指陳垣），聞者無異辭。」

黃現璠回憶說：「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對於陳垣先生推崇備至。」

孫楷第和余嘉錫、王重民等人議論時賢，「以為今之享大名者名雖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徑庭，多為名浮於實的一時之俊」，「而鮮實浮於名的百代之英，後者惟陳垣足以當之。」

《陳垣先生遺墨》（陳智超、曾慶瑛編）：陳垣先生的《通鑑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隱藏在《通鑑》注釋背後的愛國情懷，感到史學研究如開礦，深入地表後，才能有創穫；讀《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知道了禪林深處的政治風雲，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跡，經陳垣先生鈎沉抉微，再現人世，令我輩感奮者再。

人物軼事

字畫收藏

陳垣的客廳、書房以及住室內，總掛些名人字畫，最多的是清代學者的字，有時也掛些古代學者字跡的拓片。客廳案頭或沙發前的小桌上，也總有些字畫卷冊或書籍。這些都是賓主談話的資料，也是陳垣對後學的教材。他用30元買了一開章學誠的手札。在20世紀30年代，清代學者手札墨跡，這是很高的價錢了。陳垣將它掛在那裡，備一家學者的手跡。而有心的後學如啟功，就知道老師又在辦「劣書」展了。陳垣收藏書畫及清代學人手稿甚富，在輔仁大學公開展覽，並印有目錄一冊。書畫中遠如明人陳白沙（獻章），近如清末陳蘭甫（澧），皆嶺南名家。抗戰勝利後，陳垣已10餘年未購入書畫，年底忽有人攜來全祖望字條，愛不忍釋，以廿萬元購之。抗戰8年，陳垣堅持不與敵偽合作，潛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遺民愛國情操相砥礪，並箋注《鮚埼亭集》。所以陳垣致友人信中說：「亦所謂還心愿也。」

陳垣善行書，如啟功先生所言：「一筆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書，永遠那麼勻稱，絕不潦草。」每下筆時，都提防着別人收藏裝裱似的。在名人字畫上題跋，看上去行雲流水，瀟灑自然。其實都是精打細算過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當合適才肯下筆。陳垣寫信，喜用花箋，給人寫扇面，好寫自己作的小條筆記、小考證。先數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詞字數，哪行長，哪行短，寫到最後，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識、印章，天衣無縫。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將所藏陳垣手書，自1933年始，歷時40餘年，精選出30餘通論學函札，影印成冊，名《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香港於今書屋刊行。這是刊印的惟一一部陳垣的手跡集。字體飄逸瀟灑，俊秀精美，一氣呵成，疏朗有致，實為書法珍品。

陳垣讀書法

著名歷史學家陳垣讀書，有個「三分類」的方法。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鑑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麼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念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原來，陳垣根據書的內容和用途，把要讀的書分成了三類：即一般瀏覽、仔細瀏覽和熟讀記誦。有的一兩天就翻過去了，有的要讀上個把星期，有的則需翻來覆去地背誦。

這種「三分類」法，使陳垣讀書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讀的書比一般人多，精讀的書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歷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夠背誦出來，90歲時，還能把駱賓王的《討武后檄》從頭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許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檢原文即能引用，給治學和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任輔仁大學校長

1923年起，陳垣開始在燕京大學任教，初為講師，1927年升為教授。他同時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國維、梁啓超相繼逝世，陳寅恪向清華大學推薦陳垣為國學研究院導師，陳垣以「不足繼梁、王二先生之後」為詞懇辭。其時陳垣已在輔仁大學任職。輔仁大學是由天主教創辦的著名高校。滿清皇族後裔英斂之與復旦大學創辦者馬相伯均為中國天主教領袖人物，1912年，英、馬二人同撰寫《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學。英斂之隨後於香山靜宜園建立「輔仁社」，受到馬相伯大力支持。經過英、馬二人不懈努力，1926年，「北京公教大學」得以順利開辦。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試辦，是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9年呈請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稱「私立北平輔仁大學」。

早在1917年，陳垣在北京讀到英斂之所著《萬松野人言善錄》，知其收藏甚多天主教史文獻，便冒昧地給英斂之寫信，英斂隨即約見，兩人一見如故，他又因此再遇馬相伯。當時馬相伯即有意延聘陳去他主持的震旦大學任教，但因故未果。1925年9月，公教大學成立，馬相伯、英斂之共同推薦陳垣任該校副校長兼主講教師。次年1月，英斂之辭世，臨終前以輔仁社及公教大學事務交託於陳垣。1926年9月，陳垣受聘為公教大學副校長；1929年6月，輔仁大學立案完成，陳垣正式出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輔仁大學二十多年，在他苦心經營下，輔仁從白手起家而成京師著名學府，聚集了朱希祖、鄧之誠、馬衡、羅常培等一批大師級學人。

抗戰期間，其他高校紛紛南遷，輔仁在淪陷區孑然屹立，陳垣仍諄諄教導學生修煉品行，刻苦讀書。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與學生上街歡迎解放軍入城，從興化寺街5號步行到西直門，逾十多華里，此時陳垣已近古稀之年。3月14日，陳垣在寫給兒子的信中稱：「近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5月1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致胡適公開信，信中稱：「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着光明。」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辦輔仁大學，改稱「國立輔仁大學」，陳垣被任命為校長。

1951年11月，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他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1952年6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輔仁校園也被劃為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陳垣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去世。

陳垣的轉變

陳寅恪、胡適和陳垣私誼很好。《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有胡適的信17通，陳寅恪的信19通，可見交往的頻繁（陳智超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垣的兩本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陳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適和陳寅恪同機離開北平。由於二陳一胡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們都在南京政府搶運計劃的名單上。這3個史學大師，從這一年開始分手，各自走了3條不同的道路。胡適先飛美後赴台，陳寅恪客居廣州，辭不赴京。只有陳垣能順應潮流，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一直做到院系調整以後的北師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適還在給陳垣的信中談論與《水經注》有關的問題。從信中可以看出兩位學者的交情。胡適在信的末尾寫下這樣的話：「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陳垣來往書信集》191頁）3個月後，1949年4月29日，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標誌他一生重大轉變的《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雖然信的語氣尚不激烈，但卻意味着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友誼結束了，同時也意味着他和陳寅恪的友誼也畫上了句號。他在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當時的陳垣「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着、教授們自由的研究着」。關於陳垣給胡適的這封信，我們至今未見手跡。胡適見到這封信後，寫有《跋陳垣給胡適一封公開信》，心平氣和地談了他的感想，他認為這封信不是出自陳垣手筆（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2122～2133頁，台灣聯經版）。不管怎麼說，陳垣從此轉變了，以後他每做文章，幾乎都要否定自己的過去，說自己以前「所講所學皆井蛙夏蟲之見」（陳智超《陳垣傳略》見《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一輯20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激動地說：「一方面感到聞道太晚，在先進的人們，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已為人民革命事業不屈不撓英勇奮鬥的時候，而我過去卻一直對這樣偉大事業毫無認識，未能參加到革命的行列，實覺愧對人民。另一方面，我也慶幸和感謝黨多年以來的關懷與培養，黨用共產主義世界觀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獲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榮。」（同上）對陳垣的轉變，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這樣的評價：「陳垣思想的巨大轉變是一個典型，它映照出時代鋪天蓋地的潮流。北京的人們相信，在這股洪流面前沒有人能置身於外。」（該書118頁，三聯版）

陳垣是轉變了，從他前半生經歷中，我們推不出他要轉變的必然結果，但他的轉變又是一個既存的現實。我們對他的轉變不必過分苛求，但也須保留一點懷疑的態度。當時陳垣69歲，儘管許多資料說他轉變之後，如何學習毛澤東的書和馬列主義，但有一個基本的事實不容迴避，就是一個年過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種新的思想？如果說能接受，那麼這與一個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況均不相符，陳垣的學術研究，走的是樸學一路，與政治無關，但誰選中了這個本與政治無關的人，讓他成為舊學者在新時代里轉變的典型呢？在日後的幾乎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陳垣都有積極的表現。他曾寫過一篇《思想改造在輔仁大學》的文章，將自己終身服務的大學說得一無是處，說自己：「長期為帝國主義服務，思想模糊，敵我不分……」（見《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上冊，人間書屋1952年）

如果按照當時的邏輯，經過思想改造運動之後，作為舊學者的典型，陳垣迎來了他自己的新時代，從治學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東西，從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馬列主義，他是學者，應該從此在學術上達到一個超越過去的新水平，雖然他已是一個老人，但他還沒有失去學術能力，他應該多為人們留下一些學術成果，但遺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學術生涯中，我們見到的多是這樣的文章：《斥奧斯汀侮辱中國人民》、《加強政治課程和時事學習》、《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遺志繼續前進》等等，陳智超說：「解放以來，他還寫作了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同上）陳垣過去的學術特點是以寫專著見長的，但後來卻沒寫一部專書，而應景的文章，要幾倍於這「二十多篇學術論文。」（劉乃和《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系年》，《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版1992年）是陳垣年齡太大了嗎？從他的健康狀況看，似乎不是。

令人感慨的是40年代末就幾乎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始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不僅沒轉變，還完成了《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和3大卷的《柳如是別傳》，「至文化大革命之難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幾篇文章，兩本專著，以及《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績，殊可驚嘆。」（汪榮祖《陳寅恪評傳》第166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陳寅恪雖然小陳垣10歲，但當時的身體狀況也不好。陳垣似乎適應了時代，但再沒留下了什麼傳世之作，而堅持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卻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陳垣的遺憾是時代造成的，但個人應當承擔多少責任，後人又該從這遺憾中得到些什麼啟示呢？我所見陳垣的資料不是很多，但從一本《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我能略窺他的個性，該書緊排着收有1935年戴傳賢和汪兆銘給陳垣的兩封信。

從信中得知，戴傳賢覆信是陳垣將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寄給他後的感謝信，當時戴傳賢是考試院院長。汪兆銘的信也是陳垣寄贈《史諱舉例》、《元西域人華化考》後的覆信，當時汪兆銘是行政院院長（見該書624、625頁）。從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陳垣是喜歡和政界要人來往的，這種個性，在他最終的轉變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學界對二陳的評價是：陳寅恪重志節而陳垣識時務，因此二人的命運也就截然不同。

人物紀念

故居

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晚清建築。位於廣東省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石頭村坑塘里，為單層平房，陳垣先生在此誕生和成長。

清末，陳垣祖父始建陳寧遠堂，多次擴建，有12間民居（12宅）、書館、太和堂、游泳池、自來水塔、花園、涼亭等建築。寧遠堂為廣東江門清代私家莊園，具有較高歷史價值。陳垣故居是陳寧遠堂的三宅，為清代磚石木結構民居，單層平房，一廳四房兩廊，廳前天井，建築面積141.8平方米。2002年，陳垣故居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為第四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相關傳記

北京師範大學編《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編《陳垣同志論著目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1982年。

暨南大學編《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

劉夢溪主編《陳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學者傳記叢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5月。

劉乃和周少川《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上下）》，遼海出版社，2000年10月。

陳智超、曾慶瑛編《陳垣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

劉乃和等編著《陳垣圖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孫邦《身等國寶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張榮芳《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陳智超、曾慶瑛《陳垣先生遺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

陳智超《勵耘書屋問學記》（增訂本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1月。

家庭

陳垣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石頭鄉，先祖為中原南逃難民；祖父名海學（1810年-1878年），是藥材商人，在廣州開設陳信義藥材行；祖母鍾氏、黃氏（1833年—1921年）。父親名維啟（1854年—1909年），也是藥材商人；陳垣的母親為周氏（1858年—1934年）；過繼父名維舉（1853年—1886年），實為三伯，過繼母為李氏（1857年-1947年）。

陳垣一生有三位夫人：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年僅十七歲的陳垣與鄰鄉篁邊的鄧澤如之堂侄女鄧珍安（1882年—1966年5月）成婚。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家鄉娶吳淑媛（1884年-1912年）為平妻。1913年，陳垣與徐蕙齡（1892年—1966年5月）結婚。兩人一起生活時間最長，直到1948年兩人感情不和而分居。

陳垣共有有十一名子女：其中桂辛、博、約之為鄧氏所生，仲益、利、讓、潛為吳氏所生，善、容、慈、冬為徐氏所生。

• 陳桂辛（1899年—？），長女。
• 陳博（1902年—1990年7月20日），長子，後改名樂素，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
• 陳仲益（1904年—1970年），次子，死於肺癆。
• 陳利（1908年—1932年），次女，死於肺癆。
• 陳約之（1909年—？），三子。
• 陳讓（1910年—1931年），四子，死於肺癆。
• 陳潛（1912年—1947年），三女，死於肺癆。
• 陳善（1914年—？），四女。
• 陳容（1916年—？），五子。
• 陳慈（1918年—？），五女。
• 陳冬（1921年—？），六女。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1. 北京師範大學編，《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2.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編，《陳垣同志論著目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1982年。
3. 暨南大學編，《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
4.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5. 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學者傳記叢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5月。
6. 劉乃和周少川，《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上下)》，遼海出版社，2000年10月。
7. 陳智超，曾慶瑛編，《陳垣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
8. 劉乃和等編著，《陳垣圖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9. 孫邦，《身等國寶 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10. 張榮芳，《近代之世界學者——陳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11. 陳智超、曾慶瑛，《陳垣先生遺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
12. 陳智超，《勵耘書屋問學記》（增訂本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11月。

前任： 馬鄰翼	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 1921年12月—1922年6月	繼任： 全紹清
教育職務
前任： 奧圖爾	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 1929年—1952年	繼任： 于斌 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
前任： 林礪儒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1952年10月—1971年6月	繼任： 王梓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