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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書勢

四體書勢

《四體書勢》是存世最早和比較可靠的重要書法理論之一,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有關當時的各種書體、書史的演變,以及一些書法家代表的情況資料,大都賴此書得以保存。《四體書勢》中,分為:古文、篆書、隸書、草書,並為四種書體論述其起源和一些遺事,加以對其進行評論。其篆書的勢贊記,為蔡邕撰寫;草書的勢贊記為崔瑗撰寫;而古文字的勢贊和隸書的勢贊為衛恆自己撰寫。這四種勢贊朴茂古雅,工力悉敵,可稱其傑出的構成。

概述

《四體書勢》一卷,是衛恆的書法理論著作,原文收入《晉書·衛恆傳》。

《四體書勢》一文,探討了漢字的構成、字形字體的演變,並對西晉以前的書法家進行了評論,指出他們在書法方面的得失。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對西晉以前的書法史的總結,也是我國書法理論的重要文獻。

作者簡介

衛恆(?-291),西晉書法家,字巨山,河東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人。

衛恆書法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惠帝時為賈后等所殺。他出生在一個書法世家,祖衛覬、父衛瓘、侄女衛鑠都是著名書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衛恆從小就喜歡書法。他任官之後,又主要從事於秘書性質的事務,長期抄寫文書,所以,練就了一手漂亮的草書和隸書。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說他:善草、章草、隸、散隸等書體,但見於世的,多是他的草書。唐李嗣真《書後品》稱他的書法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有餘,便媚詳雅。北宋《淳化閣帖》卷二收有他草書二行。衛恒生活在西晉統治者內部矛盾不斷激化的時期,在統治階級互相殘殺的「八王之亂」中,他和一家都死於這場鬥爭,他的書法墨跡也早已蕩然無從。「八王之亂」後,他得到平反,賜其諡號為「蘭陵貞世子」,肯定了他在書法藝術上的貢獻。

書籍簡介

《四體書勢》是一部書法體制論著,又名《四體書傳並書勢》,全書共有一卷。

《四體書勢》錄自《晉書,衛恆傳》。四體為:一、古文,二、篆書,三、隸書,四、草書。每體一論,各敘其起源,及名家遺事,分析名作,並各系之以贊語。其關於「古文」沿革之論述日:「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有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作者以為,文字之始於「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其後遂滋,稱為六義。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從而概述了漢字的起源。其闡述「篆書」之源流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着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又概述了「自秦壞古,文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和「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即隸書>、繆篆、鳥書),以及「漢祭酒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新,可得而論也」等。至於「篆法」則云:「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又逐一分析其師承及延伸,曰:「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善篆: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為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其概述「隸書」之形成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其敘述「草書」之源流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作品是對許慎《說文解字·序》的具體闡發,每論一體,總先引許說,其後又從書法的角度逐漸展開,一一分析品第,文末又均以辭賦短韻贊之。《篆勢》贊記為蔡邕作,《草勢》贊指為崔瑗作。古文《字勢》贊及《隸勢》贊可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但張懷璀認為《隸勢》贊系蔡邕所作,而徐堅《初學記》則以為鍾繇所作。四贊朴茂古雅,工力悉敵,可稱傑構。作品由「六義」到「六書」等概念的提出,既反映了儒家傳統文字觀念的局限,也開創了早期書學品評理論的先河,同時又標誌著書學從文字學的附庸而逐漸趨向獨立。它是我國書學史上並不多見的一部專門論述、品析各種書體的著作,也是早期書學理論成熟過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版本

傳世有《書苑菁華》本、《說郛》本和《佩文齋畫譜》本等,流傳較廣的是上海書畫出版社的《歷代書法論文選》本。

原文

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以戈為武,人言為信是也。轉注者,以老為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雲。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着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苯□以垂穎,山嵯峨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突出,若龍騰於川;渺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蹟,為六藝之范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着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漢祭酒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新,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善篆,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

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云: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效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協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遠而望之,若鴻鵠群游,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漈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范閒。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灑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捬,梁鵠乃益為捬,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雲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

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書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着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於世。作《隸勢》云: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從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郁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裂,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設張,庭燎飛煙。嶄岩嵯峨,高下屬連,似崇台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為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峰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仿佛若斯。

譯文

古代在黃帝之世,創立法制,建造事業。有沮誦、倉頡兩個人,開始創作文字,用來代替結繩記事,大概是看見了鳥跡而啟發了思想的緣故。因而孕育成形,就叫它"字",有六義呢。一叫指事,"上下"二字就是這樣;二叫象形,"日月"二字就是這樣;三叫形聲,"江河"二字就是這樣;四叫會意,"武信"二字就是這樣;五叫轉注,"老考"二字就是這樣;六叫假借,"令長"二字就是這樣。這指事的字,如畫一橫畫,在上面加一畫是"上"字,在下面加一畫是"下"字。象形的字,如"日"字圓滿,"月"字虧缺,就象它們的形狀。形聲的字,以部類為形,配以聲旁。會意的字,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就是如此。轉注的字,如用"老"字轉注"壽考"的"考"字。假借的字,是指數言同字,字聲雖各異,文意是相同的。

自黃帝到夏、商、周三代文字形體不改。到秦時用小篆,焚燒過去的典籍,古文就棄絕不用了。漢武帝時魯恭王毀壞孔子舊宅,得到《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當時的人已不再知道有古文了,就叫它蝌蚪書。漢代秘藏的典籍,很少有人見到的。魏初傳播古文的都出於邯鄲淳,恆祖父敬侯寫淳書體《尚書》,後來給淳看淳不能辨別。到正始年間,立三字石經,反而喪失了淳的筆法,因蝌蚪書有名聲,於是人們就效法它的形勢。太康元年,汲縣有人盜發魏襄王墓,得策書十餘萬字,按照敬侯所寫的書體,還有些相似。古文也有數種,其中一卷撰寫楚事的書跡最為工妙,我私下很喜歡它,所以竭盡愚鈍之思來讚揚它的美,愧不足以側身前賢之作,只希望以此保存古人書跡的形狀而已。古時沒有別的名稱,就叫它《字勢》吧!

黃帝的史官,沮誦、倉頡,觀察那鳥的足跡,開始創作文字。治理國家事務,頒布法律制度,王室的法令得以運用宣揚,質樸的內容與華美的形著明於世。及到殘暴的秦代,濫施權勢製造暴政,正道既已被泯滅,古文也隨着被棄絕不用了。魏文帝愛好古文化,當世傳播《九丘》、《三墳》,這是歷代都沒有傳播過的,所以真偽不分。偉大的晉代開創新紀元,弘揚正道布陳法規,天垂示其象,地光耀其斑斕的文采。斑斕的文采顯耀出來,燦爛呀這些文字,因聲會意,類物象形,很有法度。"日"處在君王的位置顯得充實圓滿而大度,"月"執掌臣的職責而虧虛一邊,"雲"像綿延屈曲的蛇一樣布在天,"星"則歷歷分明地舒放着輝光。"禾"茂盛的形狀因而下垂穗,"山"高峻的形勢而連着山岡;"蟲"爬行的樣子緩緩似在動,"鳥"昂頭企立似飛而未飛揚。

看那下筆濡墨,用心精純專一,筆勢平和形體均稱,行止沒有間隙。有的字恪守法度遵循規矩,筆勢轉折迴旋;有的變通不局限規則,根據字形的不同而相應權變。那曲筆如弓,直筆如弦。筆勢堅勁地崛起,像龍騰於江河;筆畫長長地下墜,像雨從天上降落。有和揮筆奮力,像鴻鵠高飛,超凡出眾而很美;有的筆勢奔放而又輕盈柔美,像流蘇懸着飾羽,富麗而又安靜。因此遠遠地看去,像清風激水,激起清波細浪。真是黃帝、唐堯時遺留的書跡,是六藝規模格局的創先,籀文篆文大概是它的子孫,隸書草書就是它的曾孫玄孫。目睹古文形體進行思考,感到不是言辭所能表述的。

過去周宣王時史籀開着《大篆》十五篇,有的與古文同,有的與古文異,世人稱之為籀書。到平王東遷,諸侯國各自為政,家與家政策不同,國與國政策不一樣,而文字也有不同的形狀。秦始皇開始統一天下,丞相李斯就增減文字,上奏罷去不合乎秦國文字的文字。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採用史籀《大篆》,有的略加簡化和改變,說是所謂小篆了。有人說下杜人程邈作衙吏時,得罪秦始皇,幽禁雲陽獄十年,在獄中改大篆,少的增加,多的減少,方的使它變圓,圓的使它變方。奏到秦始皇那裡,秦始皇很滿意他,放他出來做御史,要他審定文字。也有人說程所定的是隸書。

自從秦時毀壞古文,文字尚有八體: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蟲書,五是摹印,六是署書,七是殳書,八是隸書。王莽時,要司空甄豐校訂文字,改定古文復又有六書:一叫古文,就是孔子壁中書;二叫奇字,就是與古文有些不同的文字;三叫篆書,就是秦篆;四叫佐書,就是隸書;五叫繆篆,就是摹印的書體;六叫鳥書,是書寫在幡信上的書體。到漢祭酒許慎撰寫的《說文解字》,以篆書為正體,作為體式範例,是最新的,值得評論。秦時李斯號稱為工篆,諸名山題刻及銅鑄人像銘文都是李斯書寫。漢建初年間,扶風人曹喜擅長篆書,稍有不同於李斯,也還稱善。

邯鄲淳師法他,略達其妙處。韋誕師從淳而不及淳。太和年間,韋誕為武都太守,因為能書留補侍中,曹魏氏的寶器上銘文題署,都是韋誕的書跡。漢末又有蔡邕為侍中、中郎將,善篆書,採用李斯、曹喜之法,成為古今雜形,然則精密熟練就不如邯鄲淳了。蔡邕作《篆勢》云:文字的筆畫,開始是依據鳥獸足跡而來的。倉頡遵循聖人之意,創製文字作為大家的範本。篆書體式有六種,都精深微妙入神。或者像龜紋,或者像龍鱗,屈體放尾,長翅短身。筆畫下落如黍稷之穗下垂,筆畫積聚如蟲蛇之錯雜盤聚。有的像掀起了波浪,受到振動激盪;有的像鷹聳立身子,鳥顯得驚懼,伸頸張翅,勢必凌空飛去。有的筆畫向內輕捷下筆,交接於內部濃艷,筆跡似斷若連,像露珠順着線路下行,最後凝垂下端。

有的筆畫像隨從,倒懸在別的筆畫上;有些彼此平行,排列的很有次第;有的飄逸斜趨,不方也不圓。它們有的若行,有的像飛,行的徐緩,飛的遲慢。遠遠的看它們,像是一群鴻鵠在天空往來不絕,倘佯優遊。就近看看,有如湍急縈迴的流水,不可盡其源頭。計研、桑弘羊這些歷史上有名的最善計數的人也不能數出它們筆畫的曲折,離婁這樣歷史上有名的目光最亮的人也不能看出它們結字的間隙。公輸般、舜臣倕這樣有名的巧匠會舉手推讓而不敢稱巧,史籀、沮誦這樣著名的書法家和文字創造者也會拱手而擱筆。今安排典籍之篇目,鮮明美好可供觀賞。鋪陳華麗的文字於潔白精緻的細絹上,供學習書寫書藝的作為樣板。讚揚禮樂教化的豐富蘊含,稱頌此篆書作者之高大手筆。思念文字形體之俯仰有儀,我只舉其大略論之而已。

秦既用小篆,奏疏的事特別多,這種篆字難以寫成,就令服役的隸人幫助抄寫,叫隸字。漢沿用這種字體,惟有符璽、幡信、題署用篆書。隸書,是篆書的簡化。上谷王次仲開始作規範化的隸書,到靈帝好書,當時很多人會書法,而師宜官算是最優秀的,大的呢一字一丈見方,小的呢一寸見方可以寫一千字,因而甚是誇耀自己的才能。有時未帶錢到酒家飲酒,因而在牆壁上作書,請觀看者來付酒錢,計算錢付足了就把字塗抹掉。每作書完就將書寫的木片削碎燒掉,梁鵠就給他增加木片,給他酒飲,等他醉了就拿走木片。梁鵠終於因書法得到了選部尚書的官職。宜官後來做袁術的將領,今天巨鹿郡宋子縣有《耿球碑》,是袁術所立,其書跡很精美,說是宜官所寫。

梁鵠投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招求得到梁鵠。梁鵠是做選部官職的。魏武相給他洛陽令而他以為是北部尉,所以懼怕起來就自縛到軍門。魏武就任命他為軍假司馬,在秘書令以勤書奉獻力量,所以今天多有梁鵠的手跡。魏武帝將他的書懸掛在軍賬中,及用釘釘在牆壁上進行觀賞,認為勝過了師宜官,今天宮殿的題署多是梁鵠的書跡。梁鵠適宜作大字,邯鄲淳適宜寫小字,梁鵠說淳得次仲筆法,然則梁鵠的用筆,可說窮盡次仲的筆勢了。梁鵠的弟子毛弘受教於秘書令,今天流行的八分書都是毛弘的筆法。漢末有叫左子邑的,稍與淳、鵠不同,然也有名。魏初時,有鍾繇、胡昭二家為行書法,都從學於劉德升,而鍾氏稍有優異,然也各有其巧妙,今都盛行於世。作《隸勢》云:篆書的變通,是由於隸書,它減損繁文,從此就簡單易行。它的用途既然很大,摹寫物象又有法度,鮮明如星辰陳空,明盛如彩雲布天。它的大字一字一尋見方,小字細如毫髮,字體的大小要根據事情的情況來決定,沒有一陳不變的常制。有的高大寬宏,有的筆畫櫛比排列如針劃裂痕,有的坦平筆直,有的曲折錯雜,有的長斜撇掠如犀角一樣勁利,有的筆勢又迴旋屈折。筆畫長短相稱,字的形體不同而同樣有氣勢。有的重磔輕提,筆畫相離而筆勢不絕。

小波多點,排列在字中,像懸鐘的格架已經張設,像庭中照明的火炬已經點燃。有的介那峻岩坎坷不平又高下相連,像那高台連着重疊屋宇,又像那積聚的雲氣籠罩在山頭。遠遠看去,像是飛龍在天;就近察看,就感到心亂目眩,因為那筆畫奇姿變幻,叫人不能窮盡其筆勢的源頭。計研、桑弘羊這樣善計數的人也不能算出它的曲折 ,宰予、端木賜這樣善於辭令的人也說不清那莫測變幻的筆勢。為什麼草書篆書就足可稱道,而隸書就不予宣揚?是不是規模宏大難以看清,或者是奧秘不能傳播?我愉快地沉思詳盡地觀察,略舉大概論說罷了。

漢代興起後有了草書,不知作者的姓名。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草書。後來有崔瑗、崔寔,也都稱工草書。杜氏殺字很安妥,而書的形體稍瘦;崔氏甚得筆勢,而對字的結構安排和形勢布置略有疏忽。弘農張伯英,專門精練其巧,凡是家裡的衣帛,必先寫字而後漂洗。他臨近池邊學書,池水都黑了。他下筆必為楷模,常說:「匆匆忙忙沒有空作草書。」他作書的片紙都不見遺棄,至今世上非常珍惜他的書法,韋仲將稱他為「草聖」。伯英弟文舒,僅次於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一些人,都是伯英的弟子,有名於世,但遠不及文舒。有羅叔景、趙元嗣二人,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地方,而恃此自許,大家頗有些迷惑不解。所以伯英自稱:「我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也有名,然他雖與崔氏同州,卻不如伯英得他的筆法。崔瑗作《草書》云:文字的產生,開始於倉頡,他描寫那鳥獸蹄迒之跡,用來制定文字。及到後世,典籍越來越多;時世有許多不常見的事,政治有許多權變;官事荒蕪了,因為要抄寫文章。有很多輔佐書寫的隸人,刪簡過去的文字。

草書的寫法,大概還要簡略,順應時勢表明意思,用於傖促緊迫之中,功效加快,與篆隸同樣使用,愛惜了時間節省了精力,這些純粹是簡略方面的變化。為什麼一定要堅守古老的體式呢?觀看它的形象,低昂都有它特有的儀態形勢。方呢不合量方形的曲尺,圓呢不合量圓形的圓規。抑左揚右,看去像是傾斜的。像獸踮起腳鳥聳起身子。想要飛走離去;像狡兔突然受驚,將奔馳而未奔馳。有的(黑知)(黑主)點(黑南)地下點筆勢,形狀像是連珠,筆畫完了而而墨跡相連。蓄積壯氣心情悒鬱不快,縱放出來就會發生奇異的情景。有的像迫近深邃而恐懼戰慄,抵據高處面臨危難;旁點偏斜相附,像螳螂抱着枝條。筆畫完了要回收筆勢。有如將剩餘的線縷纏繞起來。有的如山蜂施放毒氣,沿着那罅隙進行;有的像那騰蛇入穴洞庭湖,頭進去了尾還垂在外面。所以遠看它們,那摧崩的氣勢呀像洶湧的波濤傾岸奔涯湊近去察看它們,一畫也不可易移。它的要妙之處,就在當其時其事而採取的適宜的做法。這裡略舉大概,仿佛就如此吧!

內容思想

衛恆的《四體書勢》,在文字的起源和漢字的構字方面,並沒有超出東漢許慎的認識,一本倉頡造字的說法,並完全沿襲許慎的「六義」之說,也認為漢字是通過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六種方式構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敘述字體由古文、篆書、隸書直到楷書、行書、草書的發展過程中,注意到漢字字形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的不斷簡化的規律,以及這種變化發展的社會原因。他在《四體書勢》中說,秦以前的籀文,字體繁難,再加六國分裂,文字各異,難以識認,所以到秦國統一,由李斯作《倉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趙高作《愛歷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成為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日隸宇」。「隸書者,篆之捷也」。

這就是說,隸書是篆字的簡捷寫法,所以有篆字向隸書的轉化,是當時用字繁多,篆書很難適應各種詔令奏議的書寫。正因為隸書的簡捷易書,因而,「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說明了隸書逐漸代替篆字而大行於世的原因。草書、楷書代替隸書而興起,也經歷了一個自身發展演變的過程。在《四體書勢》中,衛恆引東漢崔瑗的《草書勢》加以說明,崔璦在這裡說,隸書是對前此字形的簡化,而「草書之法,蓋又簡略」。其所以有這樣—個簡化的過程,是因為「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應時諭指,用於卒迫」,繁重的抄寫任務,不得不使人變化筆勢,以求其迅捷。可這樣一來,大家都感到草書寫起來, 「兼功並用,愛日省力」,逐漸成為習慣,反倒覺得字體就不一定拘泥於古式了.

對於字形字體的發展變化規律,衛恆的總結無疑是正確的,儘管他引述了別人的觀點,說明他對這種看法是贊同的。從這些議論中,也能夠使人們了解到漢字字形發展的大致輪廓。除了這些之外,衛恆在《四體書勢》中還對篆、隸、行、草等各體書法家的書法藝術作了比較,真正把書法提高到藝術上來。在秦的小篆的書寫藝術上,他認為當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漢朝,有扶風人曹喜也善寫篆體,其筆法與李斯少異:曹魏時期以曹喜為師而寫篆體的是邯鄲淳,他善於領略篆書的精妙之處,篆書寫得很似曹喜;而韋誕以邯鄲淳為師,寫得卻不及邯鄲淖。至於東漢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他認為,蔡邕所說的篆體「形要妙,巧入神」,應該是篆體的精髓,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達到藝術的高度。

談到楷書、行書,他推崇東漢師宣官的楷書,說他的楷書「大則—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有筆法:而梁鵠暗暗模仿他的筆法,又勝於師宣官。至於行書,他也讚揚曹魏時鐘繇的書法。

對於草書體的書寫,他更有較詳細的評述。他認為,東漢時期的杜度、崔璦、崔寔,都善寫草書,「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而草書最稱精巧者,要數弘農的張伯英,他「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室其書」,因而號為「草聖」。張伯英弟子很多,但沒有一個比得上他。與張伯英同時期的其他草書家,都不如張伯英得草書之法。

衛恆的上述這些議論,概括了西晉以前書法發展的情況,在今天看來,因為魏晉墨跡殆盡,就更顯得它的寶貴。同時,在《四體書勢》中,他也引用魏晉以來一些書法家對各種字體筆法的闡述,形象而生動地層示了篆、隸、行、草各種書體的筆法勢態,給人以一種美的享受,因為到了西晉,現行的所謂真、草、隸、篆等字體已經形成,各種字體的書法家紛然出現,使得這一時期的書法藝術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所以,他對這一時期的整個書法藝術特別讚賞,說是「籀篆益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宜。」[1]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