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耆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宗室耆英（1787年3月21日－1858年6月29日），愛新覺羅氏，字介春，隸滿洲正藍旗，多羅勇壯貝勒穆爾哈齊六世孫，嘉慶朝東閣大學士祿康之子。耆英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歷官內閣學士、護軍統領、內務府大臣、禮部、戶部尚書、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文淵閣大學士。後因欺謾之跡，為王大臣彈劾，咸豐帝賜自盡。[1]
生平簡介
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任盛京將軍。1842年1月，改調廣州將軍。時值中英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據廣州，便陷浙東定海、鎮海、寧波諸城，奕山、奕經相繼挫敗，兩江總督裕謙殉難。2月，清廷乃改調耆英為杭州將軍，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軍求和。7月24日，英軍闖入南京下關長江江面，耆英率同伊里布等，與英國全權代表樸鼎查（Sir Henry Portinger），簽訂南京條約。8月15日，復簽訂善後章程，作為解決兩國間問題細則。1843年2月，清廷特授耆英為兩廣總督，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管轄五口通商事宜。五月，耆英與樸鼎查會於香港，交換批准之南京條約，並議定五口通商章程，凡兩國間商務及納稅事項，與領事裁判權及兵船停泊等條款，均有詳細規定。 1843年，耆英再任欽差大臣，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規定英人享受最惠國待遇。耆英不明國際常識，所訂條約中國喪失利權甚多。 1844年，耆英任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務，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與瑞典簽署了《中瑞廣州條約》。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四月，英法聯軍陷大沽砲臺，清廷一面命桂良、花沙納赴天津和議，戒其不得輕允英法要求；一面以大臣交薦，復起用耆英以侍郎銜赴天津會同辦理交涉，從中轉圜，擇其無關緊要之條件酌予通融。談判期間，英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取出當年耆英在粵督任內欺瞞清廷詆毀英人之奏疏，以窘辱之，耆英知在津無益，不候諭旨逕回北京，文宗以其畏葸無能，不顧大局，交宗人府會同刑部嚴訊，旋定為擬絞監候，理藩院尚書肅順素憾耆英，奏請即行正法，奉旨賜令自盡。英法聯軍之禍，首開於廣州入城之隙，而耆英實有以致之。
史書文載
宗室耆英，字介春，隸正藍旗。父祿康，嘉慶間官東閣大學士。耆英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道光二年，遷理籓院侍郎，調兵部。四年，送宗室閒散移駐雙城堡。五年，授內務府大臣，歷工部、戶部。七年，授步軍統領。九年，擢禮部尚書，管理太常寺、鴻臚寺、太醫院，兼都統。十二年，畿輔旱，疏請察吏省刑，嘉納之，授內大臣。
十四年，以管理步軍統領勤事，被議敘。歷工部、戶部尚書。十五年，以相度龍泉峪萬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廣東、江西按事。十七年，內監張道忠犯賭博，耆英瞻徇釋放，事覺，降兵部侍郎。尋出為熱河都統。十八年，授盛京將軍。詔嚴禁鴉片，無論宗室、覺羅，按律懲治。疏請旗民十家聯保，以憑稽察。二十年，海疆戒嚴，疏請旅順口為水路衝衢，當扼要籌備。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後游弋山海關、秦皇島等處，錦州、山海關皆設防。
二十二年正月，粵事急，琦善既黜，調耆英廣州將軍，授欽差大臣，督辦浙江洋務。因御史蘇廷魁奏英吉利為鄰國所破，詔促耆英赴廣州本任，乘機進剿，尋知其訛傳，仍留浙江。五月，吳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蘇相機籌辦。英兵已入江，越圌山關，陷鎮江，踞瓜洲，耆英與揚威將軍奕經先後奏請羈縻招撫。七月，英兵薄江寧下關，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煙價、商欠、戰費共二千一百萬兩，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及劃抵關稅、釋放漢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駁詰之。英兵突張紅旗，置炮鍾山上臨城，急止之，遣侍衛咸齡、江寧布政使恩彤、寧紹台道鹿澤良，偕伊里布家丁張喜，詣英舟，許據情奏聞。宣宗憤甚，大學士穆彰阿以糜餉勞師無效、剿與撫費亦相等為言，乃允之。耆英等與英將璞鼎查、馬利遜會盟於儀鳳門外靜海寺，同籤條約，先予六百萬，餘分三年給，和議遂成。九月，英兵盡數駛出吳淞，授兩江總督，命籌辦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欽差大臣，赴廣東議通商章程，就粵海關稅則分別增減，各口按新例一體開關，臚列整頓稅務條款，下廷議施行。又奏美利堅、法蘭西等國一體通商，允之。美國請入京瞻覲，卻不許。二十四年，調授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協辦大學士，留總督任。比利時、丹麥等國請通商，命體察約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殫心竭慮坐鎮海疆，被議敘。疏上練兵事宜，繕呈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請下各將軍督撫置諸座右。英國請於西藏定界通商，諭耆英堅守成約，毋為搖惑。
故事，廣東洋商居住澳門，貿易有定界，赴洋行發貨，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寧和議有省城設立棧房及領事入城之約，粵民猶持舊例，愬於大吏，不省，乃舉團練，眾議洶洶，不受官吏約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將入城，粵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復至，耆英遣廣州知府餘保純詣商，粵民鼓譟，安撫乃罷。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貽書大吏誚讓，群情憤激，不可曉諭。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堅，耆英謾許兩年後踐約，始退，自請議處。諭嚴為防備，務出萬全。耆英知終必有釁。
二十八年，請入覲，留京供職，賜雙眼花翎，管理禮部、兵部，兼都統。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命赴山東查辦鹽務，校閱浙江營伍。三十年，文宗即位，應詔陳言，略曰：「求治莫先於用人、理財、行政諸大端。用人之道，明試以功。人有剛柔，才有長短。用違其才，君子亦恐誤事;用得其當，小人亦能濟事。設官分職，非為眾人藏身之地。實心任事者，雖小人當保全;不肯任怨者，雖君子當委置。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說，無裨時務，泥古之論，難合機宜，財非人不理。今賦額四千餘萬，支用有餘，不能如額，以致短絀。致絀之由，非探本窮源，不能通盤清厘。與其正賦外別費經營，不如於正賦中核實籌畫。」疏入，特諭曰：「身為端揆，一言一動，舉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陳，持論過偏，顯違古訓，流弊曷可勝言。」傳旨申飭。耆英不自安，屢稱病。是年十月，上手詔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狀，斥「耆英在廣東抑民奉夷，謾許入城，幾致不測之變。數面陳夷情可畏，應事周旋，但圖常保祿位。穆彰阿暗而難明，耆英顯而易見，貽害國家，其罪則一」。猶念其迫於時勢，從寬降為部屬。尋補工部員外郎。
咸豐三年，粵匪北犯，耆英子馬蘭鎮總兵慶錫奏請父子兄弟同赴軍前，命耆英隨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餉予四品頂戴。五年，慶錫向屬員借貸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職圈禁。
八年，英人糾合法、美、俄諸國兵船犯天津，爭改條約，命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馳往查辦。巡防王大臣薦耆英熟悉情形，召對，自陳原力任其難，予侍郎銜，赴天津協議。初耆英之在廣東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決，一意遷就。七年冬，廣州陷，檔案為英人所得，譯出耆英章奏，多掩飾不實，深惡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見，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於是欺謾之跡益彰，為王大臣論劾，嚴詔逮治，賜自盡。
論曰：罷戰言和，始發於琦善，去備媚敵，致敗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負重之心，無安危定傾之略，且廟謨未定，廷議紛紜，至江寧城下之盟，乃與耆英結束和議，損威喪權，貽害莫挽。耆英獨任善後，留廣州入城之隙，兵釁再開，浸致庚申之禍。三人者同受惡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2]
整頓朝政與耆英之死
「治亂世，用重典」，這是中國的傳統政治理念與經驗。肅順等人不可能超越歷史，他們治國理政、起衰振弱的一個重要方法，仍不外是大刀闊斧地整飭吏治，革除政治弊端。這不但適應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且完全符合咸豐帝繼位之初銳意興革、勵精圖治的進取精神。
咸豐帝在肅順等人的贊輔之下，將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傾排異己、遇事模稜的前朝重臣，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又嚴懲了道光朝的另一重臣武英殿大學士耆英。在如何懲處耆英的問題上，肅順的態度特別強硬，甚至有許多人認為肅順太過分了。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損失了許多利權，作為直接辦理對外交涉的清廷大員耆英，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當時朝野上下多目其為畏葸(ｘ?)媚外，甚至是裡通外國的賣國賊。
其實，如何認識、處理中外關系，不但是擺在當時清廷上下各級官員面前的新問題，而且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貪婪本性使然，處理解決中外關系和矛盾，也極具復雜性和艱巨性，決非如局外人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容易，認為隻要堅決抵抗就一定可以戰勝外國侵略者。然而，要想振奮人心，震聾發聵，就必須殺一儆百。
咸豐帝即位不久，即親筆朱諭歷數耆英「畏葸無能」、「抑民以奉夷，罔顧國家」、「喪盡天良」、「貽害國家」等罪狀，將其從正一品降為五品頂帶，以六部員外郎候補，這還是「從寬」處理。耆英受到咸豐帝的罷免之後，心中並不服氣，竟公然書寫楹聯：「先皇（道光帝）隆褒，有膽有識﹔時皇（咸豐帝）罪過，無恥無能」，藉此發泄心中的不滿與憤懣。小鬼罵城隍，豈不是找死嗎？在當時的專制制度下，耆英如此大膽，確為尋死之道。八年後，耆英被賜自盡而死。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咸豐八年初夏，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不久兵抵天津，京師震驚。咸豐帝急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趕赴天津議和。桂良、花沙納從未辦理過對外交涉，面對英法侵略者的蠻橫態度，恃強要挾，竟至一籌莫展。巡防大臣惠親王綿愉以耆英較為熟悉外國情形，且為外國人所信任，上奏咸豐帝「棄瑕錄用」，耆英本人也表示願意「力任其難」。咸豐帝遂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侍郎銜。耆英萬萬也不會想到，由此，他走上的不是重新從政崛起的光明坦途，而是通往黃泉冥府的不歸之路。當時，咸豐帝的如意算盤是，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應英法提出的一些條件，如英法表示滿意，即可簽約議和﹔如英法仍不滿意，可由耆英「再行允准幾條」，這樣，外國人或許即可就我范圍滿意簽約。或者由桂良、花沙納對英法提出的各種要求先行拒絕，然後再由耆英出面調和轉圜。
但是，英法議和代表，不但不對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反而對其表示出特別的不滿與鄙視。原因是他們攻佔兩廣總督衙門後，繳獲了一些清廷官方檔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報告其如何欺矇、敷衍、控馭「外夷」的奏摺。在議和過程中，英國人拒絕與耆英會面，並拿出耆英的奏摺，交給桂良、花沙納等閱看。耆英當時被搞得狼狽不堪，窘困異常，無法繼續參與對外議和談判，便離開天津返回北京。按照耆英的說法是，此次對外議和，事關機密，且外國人耳目眾多，不能以書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須親自回京向咸豐帝報告。桂良、花沙納也認為英法對耆英頗為不滿，他們對耆英的鄙視、報復，事關清廷尊嚴，奏請咸豐帝允准耆英進京面陳夷情。
但是耆英在未獲咸豐帝允准之前，即擅自離開天津返回北京。咸豐帝聞訊後大怒，以耆英辦理夷務，實屬畏葸無能，於大局未定之時，「不候旨擅自回京……實屬自速其死」，命僧格林沁將耆英鎖拿進京。惠親王綿愉亦因保舉不當，自請處分，同時奏請將耆英審訊後即行正法。咸豐帝命恭親王奕?、惇親王奕?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共同審訊耆英。
恭親王奕?等人從大清律例角度出發，認為，耆英不候諭旨即自行回京，確屬冒昧糊塗，不合情理。但是，耆英並非統兵將帥，而且其回京也是擔心撫局決裂。遍查大清律例，並沒有對清廷大員無旨擅自回京應作如何懲處的專門條文，因此奏請咸豐帝，將耆英定為絞監候。但是，時任理藩院尚書的肅順則從振刷政治的角度出發，上奏咸豐帝：耆英的供詞多為巧飾之詞，並無不可在奏章內奏陳的機密之事，顯然是「居心巧詐」，對於這樣的畏葸無能者，應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國法。最終，咸豐帝下令耆英自盡。有不少人認為肅順堅決主張處死耆英，難免有挾嫌報復的成分。不過，這種說法難以服人。因為他們並未說明肅順與耆英有何個人的恩恩怨怨﹔況且，不但惠親王綿愉在此之前曾奏請將耆英即行正法，即是咸豐帝也已定下了耆英「實屬自速其死」的基調。無論是咸豐帝也好，肅順等人也罷，他們之所以要罷斥穆彰阿、處死耆英，主要是治亂世用重典，亟欲振刷政治，整頓吏治的政治需要，希望朝廷上下由此而振作起來，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國勢。 [3]
耆英實際上也死在了肅順手上
肅順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無比的優越感，如果說耆英以敢說而著稱，他肅順就是以敢幹而著稱，並且耆英實際上也死在了肅順手上。
肅順在四十二歲時(咸豐七年，1857)，成為大清王朝既年輕又有實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書，兼都統。他的威力之大，無法細說，但僅就他的親哥哥鄭親王端華對他的附和，足見一斑；另一位親王，怡親王載垣也堅定地與他結成政治同盟。
時當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豐皇帝命有關部門議罪。起初判的是秋後絞死，但肅順堅決不同意，上疏要求將耆英立即正法。咸豐皇帝怪他「其言過當」，算是批評，然而總究還是採取了彈性處分:現在殺，但不砍頭，讓耆英自盡。[4]
以他命名的事物
- 耆英號，一艘中國帆船，曾創下中國帆船航海最遠的紀錄
參考資料
-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列傳一百五十七·宗室耆英傳